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作品在中国文化界引发的争议
赛珍珠作品在美国热销，1938年她又主要凭借描写中国农村的小说《大地》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这使她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界的一个焦点。笔者检索了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编辑部编辑的“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以“题名/作者”为检索项，以“赛珍珠/布克夫人/巴克夫人/勃克夫人/白克夫人”为检索词，以“1931—1949”为检索年限，检索到文章190多篇。可见赛珍珠当时确实引起了中国文化界的极大关注。中国早期的赛珍珠评论者中，其作品的中译者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如《大地》最早的中译者胡仲持就著有四篇赛珍珠评论文字[7]，《大地》伍蠡甫译本的第二部分《评福地》则是早期最重要的赛珍珠评论之一。中译者的译序类文字实际上标志着中国赛珍珠研究的肇始。赛珍珠研究专家刘海平认为，根据评论者对赛珍珠有关中国描述所持的态度，中国早期的赛珍珠评论文章大致可以分成三类：正面评价、褒贬参半和负面评价（刘海平，1998b：113）。20世纪30年代中国评论者、中译者对待赛珍珠与《大地》这三种态度，与本书第五章第一节将要论述的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中国所存在的三种民族建构的方向是吻合的。
（一）正面评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界不少论者对赛珍珠持这一态度。有些文章为赛珍珠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感到自豪，认为是中国和中国文化孕育了赛珍珠：“她的肉体出自阿美利加的双亲，而她的精神则是我们中国所赋予的”；“美国是她的母国，中国是她的父国”（胡仲持，1933a：737）。出版《大地》伍蠡甫译本的上海黎明书局则在该译本封底的内容介绍中把《大地》与雷马克（E.M.Remarque）的《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相提并论，认为后两部书“只不过揭示西方的人间世……本书【《大地》】则客观地描绘现代中国成为唯一问题的地狱式的农村，其感人之深，自然远在两书之上”（伍蠡甫，1932：29）。林语堂《白克夫人的伟大》一文称赞赛珍珠为“中国最有力的宣传者”，认为她不但是“艺术高深的创作者”，还是“勇敢冷静的批评家”，而《大地》“在宣传上大功，为使美国人打破一向对于华人的谬见，而开始明白华人亦系可以了解同情的同类，在人生途上，共尝悲欢离合之滋味”（林语堂，1939：109）。
庄心在《布克夫人及其作品》一文赞誉赛珍珠为“民族的友人”，认为其作品“善于剪裁，妙于运用，结构文笔，两臻佳妙……其真切恳挚之处，尤为常人所难及”；该文进一步指出，赛珍珠“对中国有所论述，每中肯要，尤其是她对于中国民族的尊重以及对孔子思想及中国文化上的理解，更使她对中国有进一步深切的认识”（庄心在，1933：84-85）。毛如升在其文章《勃克夫人的创作生活》中将《大地》誉为“伟大的著作”，认为《大地》“并不像从前写中国故事的西洋人，只错误模糊地写了中国人底一点皮毛和外表——它已经深入了中国农民的内心，完全抓住他们心灵的深底，因而它在世界同声的赞美之下，得到伟大的成功”（毛如升，1933：13）。该文详细分析了《大地》的特点，认为小说的成功不仅因为它的内容抓住了中国农民生活的灵魂，也因为“在她文章风格上，更有伟大的特点”（毛如升，1933：13）。
这些对赛珍珠评价正面的中国评论者，无不以他们个人对“中国”“中华民族”的“想象”为标准来判定赛珍珠有关中国或中国人的描述。他们肯定或称许赛珍珠，是因为赛珍珠的中国题材作品符合他们个人对中国的民族建构的诉求，赛珍珠作品所表现的“中国”与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与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契合。
（二）褒贬参半
对赛珍珠褒贬参半的典型例子是著名出版家、文学批评家赵家璧先生的文章《勃克夫人与黄龙[8]》。赵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对赛珍珠予以较大关注，除这篇专文外，他还翻译了赛珍珠的著名演说《东方，西方与小说》，以“小延”为笔名发表在《现代》1933年第2卷第5期，译文后还附有《译者附记》。赵家璧（1933a：639-649）一方面指出《大地》与13世纪马可波罗以后西方人写的中国小说大大不同，后者只是“看了要使人发笑的书”，但“勃克夫人已抓到了中国人一部分的灵魂”；赵先生还极力赞扬《大地》的中国风格，“全书满罩着浓厚的中国风，这不但是从故事的内容和人物的描写上可以看出，文字的格调，也有这一种特点。尤其是《大地》，大体上讲，简直不像出自于西洋人的手笔”。另一方面，赵家璧亦对《大地》进行了如下批评：首先，小说主角黄龙是原始性的初民（primitive man），他过着原始的初民性的生活，养成了初民性的信仰——对以大地为代表的自然力的崇拜与虔诚，形成了全盘接受命运的极原始的命运观；其次，“勃克夫人可说没有如别的西洋作家般有意地在小说中侮辱中国人，可是描画出了这样一位原始型的黄龙，确是恰合了欧美人的口味”；最后，《大地》获得赞誉的更大理由在于它是“一种逃避的文学”、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迎合了现代读者逃避现实的欲望。
胡风的文章《〈大地〉里的中国》集中代表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对赛珍珠毁誉参半的复杂态度。他在文章开篇便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这个在中国生活了二三十年的女性作家，对于中国农村是怎样观察的？农民底命运和造成这样命运的条件，在她的笔下得到了怎样程度的真实反映？
第二，这本书在欧美读者里面的惊人的成功，是由于她的艺术创造底成功呢，还是另有原因？（胡风，1936：298）
胡风接下来夹叙夹议，通过详细的文本分析对这两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首先，他认为“大体上，作者对于中国农村底生活是很熟悉的，从描写或叙述里看得出来她的感觉底纤细和观察底锐利”，但同时胡风也指出“这样的故事是富于异国情调的”，这是小说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胡风，1936：301）。其次，《大地》成功的原因在于，“作者笔端上凝满着同情地写出了农民底灵魂底几个侧面。读者在离奇的故事里面也能够感受到从活人的心灵上流出的悲欣”（胡风，1936：302）。再次，胡风认为《大地》有以下几个主要缺陷：赛珍珠对农村经济构成非常模糊；她不能把握住一个贫农的命运，把农民的一切悲剧归根于天灾；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没有在小说中得到任何反映（胡风，1936：310-313）。最后，胡风得出结论，从是否正确认识中国农民“穷苦愚昧”的根源这一点来看，“《大地》虽然多少提高了欧美读者对于中国的了解，但同时也就提高了他们对于中国的误会”（胡风，1936：319）。
赵家璧与胡风对《大地》的评价明显受民族国家话语的影响，两人将《大地》对中国的描述与民族、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两人均以是否“抓住了中国人的灵魂”、是否“有意在小说中侮辱中国人”、是否“恰合了欧美人的口味”或者是否反映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些与“中国”或“中华民族”息息相关的标准来评判《大地》，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
（三）负面评价
本书第一章第二节已提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界批评赛珍珠及其作品的声音很大，鲁迅、茅盾、巴金等重要人物都对赛珍珠进行过严厉批评。由于这些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们对赛珍珠的评价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下面，本书将重点分析巴金与祝秀霞的观点。巴金在发表于《鲁迅风》第17期（1939年7月20日）的文章《关于〈爱国者〉》中直言不讳地表示了对赛珍珠的厌恶，“我素来对赛珍珠没有好感……她得了诺贝尔奖金以后还是原来的赛珍珠”。巴金还谴责林语堂在其文章《白克夫人的伟大》中称赞赛珍珠为美国的“中国最有力的宣传者”。巴金在文章最后对《爱国者》的“抢译者”发出了“我控诉”的愤怒：
大概我们自己太缺乏宣传人才了，竟然把赛珍珠也当作了我们的宣传者。别人污蔑了我们，戏弄了我们，捏造出我们未犯过的杀人罪名，我们还要称颂她的“伟大”，将她的书当作恩物似的抢着翻译出来。这是我们自己把污蔑当作夸耀接收了。（巴金，1939：460）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赛珍珠批评文字中，祝秀侠《布克夫人的〈大地〉》一文言辞最为激烈。祝秀侠在文章开篇便指出赛珍珠的见解以及《大地》所描述的故事“显然是非常之坏而且歪曲了事实的”，她认为“《大地》，是写给外国的抽雪茄烟的绅士们和有慈悲的太太们看的。作品通过《大地》有力地展露中国民众的丑脸谱，来迎合白种人的骄傲的兴趣”（祝秀侠，1933：300）。文章指出，作为“一位帝国主义侵略先锋的传道师的女儿”，赛珍珠“故意把中国农村和帝国主义绝了缘”，其目的就是“站在统治者的代言人方面来麻醉中国大众，巧妙地来抹杀帝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残暴的事实”（祝秀侠，1933：301，305）。
从以上巴金与祝秀侠对赛珍珠的批评来看，两人完全否定赛珍珠作品的价值，并不是因为艺术或审美的原因，而是因为赛珍珠对中国的描述完全不符合两人对“中国”或“中华民族”的“想象”。赛珍珠“污蔑了我们”“戏弄了我们”“站在统治者的代言人方面来麻醉中国大众”，《大地》所展现的中国与两位评论者心目中的民族自我形象、与两人对民族建构的诉求相去甚远，因而招致两人的严厉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