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的互文性

形象学认为，不同类型文本中的形象是相互参照印证、共同生成的，具有互文性。互文性是形象的共同特性（Leerssen，2000：280）。形象学的首要任务就是确立民族形象的互文本：该社会中具有何种欣赏或贬低异国形象的传统？这两种传统有何历史关联？这些传统在该文本中又是如何体现的？（Leerssen，2007a：28）也就是说，对某文本中的异国形象进行形象学分析时，我们的首要依据不是社会现实，而是互文本，即该社会对异国的其他相关描述。形象是互文建构物（intertextual constructs）：从已有文本传统中继承的惯例与常规远比社会现实重要（Leerssen，2003）。

对形象进行互文性分析，不但要考察各种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还要注重不同类型文本之间的互文关联或类型化倾向。文学形象学应该将文学形象与同时代其他平行的证据，与报刊、副文学、电影、其他艺术形式的描述相比较，以便将文学的思考纳入一种总体分析中，对特定社会中的某一异国形象进行总体分析（孟华，2001b：154）。通过在文学、报纸杂志、电影电视、戏剧等不同文化媒体中反复言说某一特定类型的形象，这一形象便可以获得文化影响力，各种媒体中的形象是相互参照呼应、相互支持的。质言之，形象的生成与建构是一种跨媒体现象（transmedial phenomena）（Neumann，2009：278）。具体到文本层面，某一形象在文本中形成后，对该文本的评论、翻译、改编、模仿将共同构成形象生成的动态系统，这些文学评论与重述（renarrations）可以或多或少地强化该文本的形象（Neumann，2009：284）。

《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同样具有互文性。一方面，作为一种民族自我形象，《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与同时代中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形象的生成不仅是一种互文表述（intertextual representation），更是一种跨媒体现象，20世纪30年代美国“辱华”电影在中国的接受与这一时期《大地》在中国的译介亦具有互文关联。本研究将从这两方面入手，将《大地》的中译置于具体的历史坐标中，对《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建构进行互文分析，探索《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的起源与功能。此外，中国语境中出现的对《大地》的各种评论、翻译、模仿^[19]之间同样具有互文性，与《大地》相关的文学评论与《大地》的中译本共同构成中国形象生成的动态系统，两者相互参照印证。因此，本研究在文本分析过程中，将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力图为《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建构提供多维度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