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自我—他者”关系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中国人开始对“左倾”的根源与整个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同时，改革开放以后西方“他者”文化纷纷涌入国门，对人们的原有思想与价值观念提出了严峻挑战。这样，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持续近十年文化讨论的热潮，世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化热”^[1]。这次文化论争与“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争”非常类似，“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再次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故有人称之为“第二次新文化运动”（陈奎德，1991：37）。20世纪80年代的本质，就是“五四”精神的秉承与延续，因此它亦被称为“新启蒙时代”，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首个《大地》中译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由于“阶级斗争”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思想文化的禁锢，“他者”经验几乎被完全抵制、排斥，民族自我则被绝对权威化。中华民族的自我封闭以及与“他者”的隔绝，滋生出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意识与自我定位，“自我—他者”关系的天平完全向自我倾斜。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华民族得以再次睁开双眼看“世界”，发现“世界”“他者”根本不像他们长期被灌输的那般“弱小”与“丑恶”，相反，“他者”远比自身强大、美好，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迅速转变为极度的自卑感。“自我”与“他者”力量对比的猝然颠倒，使得一直稳定而优越的民族自我定位成为需要被重新认识的问题，如何在新的现实情境中进行中华民族的重建成了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由此20世纪80年代才会出现“文化热”。反传统、思想启蒙与全盘西化是20世纪80年代大陆思想界的主流（陈奎德，1991：41；郭双林，2004：10）。对民族自我、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否定与质疑弥漫在文化界，“国民性批判”的声浪再度高涨，“他者”经验再次受到推崇，焦虑失措的民族自我意识使得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界关于“中国形象”的探讨一度勃兴。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的《三千万》等为代表的改革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曾引起巨大反响，可谓该时期标志性的文化事件，可被视为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建构民族自我形象的一种努力。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的民族建构过程中关键性的一环。

在20世纪80年代这场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运动中，翻译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积极参与了现代中国的民族建构。在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堪称清末民初以来又一个文字翻译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不仅数量庞大^[2]、规模空前^[3]，而且它在整个社会的文化转变上，占有非常突出的位置（王晓明，2005：172）。20世纪80年代翻译运动的译介重点，是西方20世纪哲学、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重要成果，即偏重西方现代理论的译介。文学界的译介重点，则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即20世纪50—70年代）译介较少或遭忽视的外国现当代文学名家的作品（查明建，2003：86）。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人反思社会现状，在西方的冲击下重新界定自我、重建民族自我的时期。“被译成中文的那些主要是来自西方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包括文学作品，正构成了中国人重新感觉和思考现实的基本参照系，成为启发和引导他们的感觉和思考的重要因素。”（王晓明，2005：172）正是通过翻译作品作为“基本参照系”，中国才得以在与西方“他者”比照和反差的基础上重新建构民族自我形象。

20世纪80年代中国翻译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丛书或书系的形式集中推出外国作品。社会科学领域最有代表性的翻译丛书包括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等^[4]。文学领域有影响的翻译丛书包括外国文学与上海译文两家出版社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诗苑译林”、漓江出版社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1988年的《大地》中译本为该丛书之一）等。李泽厚、金观涛等20世纪80年代翻译活动的组织者，从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出发，通过丛书的编辑与翻译表达自己对“民族”的想象与认知，以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重建。1988年漓江出版社推出的《大地》中译本，与这个时代成千上万的翻译作品一起，参与到了现代中国的民族重建这一宏大叙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