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学与东方主义

萨义德（Edward W.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深刻揭示了所谓的“东方”是西方历史文化创造或建构的“东方”，东方一直作为西方文化的对立面——“他者”而存在。萨义德在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谓“话语”（discourse）意义上来讨论东方主义，东方主义是西方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表述、评判东方的话语，这一有关东方的话语背后隐藏着不平等的东西方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东方主义》揭示了东方主义者描述的东方实际上是西方建构起来的，这深刻反映了形象学意义上的“形象”的普遍特性。东方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理论为形象学在当代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目前已有不少研究者以东方主义为理论基础分析西方或美国的中国形象，如迈克拉斯（Mackerras，1989/1999）、吉原真里（Yoshihara，2003）、梁卡伦（Leong，2005）等。本研究采用形象学理论并结合东方主义思想，分析《大地》的中国形象建构以及这一中国形象在西方七百多年的中国形象史中的位置，然后以《大地》的东方主义表现为基础或参照点，考察《大地》中译本对源文本的东方主义采取的不同态度与处理方式。

如上所述，东方主义是西方理解、阐释、表述东方的方式，这些方式建立在东西方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东西方存在本质差异这一理念的基础之上。根据萨义德的分析，东方主义是“一个为了处置东方——透过陈述对东方的看法、提出有关的权威观点、描述东方、教授东方、安顿东方并统治东方等方式，而存在的集团制度。简而言之，东方主义便是为了支配、再结构并施加权威于东方之上的一种西方形式”（王淑燕等，1999：4）。几百年来，西方“发明”了东方，构建了神秘、异国情调、原始、落后、愚昧、野蛮、专制的东方形象，以便为其殖民扩张与文化霸权铺平道路。东方“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王宇根，1999：2）。正是通过“他者化”东方、将东方置于与西方对立的“他者”地位上，西方确立了以自身为中心的价值与权力秩序，确立了西方中心主义世界秩序中欧洲对东方的霸权。

《东方主义》主要处理英法19世纪以来对近东伊斯兰世界的东方主义。19世纪东方主义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套话或基本价值观：东方主义是一套关于自由与专制的话语、进步与停滞的话语、理性与感性的话语（周宁，2003：17）。东西方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东方永远是与西方对立的“他者”：东方是专制的、停滞的、感性的，西方是自由的、进步的、理性的。西方有关东方专制、停滞、感性的表述是相互关联的：东方社会的政治专制、极权与家长专制限制了个性与自由，窒息了个人与民族的创造力，专制导致停滞；西方自由与进步的根源是理性主义，东方专制与停滞的原因则是感性主义或感官纵欲主义。除以上所述的三种价值观外，19世纪东方主义有关东方的另一基本价值观，就是“文明与野蛮”——西方是文明的，东方是野蛮的或半开化的。专制是一个政治概念，停滞是一个历史概念，感性是一个心理概念，野蛮则是一个人类学概念，具有明显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经过西方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方式反复表述与言说，专制、停滞、感性、野蛮成为东方的本质特征，与西方的现代性价值构成根本的对立，进而帮助确认西方中心的地缘文明秩序，并在价值与权力层面支持西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扩张。东方主义有关东方专制、停滞、感性、野蛮的表述，在《大地》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本书第四章将对此具体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