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作品的封杀期（1950—1981）
1949年后，赛珍珠的作品在中国长期被列为“禁书”，遭到全面否定与批判。据笔者统计，1950—1981年整整32年间，中国几乎没有出版任何赛珍珠的作品。唯一的例外是：1959年为了满足批判赛珍珠形势斗争的需要，《世界文学》编辑部编辑出版了作为“内部参考”数据的《赛珍珠反动作品选辑》。该选辑由戈哈（原名李文俊[9]）、董衡巽等编写，以“内容梗概”“摘译”或“节译”的形式对赛珍珠《大地》《爱国者》等21部作品中的“反动思想”进行了一一批判。该书“编者说明”指出，由于赛珍珠作品在美国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都曾大受欢迎，“因此，就有必要搞清楚赛珍珠是怎样的一个人，她在作品中所贩卖的又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其对我国人民生活的歪曲和对中国革命的污蔑等反动思想，也必须予以深刻的批判”（《世界文学》编辑部，1959：1）。在这部选辑中，由戈哈摘译的《我的几个世界》（My Several Worlds）更是细数赛珍珠在该作品中暴露的15条罪状，如“赛珍珠对中国人民的污蔑”“赛珍珠是怎样‘赞美’中国的”等，译文前还附有“编者按”：
她【赛珍珠】的帝国主义立场，在这本书里暴露得最为彻底。赛珍珠以前在其他作品中所流露过的各种反动、荒谬、错误、似是而非的观点，在这里也得到了最充分最完全的发挥；她的帝国主义传教士式的伪善手法在这里也益发娴熟，但也越欲盖弥彰。（戈哈，1959：78）
1960年年初，《世界文学》和《文学评论》连续发表了三篇长文，组织了对赛珍珠的全面批判。此前，北京《文艺报》1950年第2卷第4期刊载了高骏千翻译的苏联人谢尔盖耶娃的文章《破产的“中国通”——赛珍珠》[10]。该文在当时的中国内地影响很大，对中国的赛珍珠评论“向左转”起了重要引导作用。谢尔盖耶娃的文章主要以赛珍珠1949年出版的中国题材小说《亲族》[11]（Kinfolk）为例，批判赛珍珠的新作品脱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现实。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章一开始并没有彻底否定赛珍珠，而是对其作品的社会意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赛珍珠是“一个具有无可置疑的才能的作家”，虽然她的作品“总是有一种巨大的缺陷，这就是它企图抹杀正在现代中国发生着的、巨大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变迁”，但是，“她的作品，特别是早期的几部，却并非毫无社会意义”。文章接下来则笔锋一转，指出：
即使在这些早期作品中，赛珍珠对中国现实的表现也是非常片面的。这正是因为她想把阶级斗争和中国的政治生活从读者视线中掩盖起来……她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这国家中正发生着的深刻过程的本质。她不想提到人民革命的发展……而在中国人民的伟大解放战争里，赛珍珠并不是站在他们的一边的。（高骏千，1950：576）
文章后来的语气逐渐加强，指责赛珍珠的“反动成见”（高骏千，1950：579）和“反动偏见”（高骏千，1950：580）是她无法获取中国人民苦难的真正根源。赛珍珠“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是徒劳到滑稽的程度……她竭力想制造一种印象表示人民根本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代表什么”（高骏千，1950：580）。文章最后得出如下结论：“把自己的笔出卖给帝国主义压迫者的赛珍珠，想逃避这个真理，结果是，她遭受了整个的破产——政治上，文学上和道德上”（高骏千，1950：581）。
1960年中国内地发表的三篇赛珍珠评论文章分别是：思慕[12]的《猫头鹰的诅咒——斥赛珍珠的〈北京来信〉》、李文俊的《美国反动文人赛珍珠剖视》以及徐育新的《赛珍珠——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其中，前两篇刊载于《世界文学》1960年第9期[13]，第三篇刊于《文学评论》1960年第5期。这三篇文章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对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北京来信》（Letter from Peking，1957）、《我的几个世界》等作品进行了种种批判，历数赛珍珠的种种罪状：故意歪曲中国农村的阶级压迫实质；污蔑中国人民革命，支持蒋介石反动政权；歌颂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反华反苏，为美帝国主义涂脂抹粉；诽谤、中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化封建性，将封建性描写为中国的民族性并使之“永久化”等。
例如，思慕的文章开篇第一句即为：“美帝国主义御用文人赛珍珠，是靠着‘中国通’的招牌，靠着对中国人民的无耻污蔑起家的。”（思慕，1960：129）该文最后更是将赛珍珠比喻成“青蛙”与“猫头鹰”：
……至于赛珍珠之流的造谣污蔑，正像在枯草里望天噪叫的青蛙，像不敢站在阳光下面的猫头鹰的咒骂，只不过显出这个反动文人向她的主子讨取残羹冷炙的可耻的末路罢了。（思慕，1960：135）
李文俊的文章一开篇则宣称“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上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多年来，它一直处心积虑地豢养了一批走狗文人……在这批无耻的文人中，赛珍珠是最凶狠最恶毒的一个”（李文俊，1960：114）。徐育新的文章则将赛珍珠定位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大地》“臭名远扬”，是“典型的殖民主义者的文学”（徐育新，1960：100）。
1949年后，不但中国评论界对赛珍珠进行否定与批判，赛珍珠作品不再被翻译与介绍，就是业已流传到民间的赛珍珠作品也被视为“禁书”而没收。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陶洁曾经回忆说，她父亲家藏有的《大地三部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抄家时拿走（陶洁，2006：3）。赛珍珠1934年回美国定居后就没有再回到中国，但她一直企盼着能在离世前再次踏上中国国土。1970年、1971年中美两国关系逐渐解冻时，赛珍珠曾给中国领导人发电报，希望得到一份邀请和入境签证。但她的签证申请于1972年5月被驳回，领事馆的回信如下：
亲爱的赛珍珠女士：
来函收悉。鉴于您长期以来在作品中对新中国及其领导人的歪曲、中伤和诽谤态度，我代表中国政府通知您我们拒绝您访问中国。（Stirling，1983：317）
这封信给赛珍珠致命打击，她大病一场。1973年3月6日，赛珍珠长眠于世，葬于其美国住所青山农场，墓碑上没有任何墓志铭，只有她的中文名字“赛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