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国形象演变
美国东方主义的表现形式与本质发生变化，美国的中国形象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伊萨克斯对美国的中国形象进行社会学调查后指出，美国对中国一直存在“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我们对中国人的感情在同情与厌弃、在父母般的仁慈和父母般的恼怒、在喜爱和敌意、在热爱和近乎憎恶的敌视中游离。”（于殿利、陆日宇，1999：78）在这种矛盾心理影响下，美国出现了积极与消极两种截然相对的中国形象：“这两种形象时起时落，时而占据、时而退出我们心目中的中心位置。任何一种形象都从未完全取代过另一种形象。它们总是共存于我们的心目中，一经周围环境的启发便会立即显现出来。”（于殿利、陆日宇，1999：77）
“精英东方主义”与“商业东方主义”使得美国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上半叶盛行理想化的乌托邦中国形象。美国在建国之初对中国充满了崇敬。1784年第一艘美国商船便抵达中国，开始了中美贸易。美国商人带回的茶叶、丝绸、瓷器以及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构成了美国人最初对中国浪漫、神奇、美丽、刺激、古怪的认识。到了19世纪下半叶，特别是两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美国东方主义向“政治东方主义”转变，美国的中国形象也随之向消极的意识形态形象转变。19世纪中期，美国的西部大开发对劳动力产生了极大需求，大批中国劳工进入美国，成为美国的廉价劳动力。美国最初对中国劳工是欢迎的，但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多久，歧视、迫害、攻击华人便成为美国社会的普遍现象。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规定暂停华工入美10年、中国人无权加入美国籍。中国人在美国普遍被视为异教徒或“黄祸”，妖魔化的意识形态中国形象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作为一个主要大国步入世界政治舞台，美国不断介入中国与亚洲事务，门户开放政策成为美国新型外交政策的支柱。美国对中国“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在20世纪前30年表现得尤为突出。杰斯珀森（T.Christopher Jespersen）认为，19世纪最后10年到1931年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均建立在两股相互矛盾的推动力之上：其一为宗教与经济的合谋，美国传教士的基督教家长主义（Christian Paternalism）试图安抚、拯救中国人的灵魂，而中国广阔的市场与经济潜力也让美国人对中国充满向往；其二为恶毒的种族主义，美国人视中国人为劣等民族、对他们生活构成威胁的“黄祸”（Jespersen，1996：1-3）。也就是说，20世纪初积极的乌托邦中国形象与消极的意识形态中国形象在美国同时存在，这两种形象共同构成美国人的中国观。一方面，20世纪初美国依然延续19世纪对中国的轻蔑态度，义和团运动更是强化了美国人关于中国野蛮、残忍、落后、原始的看法，这集中体现在马克·吐温与杰克·伦敦等作家的早期作品中[5]。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赤裸裸的蔑视到20世纪早期开始弱化为恩人或保护者的仁慈，美国人对中国形成了新的、更友好的情感（Mosher，1990：19；于殿利、陆日宇，1999：192）。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形成了这样一种潮流：“对传统儒家生活方式及其哲学重燃的狂热，对早期中国艺术的倾心，对中国人沦为肤浅西方物质主义无辜牺牲者的同情，以及对中国农民，身为大地之子及智慧源泉的尊崇及热爱。”（阮叔梅，2000：216）这种潮流在庞德（Ezra Pound）与奥尼尔（Eugene O'Neill）的作品中有充分体现[6]。
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赛珍珠《大地》的出版为标志，美国的中国形象发生根本性转变，积极的中国形象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想象中国，中国不再是陌生、原始、野蛮、异域的国度，而是受美国保护、监护的弱者，是美国利用其进步的民主、道德、文化进行改造、“拯救”的对象。《大地》在美国的广受欢迎标志着美国的中国形象发生重大转变，对美国人而言，中国不再是神秘、遥远、无时间性（timeless）的国度，中国人也不再是“异教徒”或“傅满州”式的恶棍，赛珍珠为美国对华态度的转变付出了巨大努力（Yoshihara，2003：151；Conn，1996：129）。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亨利·卢斯（Henry R.Luce）所控制的三大美国媒体对正面中国形象的塑造、以及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二战”期间在美国的广泛影响[7]，美国对中国的这种“仁慈”态度达到巅峰，“二战”期间美国人对英勇抵御外侮的中国人民普遍持钦佩态度。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一个浪漫化、进步、高度女性化的中国形象在美国形成，美国的中国形象实现了从“异邦”（alien）到“盟友”的转变（Leong，2005：1，165）。“二战”后期，随着国民党军队无能、内部争斗、腐败的报道在美国的流行，美国对中国的钦佩情感逐渐消失、直至幻想破灭，1949年以后则转为完全敌对。
如上所述，两百多年来，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一直在爱与恨两极间徘徊，而美国的中国形象亦在理想化的乌托邦形象与妖魔化的意识形态形象两种原型间变化，它们共同编织了一个关于“中国变色龙”的故事。然而，中国龙之所以“变色”，不是因为其自身，而是因为美国投射到中国龙身上的眼光在变化。对此，杰斯珀森曾经这样总结：
美国的中国形象与美国的中国观一直是、也将继续是美国国内各种力量的产物，而并非其他任何东西的结果。美国人普遍认为他们能够并且应该以美国模式来改造中国，这表明，虽然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确发生了变化，但美国人了解中国与中国人的基础却未改变。正是通过与中国的交往，美国人持续看到了他们在其他任何地方无法获取的成功机会。（Jespersen，1996：188）
也就是说，中国一直作为与美国文化对立的“他者”出现在其视野中，美国通过美化或妖魔化的中国形象实现自我认同、自我确认，与美国民族身份相对应的美国东方主义话语直接决定了美国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