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与现代中国的民族建构
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参与建构新的民族国家，主要通过在文学作品中塑造各种“中国形象”的方式来进行。20世纪中国历史上，在晚清、“五四”时期、20世纪30年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20世纪80年代等民族建构的关键时期，文学、艺术领域均涌现了大量的“中国形象”书写。这些时期里，作家、诗人、艺术家、翻译家们从不同角度去书写、想象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使“天朝上国”的中国形象遭受致命打击以来，“何为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竞相探索的百年命题，如何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来重建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新形象成了现代中国人为之奔走呼号的世纪工程。作为这项探索工程的一部分，20世纪中国文学自觉地承担起一个使命：以巨大的激情与丰富的想象力去重建中国形象。对中国形象的反复寻找、表述或者重建，成了一个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纪性传统与主题。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这一“中国形象”主题，包含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显然，中国形象在这里成了与中国的民族国家和文化的总体危机及复兴大业相联系的重大问题……这种中国形象正是危机中的现代中国人对于未来新中国的一种审美与文化想象。”（王一川，1997：2）正是借由这种中国形象，20世纪中国文学参与了现代中国的民族建构。
晚清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清朝政府任人宰割的现实使晚清知识分子将复兴民族与国家的理想倾注到文学中，纷纷在文学作品中构想“新中国”，形成了一次中国形象浪潮。将中国喻为“睡狮”或“醒狮”的说法一度流行于晚清社会[12]。梁启超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1903）中建构了一个理想的君主立宪制中国。陈天华在小说《狮子吼》（1905）中则以“混沌国”喻指衰败落后的中国，想象出一个位于东海舟山群岛的“民权村”，在那里造就了一大批足以担当光复中华重任的西方式文武双全的英雄。洋务派官员刘鄂的《老残游记》第一回以大海上一艘遍体鳞伤、即将倾覆的破船象征破败的中国，而老残等以西式罗盘去拯救破船，这体现了刘鄂的洋务运动方案。晚清翻译小说建构的中国形象，亦是衰败、落后、腐朽不堪的。例如，笛福（Daniel Defoe）的小说《鲁滨逊漂流续记》（The 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由于涉及中国形象，在晚清曾备受瞩目，出现了三个中译本。三个译本通过各种手段翻译源文本的中国形象，晚清译者依据自己的判断与对现实的考察重新建构了晚清语境下的（中国）国民性话语，着重挞伐了中国人的懦弱与奴性，以激励国民、救亡图存（崔文东，2010：23）。
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20世纪中国文学出现了中国形象的第二次高潮，否定的中国形象大量出现在“五四”文学中。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等作品中的“吃人”梦魇、封闭窒息的“铁屋”等，成了病态中国的隐喻形象，传达了鲁迅对中国的冷峻批判与对未来新中国的深切呼唤。诗人和小说家蒋光慈在《哀中国》（1924）中感叹道：“我的悲哀的中国！我的悲哀的中国！你怀拥着无限美丽的天然，你的形象如何浩大而磅礴！……但是现在啊，江河只流着很呜咽的悲音，山岳的颜色更惨淡而寥落。”（蒋光慈，1924：391）“五四”文学中所出现的这类否定的中国形象与“五四”激烈反传统与思想启蒙的潮流密不可分。“五四”文学中否定的中国形象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以西方文化为模式重新建构中国的诉求与“西化”的文化主张。
“五四”高潮过后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重、对中国现实的失望和对它的美好未来的期待，使得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当中出现了否定与肯定这两种彼此对立的中国形象。闻一多的《死水》（1928）以令人愤怒而绝望的“死水”比喻中国。与这一否定的中国形象不同，沈从文在《萧萧》（1930）、《边城》（1934）等一系列小说中所展示的，则是远离现代城市喧嚣的纯美、宁静的乡土中国。左翼文学的代表作、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1930）则建构了一个农民阶级奋起反抗封建压迫、积极进取的革命中国形象。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当中的中国形象与20世纪30年代《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具有互文性关联，本书将在第五章第二节详细论述。
20世纪50年代初至20世纪60年代前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兴起，中国文学中诞生了全新的中国形象，充分展现了一个以社会关系公有化和社会生产现代化为主要标志的新中国形象。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启蒙的逐渐深入，按照西方文化的规范重建中国、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评与反省成为时代思潮，整个中国文学、文化界都将寻求新的中国形象放在了焦点位置，否定的中国形象再次涌现。例如，“改革文学”（《乔厂长上任记》和《沉重的翅膀》等）致力于探寻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它们开出的药方就是文化与思想启蒙、向西方学习。
综上所述，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当中反复出现的中国形象，正是危机当中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中华民族”的认知与文化想象，是知识分子用于想象民族的文化符号。现代中国人基于不同的利益、认知与期望，对“中华民族”应有的形貌产生了差异悬殊的想象方式，对民族的表述与叙事各有不同，这些形形色色的中国形象昭示了中国人对民族国家未来命运的关注以及重建民族的理想。在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所承担的这一民族建构的历史使命中，《大地》中译本占据了重要位置。《大地》的中译实质上是中国人对民族自我形象的重新建构，是中国人在西方“他者”的提示下对民族自我所进行的创造性的认知与审美。也就是说，《大地》的中译参与了现代中国的民族“共同体”与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
中国文学与现代中国的民族建构、民族国家建构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对于这一问题，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早在他们1985年的文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民族意识》中进行了讨论。他们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现代民族文学”（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1985：69）。但中国文学与民族国家何时开始发生关联、文学怎样参与现代国家意识的生产，这些问题尚未进入三位作者的视野。李欧梵1993年在我国台湾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国际研讨会”所做的专题演讲中指出，晚清以来的中国新文学，配合晚清报业所开创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未来中国的“文化想象”。他认为，从梁启超以来，晚清和“五四”小说所承担的任务是“建构、想象新的民族国家”（李欧梵，1995：12-15）。刘禾1999年在《语际书写》一书中更是明确指出：“‘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刘禾，1999：191）此后，“民族国家”逐渐成为研究现代文学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角度。耿传明（2002）、旷新年（2003）、倪伟（2003）、张翼（2009）等论著都对这一角度进行了深入挖掘。刘禾认为，“由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具体表现为：“现代文学一方面不能不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是替民族国家生产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基地。”（刘禾，1999：191，193）也就是说，现代文学作为一种特殊方式或者从一种特殊角度在对“民族国家”进行建构。例如，“五四”文学中“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就把文学创作推向了民族建构或民族国家建构的前沿，体现了民族国家话语对文学的影响。因此，“对现代性进行思考和肯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理论，这使汉语的写作和现代国家建设[13]之间取得了某种天经地义的联系”（刘禾，1999：212）。
根据李欧梵与刘禾有关现代文学的任务是建构民族国家的思想，笔者认为，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一定程度上也是“民族国家的产物”，文学翻译从一种特殊角度参与了“民族国家”的建构。如果说“汉语的写作和现代国家建设之间取得了某种天经地义的联系”，那么译入汉语的翻译作品和现代国家建构、民族建构之间同样紧密相连。无论是严复、梁启超等晚清译者，还是鲁迅、陈独秀等“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者，均将翻译视为开启民智、救亡图存、振兴民族的出路。对中华民族而言，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关系民族存亡的时代，而20世纪80年代则是一个与“五四”时期遥相呼应的“新启蒙时代”，均为关乎民族建构、民族国家建构的关键时期。本书所研究的四个《大地》中文全译本正是产生于这两个时代，本研究将分析、讨论它们与其产生时代的民族建构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