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中国形象

本章前两节已指出，《大地》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中国形象向肯定的乌托邦形象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大地》的中国形象属于西方的中国形象两种原型之中的乌托邦原型，但与之前西方的众多乌托邦中国形象（如《马可·波罗游记》）相比，《大地》的中国形象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在赛珍珠的笔下，中国已不再是神秘、陌生、遥远、奇特、充满异国情调的乌托邦或天堂。赛珍珠以“美国大众的中国专家”（Popular Expert on China）（Hunt，1977）的身份，通过现实主义手法对中国进行“人性化”的描述，引导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让美国人感觉自己属于中国，中国人就如同他们的表兄弟与邻居一般”（转引自Leong，2005：27）。正如梁卡伦所论述的，赛珍珠反感显而易见的东方主义（conspicuous Orientalism），有意将自己的作品与美国常见的充斥着异国情调、古怪人物的中国题材作品区分开来，她以将中国“正常化”（normalize）的方式介入美国东方主义，使“中国”成为一个对美国公众而言更加舒服、熟悉的概念（Leong，2005：25，56）。也就是说，《大地》所描绘的“中国”，既非恶魔之乡，亦非天使之国，这里有着和美国人一样普通的“正常”人，他们有着相同的人性与喜怒哀乐。林语堂曾明确指出：“其（赛珍珠）在宣传上大功，为使美国人打破一向对于华人的谬见，而开始明白华人亦系可以了解同情的同类，在人生途上，共尝悲欢离合之滋味。”（林语堂，1939：109）

然而，在赛珍珠这种以现实主义手法对中国进行的“正常化”描述背后，则是被深深掩盖的美国东方主义。与“显而易见的东方主义”将中国或乌托邦化或妖魔化不同，赛珍珠运用了一种更为隐蔽的东方主义，创造了美国东方主义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就是将中国“正常化”，以更积极、肯定的方式来塑造中国，而美国东方主义则以隐蔽的方式存在于对中国的积极肯定描述之中。“在中国生活的经历使赛珍珠具有的权威性以及她现实主义手法的有效运用，为美国东方主义向更积极肯定的中国观转变发挥了重大作用，但这种中国观仍然扭曲了中国与中国人。”（Leong，2005：27）赛珍珠虽然有向美国人“如实地”介绍中国的美好动机与愿望，而且她对中国的描写也确实更为积极肯定，但仍未能逃脱美国东方主义话语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