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本书以笔者于2011年在香港浸会大学完成的翻译学博士论文为基础撰写而成，部分内容已于2012—2016年发表于《翻译季刊》（香港）、《外国语》、《上海翻译》、《山东外语教学》、《东方翻译》、《民族翻译》等学术期刊。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本人师从谭载喜教授与邱伟平博士。谭教授既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治学严谨、博学多才、造诣精深，指导学生更是无微不至、循循善诱。他为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仅为我批改的各种论文、开题报告、研究计划，摞积起来就有一尺多高，见证着我在恩师的搀扶下走过的每一步。注视着这些布满各种批改记号的论文，心中对恩师的感激与崇敬实难言表！我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恩师的悉心栽培。这点点滴滴，我将铭记在心，终生不忘。谭教授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对学生的爱护，亦为我树立了为人师表的典范与楷模。邱博士理论功底扎实深厚，译笔更是精彩妙绝，让我钦佩不已。邱博士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指导，特别是在理论框架部分提出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建议；同时他待人热情、和蔼可亲，在我的研究陷入困境之时，总能用他那幽默风趣的话语与英武帅气的笑容鼓励我，使我得以顺利完成学业。

我要感谢张佩瑶教授的授课和对我博士论文进展的关心。张教授的《西方翻译理论》与《中国翻译话语》等课程让我受益匪浅，她在中西翻译理论方面的深厚造诣与独到见解为我的研究开拓了广阔的视野。张教授为中国翻译理论走向世界、平等与西方对话所作的贡献也让我钦佩不已。感谢可敬可爱的黎翠珍教授对我的无限关怀。每每见到因学习而愁眉苦脸的我，黎教授总会用她那可爱的招牌式微笑与睿智、极富生活智慧的话语开导我，虽然只是简短的几句话，但常让我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衷心感谢杨慧仪博士、黎子鹏博士、梁倩雯博士、Robert J.Neather博士、Stuart C.F.Christie博士对我学习的帮助与生活的关心。特别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岭南大学张南峰教授，以及张佩瑶教授、杨慧仪博士对本研究提出的宝贵意见。

感谢“The 2009 Nida School for Translation Studies”的全体专家与学员，他们的建议以及与他们的交流使本书获得了更广阔的国际视野，让我获益良多。特别感谢Edwin Gentzler、Theo Hermans、Vincente Rafael、Christiane Nord等对本研究的认可与热情指导。Gentzler教授对本研究的喜爱与建设性看法让我非常感动，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感谢Dirk Delabastita教授，他在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访问期间，给予了我多次长达数小时的指导，为我解决了不少困惑与难题。同时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王宏志教授、湖南师范大学黄振定教授对我的帮助。我的硕士导师武汉大学刘军平教授一直非常支持、鼓励我的研究，在此深表谢意。

感谢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和该会裴伟理事，裴理事为我的数据搜集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帮助。多位赛珍珠研究专家对本研究提供了热情指导，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逢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郭英剑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姚君伟教授等，在此一并谢过。还要感谢在浸会结识的同学与好友对我的关心，感谢师姐邵璐博士和龙明慧博士，感谢同窗倪秀华、梁梓信、陆志国、辛广勤等，感谢好友范一亭、李晶、贺志勇、叶淑兰、杜梅、赵文娟等，感谢他们与我一起走过这段岁月。

最后，我想将最诚挚的谢意献给我的家人。父母多年来含辛茹苦将我们姐弟三人抚养成人，即使穷尽一生我也无法回报父母恩。父亲一生背负作为“知青”的遗憾，谆谆教导我们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是我心中永远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路。我的先生梁正平博士为本研究付出了大量心血，我有任何一点新的想法，他都是第一位倾听者、批评者，感谢他的爱与包容，感谢他这么多年与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梁志芳

201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