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中“正常”的中国形象
《大地》以对中国农村生活的史诗般描述轰动世界。与西方或美国的中国形象相关的代表性研究，无不认为《大地》为提升西方的中国形象，引导西方的中国观转向积极肯定所发挥了重要作用（Isaacs，1958：155-157；Mackerras，1989/1999：59，71；Spence，1990：387；Hunt，1977：55；周宁，2006c：371）。迈克拉斯指出，“赛珍珠通过其小说《大地》，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中国形象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确切地说，她影响并代表了从义和团运动到1949年国民党失败这半个世纪间西方积极的中国形象”（Mackerras，1989/1999：59）。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韩德（Michael H.Hunt）则认为赛珍珠在重塑美国的亚洲观方面成绩显著，她成功地传播了更积极、更真实的中国形象（Hunt，1977：55）。周宁亦对《大地》有高度评价：“《大地》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它不仅引起西方大众对中国的关注，而且改变了19世纪以来西方流行的反面的中国形象。”（周宁，2006c：371）西方20世纪30年代的很多评论更是大加赞扬《大地》不带有东方主义的异国情调，避免了刻板的中国形象[8]。
《大地》中积极、“正常”的中国形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乡土中国的颂扬；对中国人勤劳简朴生活的歌颂；对中国农民的人性化描写。
（一）对乡土中国的颂扬
《大地》讲述了中国农民在各种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面前仍坚守土地、永不放弃的故事。《大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美国畅销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土地主题契合大萧条时期美国的时代精神（Conn，1996：131；Jespersen，1996：26；Hunt，1977：39）。中国农民在土地上艰难挣扎的故事引起了大萧条时期美国人的广泛共鸣。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历大萧条，大量农民为了生计不得不背井离乡，王龙一家的艰辛与顽强不屈的毅力对当时的美国人极具感召力，而王龙依靠自己的勤劳与坚忍发家致富的故事也给许多幻想破灭的美国人带来了希望。《大地》回归土地的主题与美国文化对土地的崇敬和热爱，以及大萧条时期美国社会的主流观念是一致的（Leong，2005：29；Jespersen，1996：26）。质言之，美国人在《大地》所讲述的中国农民在土地上顽强拼搏的故事中，看到了自身，并通过它肯定自我、确认自我，实现自我认同。
《大地》关于中国农民在土地上辛勤劳作的描写亦符合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的边疆题材小说（the frontier novel）（Leong，2005：29-30）。中国是美国遥远的边疆，赛珍珠有关中国人在土地上劳作以及美国传教士在中国边疆开拓精神领地的描写，与美国20世纪早期流行的边疆小说题材完全一致。“简而言之，《大地》将陌生的中国题材融汇进流行小说惯用的主题，不经意地创造了一个光彩夺目的混血儿。就算这种杂合代表不了文学的最高成就，它能稳保赛珍珠在商业上的成功。”（刘海平等，1998b：149）20世纪初美国所面临的各种现代工业社会的危机与焦虑，通过以土地与边疆为主题的小说得到一定程度的宣泄与释放。《大地》中作为美国文化的“他者”而呈现的“乡土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美国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与改革的期望，寄托着他们改变现实的理想以及颠覆、超越美国现实的欲望与向往。
（二）对中国人勤劳简朴生活的歌颂
《大地》描写了中国农民王龙与阿兰执着于土地的勤劳简朴的故事。《大地》对勤劳简朴品德的歌颂亦是该小说20世纪30年代畅销美国的原因之一。《大地》所歌颂的勤劳简朴与美国文化崇尚生活简朴的传统品德完全一致（Conn，1996：131；Hunt，1977：39）。自清教徒时期美国文化就将生活简朴作为民主的象征，以反衬奢华铺张的欧洲贵族生活，美国读者对《大地》所表现的中国人勤劳简朴的美德有强烈的认同感。正如周宁所说：“《大地》的真实意义在于，它让美国甚至欧洲读者与观众们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背景下体会到自然质朴生活的意义，在关于中国的小说中，看到自身。”（周宁，2006c：371）《大地》写的是中国故事，却表现了勤劳简朴这一美国精神。《大地》实质上是美国社会价值与矛盾的反映，美国通过“中国”这个他者形象言说了自我。
（三）对中国农民的人性化描写
18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西方关于中国的众多描述里，中国人往往不是荒诞怪异，就是野蛮残忍、毫无人性；绝大多数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缺乏个性、没有清晰面目。“外国人写游记，写小说，书画，演电影，只要有中国人，便把许多卑鄙龌龊、奸险等坏习惯点缀成一种类型，总是拖发辫，挂鼻涕，伛偻其形，卑污其貌，所做之事，总离不了盗窃、强奸、暗杀、毒谋等看了叫人毛骨悚然的举动。”（庄心在，1933：82）而《大地》则不同，它对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进行了人性化、个性化描写，将极具个性的中国人物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西方读者面前。《大地》着力刻画了中国农民在各种接连不断的旱、涝、蝗、兵、匪等天灾人祸面前所表现出的人类的顽强、坚定、永不放弃；对以大地为代表的自然的深深眷恋与热爱、生离死别、人生的欢乐与磨难，这些也都是人类最基本、最普遍的经历。全世界的读者都能感受到王龙与阿兰的喜怒哀乐，主人公的欢乐与痛苦他们无不感同身受：成亲那天早上王龙的喜悦与忧虑、阿兰在灾荒中不停地独自生孩子的痛苦与非凡勇气、王龙一点点从黄家买进土地时的欣喜、阿兰掐死女婴时的无奈与痛苦、王龙考虑卖掉傻女儿时内心的挣扎与矛盾……
这一切都让美国（西方）读者认识到中国人是和他们一样有着人类最普通情感的“正常”人，有欢笑、也有眼泪，有爱、也有恨，与他们并无二致。迈克拉斯认为：“赛珍珠是第一个给予中国农民，包括男性与女性，西方能够理解的真正人性面孔的人。”（Mackerras，1989/1999：71）伊萨克斯高度评价了赛珍珠关于中国农民的人性化描写，“《大地》赋予缺乏个性的中国大众以鲜明个性，在这方面功绩卓著……它将面目模糊不清的次等人类转变为特定的人类，并激发了对他们的强烈、感人至深的同情”（Isaacs，1958：156）。《大地》对中国农民的“人性化”描写以及由此而激发的美国人对中国广泛的同情，与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逐渐将中国想象成进步文明的美国“拯救”的对象、受美国保护的弱者这一美国东方主义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