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五四”高潮过后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重以及中国人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失望和对它的美好未来的期待，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中涌现了大量的“中国形象”书写。中国知识分子将振兴民族与国家的理想倾注到文学中，激情澎湃地在文学作品中构想“新中国”，中国文学中形成了一次中国形象浪潮。本小节重点分析20世纪30年代影响较大的左翼文学对中国形象的建构。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为提升民族自我、建构积极肯定的中国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革命文学”兴起之时，众多年轻理论家对“五四”时期以完全否定民族自我的“国民性批判”为特征的启蒙话语、“五四”文学进行了猛烈抨击，并试图用无产阶级革命话语、“革命文学”取而代之。“革命文学”征讨“五四”文学、宣扬无产阶级文艺的战斗檄文包括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钱杏邨（阿英）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等。其中以1928年3月发表于《太阳周刊》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言辞最为激烈。在该文中，钱杏邨出于宣传“革命文学”的迫切需要，对“五四”的旗帜性人物鲁迅与“五四”新文学的经典文本《阿Q正传》进行了颠覆。
《死去了的阿Q时代》开篇即宣告：“鲁迅终竟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他的著作内含的思想，也不足以代表十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钱杏邨，1928：192）鲁迅的落伍是因为中国社会有着极为强烈的“革命”的诉求，但鲁迅没有对这一诉求进行有效的响应。在该文中，钱杏邨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以阿Q为代表的“沉默大多数”这一民族自我形象，认为“五四”所塑造的自我否定的“沉默的大多数”不能适应“革命”的诉求，也不具有引领民族走出困境、摆脱民族危机的意义与功能，因此“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钱杏邨，1928：213）。钱杏邨认为，“革命”时代的中国农民具有以下“超越”特征：
第一，现在的中国农民不像阿Q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并且表现了原始的Baudon的形式，自己实行起革命来，绝没有像阿Q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智识已不像阿Q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不是莫名其妙的阿Q式的蠢动，他们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钱杏邨，1928：212）
钱杏邨对《阿Q正传》的批评为我们解释20世纪30年代《大地》在中国遭受的非议提供了很好的注脚。《大地》中的中国农民王龙与阿Q一样，完全没有上述革命时代的中国农民所具有的“超越”特征。根据本书第四章的分析，王龙虽然具有勤劳、善良、坚强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他与阿Q一样封建、愚昧、无知、爱面子，与阿Q一样始终生活在自己狭小、封闭的世界中，对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革命”充耳不闻。连“五四”文学的经典文本《阿Q正传》都遭受革命文学的发难，《大地》这样一部出自外国女传教士、不符合“革命”诉求的作品，想要逃脱被左翼人士批判的命运，实在很难。国民党同样不喜欢《大地》，认为小说对中国贫穷落后的描写“侮辱”了中国（转引自Xiao，2002：278；Hunt，1977：48-49）。
那么，鲁迅与赛珍珠同样描写中国农民的愚昧、封建[9]，为何鲁迅的描述在中国长期受到高度肯定，而赛珍珠则备受非议呢？除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难以忍受外国人“丑化”中国这一原因之外[10]，鲁迅与赛珍珠所处时代语境的不同也是根源之一。作为“国民性批判”的模板，《阿Q正传》产生于“五四”这一激烈反传统、自我否定与自我批判的时期，自然会备受推崇。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剧与中华民族自我主体性的提升，占民族群体绝大多数的农民已不再是无法主动表达自己的“沉默的大多数”，而是希望、正义、革命、力量等积极因素的象征。而赛珍珠此时还在继续描写中国农民的幼稚、愚昧、无知与封建，自然会备受非议。蒋光慈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咆哮了的土地》中的农民张进德，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建构积极肯定的民族自我形象的诉求。
《咆哮了的土地》是20世纪30年代革命小说的样本。在蒋光慈的笔下，农民张进德已不再是那个愚昧无知、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阿Q，而是一个有思想、有能力、有政治觉悟的农村革命的领导者，他在农民当中颇具亲和力与号召力。“在一般青年的眼中，他简直是‘百事通’，他简直是他们的唯一的指导者。”（蒋光慈，1930：159）张进德善于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耐心将通俗的革命思想带给他们，使农民获得初步的阶级概念，懂得自己并非注定只能被动接受不公平的命运，可以奋起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张进德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反抗性强，讲究斗争策略，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素质，农会遭到镇压时，他率领积极分子突围到三仙山，为继续革命保存了力量。张进德勇敢顽强、沉着冷静，善于思索，有政治头脑，对一切事情都能应付自如，从不过分激动或盲目乐观。可见，张进德拥有全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所述农民具有的“超越”特征，使农民剥离了阿Q或王龙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奴性形象，成为了革命英雄。
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建构的中国形象为本研究考察20世纪30年代《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建构，特别是中国农民形象的塑造提供了颇具参考价值的互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