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形象建构主体的《大地》中译者

本章第一节已指出，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至30年代上半期，中国存在三种主要的“自我—他者”关系模式：偏向自我的左翼思潮与民族主义，偏向他者的“全盘西化”论，以及试图在自我与他者之间保持平衡的“东西文化调和折中主义”。而这些模式也代表着这一时期中国存在的三种民族建构的路径或方向。译者作为中国形象的建构主体，他们对民族“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认识，直接决定了他们在《大地》译文中如何重新建构中国形象，这一中国形象也正是他们有关中华民族建构诉求的直接体现。20世纪30年代的《大地》中译者对民族“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看法，与这一时期中国存在的三种主要的“自我—他者”关系模式一致：译者由稚吾有比较明显的左翼倾向，主张以民族自我为本位、通过整合自我的精华来完成中华民族的重建；译者胡仲持则秉持“东西文化调和折中主义”，试图通过融合“自我”与“他者”的优良元素来重建中华民族；译者张万里则具有“全盘西化”倾向，试图完全以西方“他者”为模式来实现民族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