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作品的解冻期（1982—1987）

改革开放后，随着意识形态的逐渐解冻与中美文化、文学交流的加强，中国内地的赛珍珠研究与赛珍珠作品的译介也开始解冻。除1959年作为内部参考数据出版的《赛珍珠反动作品选辑》之外，1982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林俊德翻译的短篇小说集《生命与爱》是1949年后赛珍珠的作品首次在中国内地翻译出版。该小说集收录了赛珍珠的两部短篇小说，还收录了海明威、福克纳等作家的作品。事实上，该小说集已于1976年由中国台湾的星光出版社出版，译者林俊德乃台湾翻译名家^[14]。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贵州人民出版社选择台湾译者翻译的赛珍珠作品在内地出版，是力图打破封杀赛珍珠局面的一种可贵尝试，从中可见出版者的良苦用心。

但是，这部译作的出版并不意味着赛珍珠作品在中国内地的全面解禁。例如，1985年，孙坤荣等选编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小说选》（第二辑）虽收录赛珍珠的《仇敌》（The Enemy），但该选集选择收录《仇敌》这样一篇日本题材小说，而不收赛珍珠更有名的中国题材小说，编者的选择可谓耐人寻味。而且，《仇敌》译文前的作者简介对赛珍珠的评价仍然负面，它引用鲁迅对赛珍珠的评价以说明“她【赛珍珠】对中国并没有真正了解，她所知道的中国只是触及了中国的一些表面现象……她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更是格格不入的”（孙坤荣等，1985：78）。

虽然这一时期赛珍珠作品的翻译已开始解冻，但对赛珍珠的评论仍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控制。1982年、1986年《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陈艾新、李文俊评论赛珍珠的两篇短文。陈艾新指出，赛珍珠的《大地》与《爱国者》中有不少污蔑中国人民的地方，“实际上这位女作家在我国农村并未深入，观察也很表面，而且是用资产阶级观点来看问题，当然不可能正确了解我国勤苦耐劳的农民，甚至有很大的歪曲”（陈艾新，1982）。李文俊的文章《谈谈诺贝尔文学奖》则认为：

诺贝尔文学奖没有授给一个中国作家，却于1938年授给了一个美国的所谓“中国通”赛珍珠……如果有别的原因把奖金授给赛珍珠甚至授给一个蹩脚的作家，中国人民可以不置一词，可是偌大一个中国仿佛没有一个够水平的写农村生活的作家，竟需要有人来代替，这种行事方式未免过于骄横。（李文俊，19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