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研究成果

本书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理论方面，笔者综合梳理形象学的现有理论观点，从《大地》中译研究的实际出发，对翻译与民族建构的关系展开研究，提出了形象学理论视角下的《大地》中译研究模式。本研究认为，《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是在中国社会的特定语境下生成的话语建构物，它是中国人将中国“自我”与西方“他者”进行参照对比的产物；《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建构不是孤立进行的，它与中国社会的文学、电影等媒体对中国自我形象的文化表述具有互文关系；中译者是《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的（再）建构主体，他们个人的生活经历、翻译动机、文化心态、对赛珍珠与《大地》的评价等，对中译本之中国形象建构有重要影响。本书系统运用这一《大地》中译研究模式，较有效地阐释了《大地》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中国形象如何生成、传播，以及《大地》中译如何参与现代中国的民族建构等问题。本书通过对《大地》这样一部在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的中译进行形象学分析，拓展了形象学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空间。可以说，本书从形象学这一新的研究维度对《大地》中译展开研究，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其二，本书打破赛珍珠研究界对赛珍珠在中国接受史研究的陈规，从民族国家话语的角度，考察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话语如何操控赛珍珠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评价。研究发现，赛珍珠作品在中国的“沉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有关中国的描述是否被权威的文学批评视为与中国的民族建构、民族国家建构的诉求一致，赛珍珠在中国的际遇受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话语的控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民族建构的诉求呈现多元化的特点，中国对赛珍珠中国题材作品的评价也因此出现了正面评价、褒贬参半、负面评价等多种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民族建构、民族国家建构的诉求单一，赛珍珠有关中国的描述与这一诉求存在很大冲突，赛珍珠因而在中国遭到批判与抵制。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赛珍珠有关中国的描述符合当时中国进行民族重建的诉求，赛珍珠因而在中国再次受到认可与推崇。

其三，本书综合运用形象学理论与东方主义，考察了西方的中国形象演变史与《大地》源文本之中国形象建构。七百多年来，西方的中国形象如“变色龙”一般千变万化，但始终处于乌托邦中国形象和意识形态中国形象这两极之间。无论是低劣邪恶的意识形态中国形象，还是美化的乌托邦中国形象，都是西方为了确立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价值与权力秩序以及认同自身，而塑造的一个与西方相对立的“他者”文化影像。《大地》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中国形象向肯定的乌托邦形象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地》通过现实主义手法对中国进行“正常化”的描述，引导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但仍不可避免地受美国东方主义话语的影响。赛珍珠运用了一种隐蔽的东方主义，创造了美国东方主义的新形式。《大地》塑造了“正常”的中国形象，以更积极、肯定的方式来塑造中国，而美国东方主义则以更隐蔽的方式存在于对中国的积极肯定描述之中。赛珍珠虽然有着向美国人“如实地”介绍中国的美好动机与愿望，而且她对中国的描写也确实更为积极肯定，但《大地》在根本上其实并未逃脱美国东方主义话语的“魔咒”。

其四，《大地》中译与现代中国的民族建构、民族国家建构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大地》中译对现代中国的民族建构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中国对《大地》的翻译与接受，始终与“何为中国？何为中国人？”这一中华民族的百年历史命题交织在一起。作为知识分子的《大地》中译者，以翻译为表达手段或通过翻译这一特殊方式，对民族自我的现状进行判断、对其未来进行规划，表达他们对“中国”“中华民族”的“想象”与认知。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在如何建构中华民族方面存在不同诉求，因此这一时期的中译本重新建构的中国形象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由稚吾译本对源文本的美国东方主义采取排斥的态度，因此完全颠覆了源文本的中国形象，建构了积极、肯定的民族自我形象，以此来提升民族自我、迎合民族超越自我的诉求。胡仲持译本与源文本的东方主义协调、角力，对源文本的东方主义描述进行了筛选，按照译者理想的民族自我形象对源文本进行一定程度地“变形”“改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民族自我形象。张万里与张铁笙合译本强化了源文本的东方主义，试图通过否定、审判民族“自我”来提高西方“他者”经验的权威性，以西方为模式来重建中华民族，因而强化了源文本东方主义的中国形象。20世纪80年代反传统与“西化”思想在中国占据主导，民族建构方面的诉求单一，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大地》中译本（即王逢振与马传禧合译本）“忠实”再现了源文本的中国形象。但是，有些译本如20世纪30年代的张万里与张铁笙合译本与20世纪80年代的王逢振与马传禧合译本，在借助西方实现中华民族的重建这一问题上，没有反思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参与塑造了不平等的中西方文化权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