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左翼文艺的译者由稚吾

由稚吾，原名由宝龙，由稚吾为其笔名。20世纪30年代初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在上海世界书局担任编译。他还创办、主编过以刊载译文为主的大型文学期刊《文艺时代》。抗战期间南京沦陷后，他辗转来到昆明，在号称“远东第一影院”的昆明南屏大戏院担任英文秘书，负责译介外国影片、和外商公司接头、恰租影片等工作^[13]。

由稚吾的文学翻译活动主要在他20世纪30年代任职于世界书局期间展开。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其译著有以下五种：《王尔德童话集》（1932）、《青鸟》（1933）、《墨索里尼》（1933）、《世界文学史》（1935）、《大地》（1936）^[14]，前四种均由世界书局出版。据初步统计，由稚吾共发表过各类译文16篇^[15]，其中9篇译自苏联，3篇译自瑞典，这些译文发表于1930—1937年。虽然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由稚吾为“左联”盟员^[16]，但从他的翻译选材与发表的文学评论文字等方面来看，由稚吾参加过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而且对左翼文艺思潮是认同并支持的。

首先，从其翻译选材来看，由稚吾的翻译活动具有明显的左翼倾向。他的译文一半以上译自苏联，其中包含多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章。其中5篇译自俄国象征主义领袖、苏联早期文化教育战线重要领导人勃留索夫^[17]（V.Bryusov）。另外有2篇来自苏联重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李夫希茨与谢莱（今译希里尔），分别为《卡尔艺术论的展开》（1937）与《恩格斯论文学》（1937）^[18]。由稚吾所译的这两篇马克思主义文论对当时的左翼文学运动产生过一定影响（张大明，1992：156-157）。其次，从由稚吾译文所刊载期刊的性质来看，它们绝大部分是支持左翼文艺运动或刊登了不少左翼作家和其他进步作家作品的刊物。例如，刊发了鲁迅多篇文章的《北新》，积极报道左翼文艺运动动态、由“左联”盟员叶灵凤与潘汉年^[19]任编辑的《现代小说》，前期刊发了大量左翼作家和其他进步作家作品的《现代》等。由稚吾还有译文发表于“左联”的机关刊物《译文》。再次，由稚吾曾公开支持“左联”领导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左联”的另一机关刊物《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曾就“文艺大众化”^[20]问题征询意见，有26人（包括郭沫若、郁达夫、由稚吾等）回答支持文艺大众化，他们的看法汇集为《我希望于大众文艺的》一文刊于该刊第2卷第4期（1930年5月）。由稚吾在该文中指出，《大众文艺》应该成为一般读者大众的读物，“所谓革命的Romance和浅薄的Modernism显然适合现代中国都会上的青年的脾味”，但中国新文学应该多吸收俄德的Mechanism，“不要让美国式的Modernism独占了市场，被使半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的青年忘了形”（由稚吾，1930：7-8）。

从以上分析可知，左翼文学思潮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在中国占据主流的这段时期，由稚吾赞同“左联”所提倡的“文艺大众化”，并以实际的翻译活动支持了左翼文学运动的开展，他反对“美国式”的“浅薄”的现代主义文学、提倡苏俄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从这种意识形态出发，面对《大地》这样一部由美国“资本主义”传教士所写的中国小说，由稚吾自然采取了批判甚至全盘否定的态度。他在其译者序一开篇便指出：“她（赛珍珠）的父亲赛祥琴博士，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先锋队，一位传教士……为了传教的关系，和中国人民发生密切接触。”（由稚吾，1936：1）由稚吾将外国传教士视为“帝国主义的先锋队”，明显体现了他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以及与“美帝国主义”对立的立场。

由稚吾对《大地》的艺术价值是完全否定的，他认为尽管《大地》在美、英、中等国名气大噪，但“平心而论，像这样一部作品，在纯艺术的观点上，不应当能博得这样的虚名”（由稚吾，1936：1）。《大地》之所以能博得“虚名”，是因为“我们这个东方大国的神秘，被暴露了一部分的缘故”；由稚吾甚至在译者序中明确表示，《大地》描摹中国“失却真实”的地方，“便是译者节删的主要一部分”（由稚吾，1936：1）。也就是说，由稚吾对美国“他者”抱完全敌对的态度，他根本不认同赛珍珠对中国的描写，对来自美国的“他者”经验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因此他要通过“节删”等手段改写、颠覆“帝国主义”塑造的中国形象，建构他认同的民族自我形象、实现自我确认。在民族“自我”与美国“他者”之间关系这一问题上，由稚吾明显偏向民族“自我”，因而在译文中力求通过“节删”等手段大规模地“修正”美国“他者”视域下的中国形象，以此来提升民族自我、迎合民族超越自我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