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自我—他者”关系的产物

形象产生于“自我—他者”的辩证关系之中，是不断协商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结果，是在自我与他者相互参照、对比的过程中生成的。形象本身是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文化表述。自我与他者的划分是形象生成的基础：他者是群体得以自我界定的必要参照；自我则通常首先作为他者的反面呈现出来。正如巴柔所说，“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孟华，2001b：155）。既然形象根源于对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认识，是对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化表述，那么形象就应当被置于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来研究。莫哈指出，对异国形象的研究从根本上讲实际上就是对“自我—他者”对应关系及其各种变化形式的研究（段映虹，2001：225）。形象研究可以揭示形象建构过程所体现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自我与他者的矛盾与冲突。

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相互依存的关系集中体现了“自我—他者”关系在形象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对他者的描述与自我看法相互补充，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相互依存（Syndram，1991：189）。一个社会在审视和想象他者的同时，也进行着自我审视和反思。正如狄泽林克（Hugo Dyserinck）所说：“每一种他者形象的形成同时伴随着自我形象的形成。”（王晓珏，2001：168）这就是说，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是孪生关系，两者相辅相生，他者形象犹如一面双面镜，一面照见别人，一面照见自己。他者形象可以反作用于自我形象并或多或少地修正自我形象（方唯规，2007b：52）。巴柔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尤为深刻：“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他者形象都无可避免地表现为对他者的否定，对“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这个“我”想言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孟华，2001b：157）。同样，自我形象也是在与他者对照的情况下产生的，通过他者认识自我。“任何文化的自我形象都是在与他者形象或对他者的描述进行对比的情况下建构而成的。”（Carbonell，1996：86）自我形象与自我认识总是在与他者形成的镜像关系中、在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对比关系中完成的。

《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是中国人建构的一种民族自我形象，这一自我形象同样是在“自我—他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中生成的，是自我（中国）与他者（西方/美国）相互参照比较的结果，是对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表述。“自我—他者”关系是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的，由“自我—他者”关系所构成的自我认识也会随之变化。对《大地》中译而言，由于20世纪30年代与20世纪80年代的“自我—他者”关系（即中西方关系）不同，中国人对民族自我的认识不同，因此这两个时期《大地》中译本所建构的民族自我形象也会随之不同。《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是“自我—他者”关系（中西方关系）的文学表述，而不同时期中译本所建构的中国形象的差异则是中西方关系动态变化的直接表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的历时特点，体现了中国人自我认识的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