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论反思

本书运用形象学理论为视角展开《大地》中译研究，目的在于清楚阐释《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如何生成、传播，以及《大地》中译如何参与现代中国的民族建构等问题。但形象学理论毕竟不是专门的翻译理论，在运用于翻译研究时，它还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形象学理论主要聚焦于民族形象与国家形象的建构，难以充分、系统解释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如赞助人、诗学、翻译规范等）如何对翻译活动产生影响。《大地》中译研究可以采用的研究路径或研究视角有很多，如回译（back translation）与杂合（hybridity）角度等。

目前有关《大地》、《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等以中国为题材的英语文学作品的中译研究，绝大部分是从回译角度展开的，如江帆（2006）、吴央波（2007）、庞艳艳（2008）、刘芳（2005）等。所谓回译，是指“将已译成特定语言的文本译回源语的过程”；一般情况下，回译“必然是严格意义上的字面（literal）翻译”（谭载喜，2005：19）。以上这些从回译角度进行的中国题材英语文学作品的中译研究，从词汇、句子层面集中探讨了这类文学作品中译过程中，中国食物名称、诗词典故、谚语、中国人特有的称谓等中国文化专有项如何回译、还原的问题。事实上，将《大地》这类以中国为题材的英语文学作品译成中文，让它们回到中国文化，则可以构成一种特殊的回译现象，笔者将此界定为“文化回译”（cultural back-translation），以区别于一般的回译。“文化回译”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大地》这类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叙事，在通过翻译这个途径回到中国语境的过程中，中国文化或中国形象在中译本中如何呈现出来的问题。因此，从“文化回译”角度探讨《大地》等中国题材英语文学作品的中译，也是很有意义的课题。

此外，也可以从杂合角度展开对中国题材英语文学作品的中译研究，如周晔（2008）。韩子满认为，翻译中的杂合主要涉及原文杂合与译文杂合两个方面。“原文杂合有多种表现形式，既可以是多种文化意象或多种语言特点的杂合，也可以是不同语体或文本类型的杂合，但杂合特点最明显，与语言文化关系最密切，对译者挑战最大的还是多个语种的杂合。”（韩子满，2005：57）《大地》的中译实际上涉及了一个原文杂合的问题。但韩子满所指出的多种文化意象或多个语种的原文杂合只是一种比较低级、简单的杂合，还存在更为高级、复杂的原文杂合形式。那就是文化与语言的交叉杂合，如用A国语言描述B国文化的文本。《大地》的中译就属于将A国文化语境中用A国语言描述的B国文化的文本译回B国文字，让它“回归”到B国文化语境。《大地》源文本包含了语言、文学、文化三个层面的杂合^[1]。从杂合角度对《大地》这类中国题材英语文学作品的中译进行研究，也同样很有价值。

另外还有一点：笔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虽然一直试图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致力于对赛珍珠与《大地》中译者所建构的中国形象进行客观的学术分析与评价，但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研究者的主观性、受研究者所处时代语境的局限。因此，本书对“中国形象”的分析也难免带有这样或那样的主观色彩和所处时代的局限而不自知，在此特别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