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中隐蔽的美国东方主义
尽管《大地》塑造了“正常”的中国形象，并引导美国人形成更积极肯定的中国观，然而，赛珍珠对中国的“正常化”描写的面纱之下，是暗流涌动的、隐蔽的美国东方主义。赛珍珠借鉴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叙事方法，根据她在中国多年生活的体验与观察，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或美籍日裔学者吉原真里所说的民族志（ethnography）的叙事方式（Yoshihara，2003：152-156），将她了解的有关中国社会的民族志知识以现实主义方式“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而掩盖了《大地》的东方主义色彩。事实上，《大地》这种民族志方式的叙事仍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美国东方主义的烙印。本研究将《大地》这种对中国的“正常化”描写或貌似“真实”的民族志叙事所遮蔽的东方主义，称之为“隐蔽的美国东方主义”。19世纪东方主义主要包括的三种套话或价值观——停滞与进步、感性与理性、专制与自由（周宁，2003：17），以及东方主义惯用的“野蛮与文明”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在《大地》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一）停滞、静止、落后的农业中国
“停滞与进步”是东方主义的主要价值观之一。东方是停滞的、落后的，西方是进步的、先进的。西方现代性在构筑“进步”这一价值神话时，自然将东方的“停滞”作为被否定的“他者”。赛珍珠所钟情的、在《大地》中向西方读者描绘的，也是一个停滞的、静止的儒家中国，是封建儒家文化统治下的中国农村社会。她反对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不希望中国发生任何变化。美国历史学家韩德认为，“赛珍珠钦佩的是农民所处的中国农村社会。它是自给自足的、不稳定的、民主的，游离在外部政权的有效控制之外。总体而言，它是停滞的、依附于土地的”（Hunt，1977：36）。与赛珍珠有私交的美国历史学家汤姆森回忆指出，赛珍珠1971年还曾向她透露，中国真正需要的是重建中华帝国——儒家中国的崩溃是现代历史最大的灾难（Thomson，1994：13）。
受这种中国观的影响，赛珍珠塑造的中国形象有很大局限性。“赛珍珠创造并反复述说了一个简单、静止、易被同化的中国形象。”（Hunt，1977：56）赛珍珠笔下的中国是单一的、停滞的。《大地》对中国农村生活进行了“史诗般”描述：黄种人在黄土地上艰辛地劳作、亘古不变的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古老的凝固的文明、轮回的生命、循环的历史、被定格的时间与画面……福斯特（John Burt Foster）的博士论文《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与中国人，1850—1950》详细分析了赛珍珠关于中国的小说，最后得出结论：赛珍珠真正感兴趣的是她理想中那个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赛珍珠宣称自己要表现的是未受西方影响的中国，但事实上她所生活过的那个中国恰恰处于西方控制之下，她对建设新的现代中国漠不关心。她歌颂的是垂死的封建社会晚期中国的风土民情、风俗观念”（Foster，1952：493）。赛珍珠否定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与对现代性的追求，她想象中的中国永远定格在儒家文化统治下的封建中国。
（二）女性化、荒淫、堕落的中国
东方主义认为东西方之间存在本质区别，西方是理性的，东方则是感性的。理性主义是西方现代性的主导价值之一。东西方“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关系经常与性别话语结合在一起，形成高度性别化的东西方权力关系：东方是感性的、女性的、阴柔的、堕落的、淫乱的、虚伪的、“不正常的”；西方则是理性的、男性的、阳刚的、高尚的、贞洁的、诚实的、“正常”的。“东方主义的一种特别强大的隐喻就是将亚洲国家及其文化异国情调化、女性化。”（Leong，2005：2）东方主义视野中的东方人，男人常是残忍、野蛮、荒淫好色之徒，而女人则常是神秘、妖艳、淫乱的，她们象征着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一个神秘、诱人并有待征服的客体。赛珍珠认同了东方主义，运用性别话语在《大地》中描述了一个高度女性化、阴柔、荒淫的东方国度。吉原真里认为，性别话语的运用是赛珍珠凭借《大地》一举成名的关键因素之一，性别话语通过家庭小说这一体裁具体实现或发挥作用，性别话语“支持而不是颠覆了赛珍珠通过民族志的叙事方式确立的东方主义框架”（Yoshihara，2003：152，158）。东方主义和性别话语合谋，共同构建了一个女性化、浪漫、淫乱的中国世界。
首先，《大地》对中国人的纵欲与性心理的“奇特”进行了夸张描述。中国人有着偏执的处女情节，女人的贞操远比美貌重要，“做丑女的第一个男人比做美女的第一百个男人强多了”[9]（Buck，1931/1995：7）。中国男人均荒淫无度，地主黄家的老爷与少爷们、变富后的王龙及其大儿子，不是借丫鬟或姨太太、就是找妓女发泄性欲。通过这些描写，赛珍珠着力刻画了“崇拜着林黛玉式女性美的中国人的性心理”（胡仲持，1933b：3）。
其次，《大地》塑造了多位放荡、淫乱、势利、贪婪、懒惰的中国女性形象，她们包括荷花、杜鹃、王龙婶婶等。“根据美国民族主义，美国女性是美利坚民族的道德中心——她们表现了美国的道德与品德，而东方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女性则是性欲过度、缺乏母性本能的，她们表明中国缺乏文明与道德”（Leong，2005：11）。因此，堕落、淫乱的中国女性需要美国利用其高尚的道德与文明来改造、教化。作为女性的赛珍珠对中国女性的刻画同样未能摆脱美国东方主义的桎梏。
再次，刻意突出中国人不道德的两性关系，着力刻画王龙家庭内部成员之间混乱的两性关系。王龙大儿子与王龙的姨太太荷花曾有暧昧关系；王龙堂弟试图强奸王龙的小女儿，他还多次骚扰王龙的两个儿媳及其姨太太荷花；王龙夺走了小儿子的心上人梨花。《大地》对中国人不道德的两性关系的描写进一步凸显了中国人的道德堕落、伦理沦丧。
最后，《大地》强化了性别化的东西方权力关系。小说有关王龙与外国女传教士交往的情节颇耐人寻味。逃难到南方大城市的王龙以拉人力车为生。有天他拉到了一位外国女传教士，第一次见到外国人的王龙大惊失色，分辨不出自己拉的客人是男是女，最后传教士慷慨地给了他两倍的车钱。“王龙不能分辨外国客人的性别，这表明他在中国农村成长过程中获得的有关性别与性的观念，在面对西方文化时完全发挥不了作用。”（Yoshihara，2003：161）王龙连西方女性的性别都无法分辨，更不用说在其他方面与西方女性抗衡了。而外国女传教士对正处于经济困境、无力养活家庭的中国男人王龙的慷慨，亦无形中瓦解了王龙的男性权威、提升了白人女性的地位。这支持并强化了东方主义话语，东方是软弱的、无能的，西方是强大的、有力的；东方男性即使在西方女性面前也是无能的——王龙需要白人女传教士的慷慨才能养活家庭，西方女性优越于东方男性。“通过把性别动态关系与中西方之间巨大的经济、政治不平衡联系起来，这一场景阉割了中国和在西方面前表现无能的中国男人。”（Yoshihara，2003：162）
综上所述，赛珍珠通过运用性别话语，在《大地》中塑造了女性化、阴柔的中国形象。赛珍珠将纵欲主义、邪恶放荡的中国女性、不道德的两性关系、中国男人的无能作为“中国特性”（Chinese-ness）的代表，将这些特征描述成区分中西文化的标志，强化了中西方的两极对立。
（三）父权专制统治下的封建中国
“自由与专制”是东方主义的另一主导价值观。西方是自由的，东方是专制的。自由是西方现代性构筑的重要价值神话。东方的专制包括政治专制与家长专制。《大地》生动描绘了一个父权家长专制统治下的封建中国，极力表现了儒家的“三纲五常”以及中国封建女性必须遵守的“三从四德”。赛珍珠描述了一个父权制的中国农村社会，小说通过对家庭危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描述，“使父权制成为区分中西方文化的标志之一……将父权制自然化，使它成为‘中国特性’的一个必要因素。”（Yoshihara，2003：165）也就是说，赛珍珠有关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习惯、礼教、伦理道德的民族志叙事中，美国东方主义如影随形地隐藏于其中。此外，西方对中国人抽鸦片、女人裹小脚、男人留长辫等封建习俗的典型东方主义描写，在《大地》中亦有充分展示。
（四）野蛮、愚昧、低劣的中国
“文明与野蛮”是东方主义惯用的价值观，“文明”是西方现代性构建的另一主导价值。西方是文明的、优越的、高等的，东方是野蛮的、愚昧的、低劣的。野蛮愚昧的东方需要文明优越的西方文化的教化、改造与拯救，也就是在这一层面上，东方主义与殖民主义合谋实现了西方对东方的殖民与统治。“野蛮的中华帝国”是西方丑化的意识形态中国形象的三种类型之一。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关于野蛮的中华帝国的描述，可谓比比皆是。1900年义和团杀害外国传教士的行为和1913年开始在西方广泛流行的“傅满洲”系列小说与电影，使野蛮、凶残、邪恶、令人恐惧的恶魔形象成为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人的普遍看法。20世纪20年代美国好莱坞电影对中国人带有东方主义的偏见式描绘中，中国人常见的身份即为强盗、土匪或黑帮成员（黎煜，2010：74）。《大地》中对野蛮中国的描述主要体现在有关土匪的描述中。在赛珍珠的笔下，中国匪祸不断，土匪到处横行肆掠、烧杀抢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匪祸在《大地》中的反复出现印证了美国东方主义话语有关中国人残忍野蛮的论断。
此外，《大地》塑造了低下、劣等的异域中国形象，强化了白人的种族优越感与东西方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吉原真里认为，赛珍珠通过民族志的叙事方式来确立白人优越性：“赛珍珠的民族志知识以及它们在文本中的展示不仅仅为小说情节与人物的合理性打下基础……还把作者或叙事者与小说人物截然分开，将赛珍珠置于一种优越于其中国人物的位置。”（Yoshihara，2003：153）通过建立作者赛珍珠与小说中的中国人物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大地》强化了美国东方主义话语，使中美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进一步加强。赛珍珠具体运用了以下三种叙事技巧：消除作者的主观性；将故事发生的地点、历史背景模糊化；使用特殊语言风格使人物幼稚化（Yoshihara，2003：154-156）。第一，《大地》巧妙地消除了赛珍珠作为一个美国女性作者的所有痕迹。小说以第三人称叙事，作者完全是“局外人”、未参与任何故事情节。为了确保自己的中国叙事的合法性、科学性与客观性，作者赛珍珠在小说中几乎完全隐身，白人作者与其中国叙述对象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得以保留。第二，《大地》未提及任何具体的地名、时间与历史事件，它描述的是人类和土地之间无时间性、非历史性（ahistorical）、普适性的关系。这种叙事方法将中国社会与中国人变为静止的、非历史性的客体，亦让小说回避了当时有关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争论。第三，《大地》反复使用了大量简短的句子以及许多直接译自中文的英文单词，如使用“firewagon”而不是“train”来指“火车”、用“the person in my house”而不是“my wife”来指“我妻子”。这种特殊语言风格一方面营造了异国情调的氛围，另一方面则强化了王龙与其他中国人物的幼稚、愚昧、无知。“这三种叙事技巧使得赛珍珠在保持她与其中国人物之间的基本权力结构的同时，亦让她得以通过对中国人富有同情的描写来掩盖小说的东方主义倾向。”（Yoshihara，2003：154）
总而言之，与西方塑造的众多中国形象一样，赛珍珠笔下的“中国”依然是西方自我书写、自我认同、自我超越的工具，美国借《大地》里的“中国”这一他者形象言说了自我。赛珍珠从跨中美文化的双重视角出发，塑造了更积极肯定的、“正常”的中国形象，但她对中国的这种“正常化”描写的假像背后，是隐藏的美国东方主义。赛珍珠运用了一种隐蔽的东方主义、创造了美国东方主义的新形式，《大地》则是美国东方主义在特定语境下的变奏。“赛珍珠成名的关键在于她的话语策略——包括东方主义话语和性别话语……赛珍珠的权威地位的确立和《大地》的经典化源自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而这两者又反过来促进日益系统化、制度化的关于亚洲的知识与表述。”（Yoshihara，2003：152）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地》从东方主义角度对中国和中国人所做的“扭曲”，并不是赛珍珠的有意选择。赛珍珠有着促进中美文化交流的良好动机，而她生平最大的愿望也是尽其所能地在作品中如实地描写中国，但她不可能摆脱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时代语境的影响，在其有关中国的“如实”描写中隐含着美国东方主义。
【注释】
[1]伊萨克斯（Harold Isaacs）所著《我们头脑中的印迹：美国的中国与印度形象》（1958），以及雷蒙·道森（Raymond Dawsen）所著《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1967）可谓此类研究中的佼佼者，影响颇大。近年来西方的此类研究包括：迈克拉斯（Colin Mackerras）著《西方的中国形象》（1989/1999）；杰斯珀森（T.Christopher Jespersen）著《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1996）；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著《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1998）等。在中国，最先对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的是钱钟书先生。他1935—1937年在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学士期间写有学位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这篇论文后来分三部分发表在《中国书目季刊》（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1940年12月号、1941年7月号和12月号，1998年该文被收录于夏瑞春（Hsia，1998a）。近年来中国的此类研究主要包括：夏瑞春（Adrian Hsia）编《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1998）、姜智芹著《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2005）、周宁著《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上、下）（2006a）、张志彪著《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与实践：以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形象为例》（2007）等。
[2]本书对西方与美国的中国形象演变的考察，迄止于《大地》出版的20世纪30年代初，不涉及这一时期之后的情况。
[3]“黄祸”论（Yellow Peril）是19世纪后期在德、英、美等主要西方国家出现的，针对中国和日本，具有强烈西方中心主义与种族主义色彩的话语，一直流行到“二战”结束。“黄祸”论是西方对中国和日本进行“煽动、污蔑和诋毁的核心话语之一”（罗福惠，2007：23），充分显示了西方话语霸权的傲慢与偏见。
[4]英国作家萨克斯·洛穆尔（Sax Rohmer）以傅满洲博士（Fu Manchu）为主要反面人物，共创作了13部长篇、1部中篇和3部短篇小说；小说销售上千万册，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好莱坞共拍摄了14部傅满洲题材的电影，传播广泛。（转引自周宁，2006c：362）
[5]有关马克·吐温和杰克·伦敦早期作品对中国与中国人的负面描写，详见史景迁（Spence，1998：129-144）、顾钧（2005：16-17）。
[6]有关庞德与奥尼尔作品借中国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描写，详见史景迁（Spence，1998：168-180）。
[7]有关亨利·卢斯所控制的三大媒体《时代》（Time）、《生活》（Life）与《财富》（Fortune）在“二战”期间对中国抗战的正面报道，以及宋美龄当时在美国的广泛影响，详见杰斯珀森（Jespersen，1996：11-107）。
[8]详见彼得·康（Conn，1996：126）。
[9]该句原文为：It is better to be first with an ugly woman than the hundredth with a beauty.四个中文全译本均将此句删除或改译，此处的译文由笔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