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形象的互文建构
作为20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小说对中国形象、特别是改革者形象的建构为我们研究20世纪80年代《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建构提供了一个极具参照价值的互文本。
本书所指的改革小说，是指从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发端，直到1985年左右衰落的文学作品。这一时期改革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包括蒋子龙的“开拓者家族系列”，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衰与荣》，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张锲的《改革者》，焦祖尧的《跋涉者》，贾平凹的《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张一弓的《黑娃照相》、《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等等。这些改革小说处于国家转型的历史语境中，是对改革现场的直接的审美反映，与改革时代的中国现实保持着紧密联系。改革小说既可以是改革过程中中国社会问题的直接反映，也可从侧面间接反映在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下中国人（特别是改革者）在家庭观念、文化心理、生命体验等方面的深刻变化。本节接下来将从中国农民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崇拜、改革小说的进城与出国叙事描写这两方面，论述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小说如何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建构民族自我形象，对“中国”“中华民族”未来的出路进行探索。
首先是改革小说中有关农民对西方物质文明崇拜的描写。张一弓的小说《黑娃照相》可以说是改革小说的宣言式作品。学会了现代西方理性计算的黑娃，捏着卖兔毛得来的八元四角钞票，带着高深莫测的神色来到中岳庙参加庙会。在庙会上，黑娃克服了购买红绒衣、水煎包以及看武术团表演的中国式物质、精神诱惑，却义无反顾地花三元八角在遥参亭照了一张照片。不仅如此，黑娃照相时的举止还颇具表演性，他西装革履、戴着墨镜，坐在沙发上一手拿着高脚杯，一手拿着仿真苹果。“照相”在作品中具有明显的“隐喻”色彩，这台给黑娃照相的照相机是美国生产的，携带着浓厚的西方“商品”意识形态。照相机代表的是黑娃所向往的西方式的现代化生活方式，而他在照相机前所进行的夸张古怪的即兴表演，则可视作黑娃为实现其愿望所付出努力的缩影。小说中的这段话集中体现了黑娃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崇拜：
在人们不知是惊讶还是羡慕的目光下，黑娃从容地脱下补丁小袄和沾满汗污的小布衫儿，勇敢地袒露着正在发育的结实浑圆的肌肉，赤膊站在阳光下，像是向人们炫耀：看看，好好看看，这才是真正的黑娃呀！穿戴时新的人们啊，你们都扒了衣裳，跟俺黑娃比比肉吧，这可是俺自个儿长的，咱不比身外之物！然而，当摄影师热心地帮助他，把毛衣、西服、呢子裤等“身外之物”堆砌在他那健美的躯体上时，他还是感觉着一种进行了一次报复的惬意。（张一弓，1998）
黑娃最初虽然有些瞧不起那些“穿戴时新的人们”，认为他们的时新“衣裳”不过是“身外之物”而已。而当摄影师把西服、呢子裤这样一些来自西方的“身外之物”堆砌在他身上时，他却又感觉这是自己对那些“穿戴时新的人们”的一次强有力的“报复”与回击，因而觉得“惬意”与痛快。《黑娃照相》所表现出来的农村/集市、自我/他者、本土/西方之间的二元对立，通过“照相机”这一现代化的器物联系起来。黑娃照相象征着中国走向西方现代化的强烈渴望以及提升民族自我的努力，作者在这种二元对立和寻求平衡的过程中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方向、民族文化身份定位的探索与焦虑。
其次，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小说中出现了大量与中国现代化实践密切相关的“进城”“出国”叙事描写。包括高晓生的《陈奂生上城》、《陈奂生出国》，郭建华的《姜守本进城》，梁晓声的《崔老实进城》，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等等。在这些改革小说中，中国城市对于农民或者西方城市对中国人而言，是神秘而怪异的，犹如“奇观”，充满诱惑。例如，路遥的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把进城作为他实现自我的崇高理想与终极目标。在县城读了三年高中以后，高加林已经熟悉了城市的学校、街道、电影院、商店、浴池、体育场等，城里的生活体验已经融入了高加林的血液之中，以致回到农村后他依然尽可能地保持城里人的生活习惯，并时刻感受到了远方城市的呼唤。对城市生活的渴望使得高加林不安于现状，野心勃勃地谋划着如何离开农村重新进入城市。即使在由乡村民办教师转为农民后，高加林也依旧保持着改变农村现状的强烈渴望。治理“水井”可以说是高加林进行城市化实践的一次重要表现。“水井”在此成了乡土社会的隐喻，这个养育了“一方人”的水井在高加林眼中成了“烂池塘”，是充斥着“泥糊子”、“蛤蟆衣”、“碎柴烂草”的脏地方。高加林治理“水井”所采取的措施就是对其进行“漂白”。他不仅借治理水井表达了对农村的不满，而且试图激烈对抗农村的道德伦理。他骑着自行车进城买漂白粉时的“张狂”和“洋人”姿态就是典型例证。高加林曾经接受的城市现代文明与其所处农村现实情境之间的巨大反差，使得他对农村社会进行了一系列义无反顾的反抗。
20世纪80年代改革小说中的进城、出国叙事，承续了晚清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参照下反思国民性、重建“中华民族”的重大主题。这些进城、出国的文学叙事通过描述中国农民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体验和切身感受，试图在城市与农村、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寻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民族重建的方向与出路。这出路便是“进城”“出国”，向西方学习，谋求城市化与现代化。正如评论家金浪所深刻指出的，“在新时期前期，类似《陈奂生上城》这样的‘进城’故事并不少见，比如路遥的《人生》（1981）、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1983）等，在经历‘文革’的苦难之后，这些‘进城’故事并没有把城乡关系简单地处理为现代与传统的对立，而是试图在现代/传统、西方/中国、进步/落后的关系中重新安排自身的位置”（金浪，2011）。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小说为我们分析1988年《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建构提供了可贵的互文性参照。在1980年代这样一个新启蒙时代，以西方文化为榜样重新建构中华民族成为时代主题，对民族自我的否定与批判在文化界盛行，因此这一时期的改革小说通过大量的进城、出国叙事描写以及中国农民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崇拜描述，建构了否定的民族自我形象。1988年的《大地》中译本亦“忠实”呈现了赛珍珠对中国农村社会所进行的东方主义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