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形象
《大地》对中国农村社会、中国农民生活进行了生动描绘，给东西方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王龙是《大地》中最主要的人物，是小说着力刻画的中国农民的代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小说在西方的广泛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王龙形象的成功塑造。王龙形象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贫苦的王龙与生活富裕的王龙。起初王龙与妻子阿兰整天起早贪黑地干活，节衣缩食地过着苦日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攒足钱购置土地；富裕起来后，王龙生活日渐奢靡，开始嫌弃发妻阿兰，在茶馆迷上了妓女荷花并纳她为妾，从此整日花天酒地，开始瞧不起、甚至鄙视下层老百姓，60多岁时又纳年仅18岁的丫环梨花为妾。
诚如前面第四章所分析，《大地》虽然对以王龙为代表的中国农民进行了人性化描写，王龙具有勤劳、善良、顽强不屈、热爱土地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这种人性化描写的面纱之下，是隐蔽的美国东方主义。《大地》并未摆脱美国东方主义话语的桎梏，赛珍珠从白人优越性出发，将中国农民置于与西方人完全对立的“他者”位置：中国农民是封建、愚昧、盲目无知、懒惰、贪婪、势利的，他们始终生活在自己狭小、封闭的世界中，对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革命”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等变化充耳不闻。《大地》有关中国农民的描述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色彩，中国农民始终是先进、文明、高尚的西方“审视”的对象，需要西方文明对其进行改造。
由于《大地》中农民形象的这种复杂性，也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自我—他者”关系模式，中国人对民族“自我”与西方“他者”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评论界对《大地》的评价存在分歧。有的论者大加赞赏《大地》对中国农民的塑造，毛如升的观点较有代表性：“它（《大地》）已经深入了中国农民的内心，完全抓住他们心灵的深底”；“《大地》最大的成功，除了它的外表以外，勃克夫人更把书中的主角王龙造成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的人性”（毛如升，1933：13，16）。这些对《大地》有关中国农民的描写持肯定态度的论者，普遍认为《大地》可以激励中国人奋起反抗外敌入侵。雨初指出，“我们亟须勃克夫人那样的作品，来振发国民的精神”（1934：118）。更有论者认为，赛珍珠笔下勤苦耐劳的中国农民正是中华民族的代表：“中国这伟大民族的伟大子孙，不但是像她（赛珍珠）所描写了的那样勤苦、耐劳、忠诚、健强，而且是进行着对侵略者的长期抗战了。”（黄锋，1939：114）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代语境下，这些评论者实际上将《大地》与增强民族自信心、提升民族形象以及民族建构结合起来了。他们认为，《大地》中的中国农民代表了中华民族，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亟待以此为目标进行民族建构。
与这一观点相反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左翼人士为代表的众多评论者对《大地》的中国农民形象进行了猛烈批判。“左联”成员胡风[29]尖锐批评王龙的人生里丝毫未见“吸干了中国农村血液的帝国主义”的影子：“王龙底大半生的经过里面，应该碰到了不少的事变，那些事变也应该是和帝国主义底压迫互相关联的，抹去了这些就不能使王龙这个人物取得较高的真实意义。”（胡风，1936：313）另一“左联”成员祝秀侠[30]亦指出，“在书（《大地》）中除了极落后极腐化的事实叙述而外，简直见不着一点农民的前进的思想。似乎在资本主义侵入以后，没有丝毫影响似的。而对于土地豪绅阶级的剥削，军阀的压迫，都没有更好开拓的场面”（祝秀侠，1933：301）。既然《大地》丝毫未涉及帝国主义、地主阶级以及军阀对中国农民的压迫与剥削，因此，在祝秀侠看来，“王龙，这农民典型，并不完全是最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反之进步的农民近十年来已有着另一种的面相，作者采取了这最落后的典型不展开进步农民方面作更深摸触与认识，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赛珍珠是“一位帝国主义侵略先锋的传道师的女儿”（祝秀侠，1933：305，301）。从本章第二节的分析我们可知，20世纪30年代左翼人士心目中典型的中国农民，是像《咆哮了的土地》中的张进德一样有思想、有能力、有政治觉悟、有革命性、有组织性的革命英雄。王龙这样一个消极接受自己命运的“宿命论”者，对帝国主义的入侵、土豪劣绅与军阀的剥削压迫、周围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熟视无睹的农民，不可能得到左翼人士的认可，王龙与左翼人士竭力以“进步的”工农阶级为基础进行中华民族的建构这一目标相违背。
关于《大地》里的中国农民形象，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评论界还存在另一种介于以上两种看法之间的观点，这些论者对农民形象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部分认同、部分反对。例如，赵家璧一方面认为《大地》与西方众多有关中国的“看了要使人发笑的书”大大不同，“勃克夫人已抓到了中国人一部分的灵魂”。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王龙这一形象具有“原始性”、是“一个典型的初民（primitive man）”：王龙和千百年前的初民一样，过着靠地吃饭的生活，对以大地为代表的自然力抱着虔诚的态度，有着极原始的命运观——全盘接受命运的态度（赵家璧，1933a：644-646）。王龙的这种“原始性”表明赛珍珠实际上是从一种白人优越性出发，带着种族有色眼镜对中国进行描述：王龙“确是恰合了欧美人的口味，因为他们早把今日的中国人看做是文化最落伍的民族”（赵家璧，1933a：647）。
20世纪30年代三个《大地》中文全译本的译者对小说中中国农民形象同样持以上三种态度，文学专业人士通过其文学评论影响着《大地》在中国的翻译。两位合译者张万里与张铁笙完全认同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的描述。张铁笙认为《大地》“毫无隐晦地表现了……一般农民的思想”，这是因为——“王隆（本书主人翁）的时代，仍在盘踞着我们所处的这个空间：贫穷，愚拙，盲目，流离，贪污，自私，仍旧主宰着我们的社会；发财，投机，买地，娶姨太太，生小孩子的观念……牢牢地抓住每个农民的思想意识”（张铁笙，1933：2）。也就是说，张铁笙认为，中国农民与王龙一样贫穷、愚拙、盲目、自私，纳妾、传宗接代等封建思想仍占据着他们的头脑。张万里则大为欣赏《大地》所表现的王龙对土地的热爱，认为《大地》是描写中国“乡农意识中土地观念的执着”：中国农民和王龙一样“爱田地甚于爱他的一切”，并且“无条件地接受了命运的支配”（张万里，1933：1-2）。基于这种对王龙形象完全认同的观点，两位译者在译文中甚至强化了赛珍珠对中国农民落后、封建、愚昧、盲目无知、懒惰、贪婪、势利等东方主义描述，试图通过否定、审判民族“自我”来提高西方“他者”经验的权威性，以西方为模式来重建中华民族。
具有左翼倾向的译者由稚吾与祝秀侠等左翼人士一样，对《大地》的中国农民形象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因此，他通过删减、改写、增饰等方式对中国农民形象的种种东方主义表现进行了彻底“改造”，旨在提升农民形象，使他们符合左翼人士为之设定的中华民族优秀代表的身份。
译者胡仲持则对《大地》的农民形象持褒贬参半的态度。一方面，他认为王龙可以算是中国“农村社会穷苦、愚昧、‘靠天吃饭’”（宜闲，1932：30）的农民的典型，“其前半的生涯代表着颠沛流离的饥饿的贫农，后半则代表着生活优裕的富农”（胡仲持，1933b：3）。另一方面，胡仲持又认为，《大地》表现的中国农民，“有不少地方，因为偏于想象的缘故，似乎有些离奇，而不近情”（宜闲，1932：30）。从这一态度出发，胡仲持对源文本中的中国农民形象进行了筛选，只传达自己认同的部分，改造了源文本的东方主义话语。胡仲持在其刊载于《东方杂志》的《大地》译文前的短序中曾指出：“我却以为中国的命运全系于这些哀苦无告的农民，我们要使中国得救，首先应该彻底地认识他们。”（宜闲，1932：30）胡仲持借助《大地》译文，发表了其个人对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如何“使中国得救”、重建中华民族的见解。本章接下来具体分析三个译本对中国农民形象的处理。
（一）中国农民的愚昧无知
《大地》从多方面刻画了王龙的愚昧、落后、无知、原始、迂腐，强化了西方业已存在的有关中国的东方主义话语。王龙始终生活在自己的狭小世界中，任凭外部世界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他只知道坚守自己的土地，将自己贫苦的根源归结为自然灾害，丝毫没有意识到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王龙依然留着辛亥革命后很多中国男人已剪掉的长辫，别人多次劝说他剪掉辫子他却无动于衷；王龙对土地有着“原始的”崇拜心理、信奉掌管土地的土地公公；王龙对当时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革命、战争一无所知；他以为自己就是城里革命青年口中的“外国人”，甚至不能辨别外国人的性别……王龙的愚昧无知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中国革命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无知。《大地》第12、14、32、34章出现了多处爱国青年或王龙的儿孙向他宣传中国革命的场景，王龙对此不是置若罔闻、便是答非所问，其愚拙与无知暴露无遗。试看第12章逃荒到南方大城市的王龙见到青年人进行爱国演讲的场景：
...and the young man said that China must have a revolution and muse rise against the hated foreigners ，Wang Lung was alarmed and slunk away，feeling that he was the foreigner against whom the young man spoke with such passion.And when on another day he heard another young man speaking—for this city was full of young men speaking—and he said at his street corner that the people of China mustunite and must educate themselves in these times，it did not occur to Wang Lung that anyone was speaking to him.(Buck，1931/1995:63)
（下画线为笔者所加，以下均同）
小说此处描写王龙一家逃荒到南方大城市，看到城里的人们生活富足优裕、锦衣玉食，但他们对像王龙一样的难民却异常冷漠无情，王龙一家和众多贫苦难民只能藏身于席子搭建的窝棚中，终日卖苦力累死累活、女人孩子们天天讨饭，却连起码的温饱都不能满足。王龙觉得自己在这座富足的大城市里属于外人，自己并不属于这里，对它没有归属感。因此当他听到爱国青年演说号召大家反对外国人时，误以为自己就是青年要反对的外国人。如果说王龙的这一行为尚可理解的话，他接下来对另一青年的爱国宣传的反应，则是愚昧无知、麻木不仁了。在王龙的思想意识中，他自己连中国人都不算，或者他认为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与他个人无关，他只要有土地、土地有好收成就够了，因此他觉得自己根本不是爱国青年的宣传对象。正如伍蠡甫所指出的：“《福地》[31]给我们的系统的观念，或者就是：中国一大部分人的麻木。”（1932：2）看看三个译本：
由稚吾译本（以下简称由译本）：
那年青人说，中国必需有一次革命，必需要排外，那时候王龙以为自己便是外国人，不禁心里一慌，便悄悄地溜走了。
（由稚吾，1936/1959：57）
胡仲持译本（以下简称胡译本）：
那年青人说，中国必须来一个革命，必须起来反对可憎的外国人，那时候，王龙觉着自己便是那年青人的气昂昂的话语里所反对的外国人，不禁心里一慌，便悄悄地溜掉了。又有一天，他又听得一个年青人讲着——原来这城市里满是演讲着的年青人——那人在街角说，现今时候，中国人必须联合起来，必须注重教育，那时王龙也没有觉到那人正对他讲着。
（胡仲持，1933/1949：97-98）
张万里、张铁笙译本（以下简称张译本）：
那青年人说，中国必须有一次的革命，必须起来反对可恶的外国人。王隆便吃惊地偷着走开，觉着自己就正是那青年人所说要反对的外国人。当另外的一天，他又听见另一个青年人演说——原来在这个城市里，是充满青年人演说——他在那街上一个拐角的地方说，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必须大联合起来，他们必须受教育，王隆没有想到，那人是正向他说着。
（张万里、张铁笙，1933：142-143）[32]
原文记叙了两位青年向王龙宣传革命与爱国的情景。胡译本与张译本将二者的宣传保留，由译本则只保留了前一场景，将后一场景完全删除未译。这是因为，由译本的译者由稚吾具有明显的左翼倾向，在他看来，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中国农民已经完全摆脱了阿Q那样的奴性形象，他们已成长为阶级觉悟高、反抗性强、有组织性、有革命性的革命英雄，他们是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主力军。小说此处所述王龙对中国革命的愚昧无知与左翼文学的代表《咆哮了的土地》中的农民张进德形象简直有天壤之别。因此，《大地》此处所描述的王龙对中国革命的愚昧与麻木是左翼人士无法接受的。例如，祝秀侠曾指出：“由于作者（赛珍珠）只想把中国的农民表现落后之故，她极力地不许中国的农民表现了前进的思想。”（祝秀侠，1933：303）胡风曾这样批评《大地》对中国革命的忽视：“几十年来中华民族为了求解放的挣扎，在这里不但看不到正确的理解……几十年来的历史波澜，这里面的根源和表现，努力和悲剧，在本书里得不到投射。”（胡风，1936：317）《大地》此处虽简略提及中国革命，但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反映中国社会现实，而是为了体现中国农民对革命的愚昧无知。因此由译本才会将第二场景完全删除。此外，就第一场景的翻译而言，由译本与其他两个译本还有一处较大差异：由译本将“muse rise against the hated foreigners”译为“必需要排外”，与胡译本、张译本的“必须起来反对可憎/可恶的外国人”相比，“必需要排外”所体现的反抗外敌入侵的决心更大，由译本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爱国青年的革命热情。由译本受左翼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方面大大弱化了王龙的愚昧无知，另一方面强化了爱国青年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
胡译本与张译本将二位青年的宣传保留，这是因为其译者也认为中国农民有愚昧落后之处：胡仲持曾这样批评所谓的“高等华人”的“通弊”——“不愿意外国人知道我们大多数平民的穷苦和愚昧”，认为这没有什么“丢脸”的（胡仲持，1933a：738）；在张译本的两位译者看来，“贫穷，愚拙，盲目……仍旧主宰着我们的社会”（张铁笙，1933：2）。胡译本与张译本基本译出了原文的内容，但两者对第二个场景最后一句的处理稍有不同。原文“it did not occur to Wang Lung that anyone was speaking to him”表示王龙没有想到青年是在向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中国人进行爱国宣传，王龙身为中国人，理应对此有所反应，但他却以为青年根本不是在和他说话，由此可见王龙真是愚拙落后之极。张译本“王龙没有想到，那人是正向他说着”忠实传达了原文的意义，而且它将原文的长句一分为二变为两个短句，语气更为强烈，由此体现的王龙的愚昧无知也稍有加强。胡译本“那时王龙也没有觉到那人正对他讲着”沿用了原文的长句，且其“没有觉到”在表现王龙的感受上与原文的“it did not occur to...”有一定差别。“没有觉到”是说王龙“没有意识到”，表明王龙只是在第一感觉、表面上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也许他的深层意识中或仔细思考后他会发现自己是爱国青年宣传的对象；而“it did not occur to...”是说王龙“没有想到”[33]，表明王龙在深层意识中或仔细思考后还是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因此，胡译本所体现的王龙的愚昧无知稍有减弱。
三个译本在处理源文本中王龙的愚拙落后时所体现的这三种不同倾向，可以从它们如何翻译第10章王龙为自己不懂火车为何物而辩解的一番话中得到佐证。从第10章开始，王龙开始接触到外部世界中诸如火车、革命、外国人、战争等新奇事物，而他对这些东西一律一无所知，即使有人向他介绍宣传他也熟视无睹。而且在第10章便为自己的愚昧无知找到了“充分”的理由：
It is not well for a man to know more than is necessary for his daily living.(54)
由译本：
删除（49）
胡译本：
除了自己日常生活上省不掉的事，另外也许是不去知道的好罢。（83）
张译本：
……但是一个人除开不可避免的日常生活外，多知道些事也不很好。（121）
源文本中王龙通过这么一句简短的话，为自己对火车的无知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也为接下来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他对革命、战争等事物的无知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对此，三个译本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由译本将整句话完全删除，故而弱化了王龙的原始、落后。其他两个译本基本译出了原文的意义，但在是否需要知道日常生活之外的事情这一点上，两个译本的语气强度有较大差异。胡译本中的“也许”以及语气助词“罢”大大削弱原文的语气强度，因此由此所体现的王龙的麻木无知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张译本的语气强度则与原文基本一致，保留了王龙的愚拙。
（二）王龙的长辫
中国农民的愚昧与迂腐还集中体现在王龙对待其长辫的态度上。王龙一直留着当时绝大部分中国男性早已剪掉的长辫，任凭外人如何劝说他剪掉辫子或者对之讽刺挖苦，他仍固执地留着长辫，直到后来迷上妓女荷花才在她的怂恿下剪掉，此前他一直视之为命根子。本章第二节已分析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好莱坞“辱华”影片中流行的华人男性形象，便是留长辫、戴瓜皮小帽、长着如蜘蛛般恐怖的的长指甲，这些怪异特征引起了中国人民和国民政府的强烈不满，它们也因此成为当时的中国政府电影审查的主要对象之一，不少好莱坞影片在中国上映前被要求删减此类表现。《大地》有关中国男性留长辫的描写在20世纪30年代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反感。胡风在其文章《〈大地〉里的中国》中曾提到，他看到过一幅题为“《大地》的主角”的漫画，所画的不是人而是辫子、小脚、尿壶、鸦片烟枪等（胡风，1936：310）。王龙的辫子在源文本中出现了多次：第1章出现5处王龙在自己的大喜之日梳洗辫子、剃头的描述；第11、12章均有1处北方城里的车夫或其他人讽刺王龙辫子的描写；第14章出现2处王龙的长辫遭到城里人、革命青年取笑的场景，他的辫子被人取笑为“猪尾巴”；第18章有1处描写了刚富起来的地主王龙去茶馆喝茶时依然留着长辫；第19章描绘了王龙为了讨好妓女荷花剪掉辫子后阿兰的惊愕。各译本中王龙辫子的呈现说明如下：
由译本：
全删
胡译本：
全删
张译本：
基本保留，只删除第1章中2处王龙梳编辫子的描述
由译本、胡译本对源文本有关王龙留长辫的描写采取完全抵制的态度，将它们一律删除未译出。张译本对之则比较包容，基本保留了源文本中王龙留长辫的外貌描写。这是因为，在具有左翼倾向的由译本的译者由稚吾看来，作为中国革命中坚力量的先进分子中国农民不可能愚昧迂腐到仍留着长辫，因而在其译文中“改造”了王龙的外形，将其长辫完全删除未译。胡译本的译者胡仲持则认为，《大地》表现的中国农民，“有不少地方，因为偏于想象的缘故，似乎有些离奇，而不近情”（宜闲，1932：30）。王龙的长辫就是胡仲持所谓“离奇”“不近情”的地方，因而王龙的长辫在其译文中亦没有任何体现。张译本的译者张万里、张铁笙则不同，他们对民族“自我”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中国农民正如赛珍珠小说中那样愚拙、落后、迂腐，因而在译文中基本保留了王龙的辫子。本书具体分析三个译本对第19章中王龙辫子的处理：
When she（即王龙姨太太荷花，笔者注）laughed at the braid of his hair，although part of every day he spent in braiding and in brushing it ，and said，“Now the men of the south do not have these monkey tails！”he went without a word and had it cut off，although neither by laugher or scorn had anyone been able to persuade him to it before.
When O-lan saw what he had done she burst out in terror，
“You have cut off your life!”(106)
由译本：
全部删除（96）
胡译本：
全部删除（169）
张译本：
当她笑着他每日留心梳刷的长辫子，说“南方的人们都没有这种猴儿尾巴了”的时候，他一句话也没说，便把它剪掉了，虽然在从前，邻居们也都嘲笑过他，但没有一个人劝说得动他的。
娥兰看见了他作的事，愕然地道：
“哦，你把你的命剪断了”！
(247-248)
小说最后安排王龙在妓女荷花的怂恿下剪掉辫子，可谓“别有用心”：剃头匠、革命青年、城里的普通老百姓曾多次劝说王龙剪辫子，却只有荷花劝说成功。王龙只听从他所迷恋的妓女的劝说，体现了色欲对王龙的重要性以及王龙的好色，这与小说中其他地方有关中国人淫乱、荒淫无度的东方主义描写相呼应[34]。由译本、胡译本将此部分整体删除，而张译本则保留。总体说来，张译本较好地再现了王龙为了讨好荷花把自己心爱的辫子剪掉时的那种迫不及待的心情：第一，原文“in braiding and in brushing it”用两个“介词＋现在分词”的并列结构充分体现了王龙梳洗辫子时的小心翼翼及对它的喜爱，张译本“梳刷”的效果虽然不及原文，但它增添了“留心”进行补偿；第二，原文“without a word”体现了王龙为了赢得荷花的欢心毫不犹豫地剪了辫子，张译本“他一句话也没说，便把它剪掉了”的效果基本与原文相当；第三，阿兰的反应“You have cut off your life”大致是赛珍珠从汉语“你把命根子给剪了”直译而来，体现了清朝的男人视辫子如命根子的观念，张译本“你把你的命剪断了”基本体现了辫子对王龙的重要性。
当然，张译本的此处译文也并非尽善尽美。笔者认为它至少有两处不妥的地方：其一，“the men of the south”被译成“南方的人们”不妥，这里men之前有定冠词the修饰，应该指的是“男人”而非泛指“人们”，况且中国女性特别是封建女性有留长发或长辫的传统，张译本“南方的人们都没有这种猴儿尾巴了”会让读者误解南方的女人也不留辫子了，这显然与赛珍珠的本意不符；其二，此处原文没有具体指出以前嘲笑王龙辫子的人是哪些人，只用“anyone”一概而过，而张译本将之明晰化为“邻居们也都嘲笑过他”，但这与小说前部分的描述不符。事实上，小说中嘲笑王龙辫子的人主要是第1章的剃头匠、第14章的城里人与革命青年，根本不是张译本此处的“邻居们”，细心的读者肯定会对此产生疑惑。据笔者推测，张译本此处之所以会犯这种前后矛盾的错误，应该与两人合译有关。该译本1—18章为张万里所译，19—34章为张铁笙所译，而此处的描述刚好处于19章，后部分译者张铁笙翻译时可能未细读前部分的相关内容，因而导致了这种错误。
（三）中国农民的懒惰、贪婪
《大地》除重点塑造王龙、阿兰这两位中国农民形象之外，还塑造了其他多位中国老百姓形象，如王龙叔父一家、剃头匠、茶馆伙计、逃难的灾民等。这些次要人物在小说中的形象均极为消极，他们不是势利、贪婪，就是懒惰、狭隘而好色。正如李应元所指出的：“统观书中的人物，除了阿兰与王龙的老友秦（译音）尚可激发读者的一点思想，其余的都是金钱与女色之追逐者，没有一个有伟大的人格，革命的精神，或创造的能力。”（李应元，1932：10）例如，第1章中城里的剃头匠以及茶馆中的伙计，一见王龙的穷酸样，就开始取笑他、不允许他在茶馆久坐；王龙叔父一家懒惰无比，为了省去收割的劳累，叔父甚至站在田里将青禾卖掉，叔父后来沦为专门打家劫舍的土匪；第11章中逃荒到大城市的灾民宁愿讨饭也不愿去拉黄包车。中国农民的懒惰、贪婪集中体现在王龙叔父一家身上，这一家都是依靠王龙生活的“寄生虫”：第7章中叔父一见王龙家粮食丰收便向他“借钱”，婶母则好吃懒做，连自己房屋脏了也不会伸手去扫一下，更不会给家人做鞋子以减少家中的开销；第8章大旱之际，叔父带领村里其他人将同样忍饥挨饿的王龙一家洗劫一空；第20章叔父见王龙生活富足，便全家都住进了王龙家，终日无所事事，白吃白喝；第20章婶母为赚取介绍费，怂恿并一手策划王龙纳妓女荷花为妾，后来她又与荷花打成一片，整日在荷花所在的后院中吃着山珍海味……最后叔父夫妻抽上了鸦片。
对于源文本中大量关于中国农民、中国老百姓懒惰、贪婪、势利的描述，由译本对此进行了大量删减、改写，在译文中大大减少了这些夸大中国农民劣根性的描写；胡译本则对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弱化处理；由于在张译本的两位译者看来，“……流离，贪污，自私，仍旧主宰着我们的社会”（张铁笙，1933：2），因此他们的译文保留甚至强化了中国农民的懒惰与贪婪。本书试以三个译本对第27章大灾之年叔父一家依然要求王龙为其提供锦衣玉食这一场景的翻译为例进行说明：
...and they grew haughty and demanded this and that and complained of what they ate and drank.And especially did the woman complain ，for she missed the delicacies she had eaten in the inner courts and she complained to her husband and the three of them complained to Wang Lung.
Now Wang Lung saw that although his uncle himself grew old and lazy and careless and would not have troubled to complain if he had been let alone，yet the young man，his son，and his wife goaded him，and one day when Wang Lung stood at the gate he heard these two urging the old man...(160)
由译本：
他们便傲慢起来，要这样那样，咕吃的喝的东西不好。一天，王龙站在大门口，听得他婶母和堂弟劝着他老叔父道…… （143）
胡译本：
他们便傲慢起来，要这样，要那样，叫吃的喝的东西不好。一天，王龙站在大门口，听得他的婶母和堂弟劝着他的老叔父说道…… （252）
张译本：
（这三个人）便傲慢起来，要这要那，骂给他们吃的喝的不好。特别是那个女人好挑嘴，她丢下里边院子刚刚吃过的菜[35]，便来挑唆他丈夫和他的儿子，三个人来和王龙起交涉。
王隆看出来，虽然他叔父自己年龄渐的老迈，疏懒，不大在乎，对于他也不会再有几年扰乱了，可是这个年青人，他的儿子、和他的老婆，却在每天扰攘刺激着他。一天，王隆正在门口站着，听见那两个人教唆那老头子道…… （373）
小说原文描写了叔父一家仗着叔父曾经是土匪头子，王龙因此对他们惧怕万分，因而“傲慢起来”，大灾之年王龙为其提供的饮食稍不顺其意，便开始抱怨、甚至威胁。小说此处充分展现了叔父一家，特别是婶母与王龙堂弟的懒惰、贪婪与自私。张译本基本保留了原文的主要内容，由译本与胡译本则进行了大量删减，将第一段后部分着力表现婶母好吃懒做的描写、第二段前部分年迈的叔父越发慵懒以及经常受其妻儿怂恿向王龙抱怨的描述统统删除。通过这种直接大量删减的方式，由译本、胡译本大大弱化了叔父一家的邪恶、懒惰。此外，就三个译本均保留的内容而言，三者尚有两处较大差异：首先是原文第一段第一句中“complain”（抱怨，发牢骚）的翻译，由译本、胡译本的“咕”（轻轻地叫）[36]或“叫”显然较原文所表现的叔父一家对饮食的不满程度较低，而张译本的“骂”则较“complain”大为强化了叔父一家的不满；其次是原文第二段最后一句中“urge”（催促，力劝）的翻译，由译本、胡译本的“劝着”只表明婶母与堂弟在“劝”叔父、而不是“力劝”，张译本的“教唆”则带有明显贬义，强化了两人的邪恶、贪婪。
我们再来看张译本如何处理由译本、胡译本所删除的部分。我们重点分析张译本对这部分中所出现的四个“complain”的翻译，它分别将之译为“好挑嘴”“挑唆”“交涉”“扰乱”。第一个“complain”是指婶母对饮食的抱怨、不满最多，“好挑嘴”则对之进行了改写，突出婶母是嘴馋、好吃的女人；第二、三个“complain”分别指婶母向叔父抱怨以及叔父一家一起向王龙抱怨，“挑唆”显然更强化了婶母的邪恶与贪婪，“交涉”与原文含义大致相当；第四个“complain”——叔父对王龙的抱怨，在张译本中被恶化为叔父的“扰乱”。最后是“goaded”（激怒，刺激）的翻译，张译本的“扰攘刺激”与原文含义基本相同，但它在“扰攘刺激”之前又增添了“每天”进行强调。概言之，张译本通过改写、增添等方式强化了叔父一家的懒惰与邪恶，而由译本、胡译本则通过删减等方式将之大大弱化。
总而言之，由译本所表现的中国农民，完全过滤掉了源文本中国农民对革命与抵抗外敌入侵的愚昧无知、封建落后的长辫以及懒惰贪婪等落后特征；胡译本则完全剔除了王龙长辫的描写，大大淡化了有关中国农民对革命的愚昧无知以及他们的懒惰贪婪；张译本则强化了源文本对中国农民各种落后特征的描写。三个译本对中国农民的不同刻画，体现了他们对“中国”“中华民族”的不同想象与期待，表达了译者对民族建构的不同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