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形象的两种原型——意识形态形象和乌托邦形象

此处所说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与通常意义上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有所不同，它们来自20世纪德国哲学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与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利科（Paul Ricoeur）有关社会知识和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tion）的理论，具有特定意义。曼海姆对人类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后发现，一切知识都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而是在社会现实中建构起来的。曼海姆认为，知识的内在逻辑起点，或者是乌托邦的，或者是意识形态的，两者的区别在于知识与现实秩序之间的关系：乌托邦力图否定或打破现实秩序，而意识形态的功能则是维护或维持现实秩序（艾彦，2001：229）。曼海姆依旧在“知识”（knowledge）意义上分析乌托邦与意识形态，利科则直接将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分析运用到“社会想象”中。利科认为社会想象的多样性可归结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这两极间来理解。乌托邦是超越的、颠覆性的社会想象，而意识形态则是整合的、巩固性的社会想象；社会想象的历史运动模式，建立在离心的超越颠覆与向心的整合巩固功能之间的张力上（Ricoeur，1986：159-180）。

法国形象学代表人物莫哈借鉴了曼海姆和利科将社会知识、社会想象置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这两极之间来理解的观点，将其运用于形象学研究，试图建立异国形象的类型学，其总原则是区别意识形态形象和乌托邦形象。莫哈认为，所有的异国形象，包括文学虚构的异国形象，都处在社会想象的两极之间，即处在意识形态形象和乌托邦形象这两极之间。“凡按本社会模式、完全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的异国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而用离心的、符合一个作者（或一个群体）对相异性独特看法的话语塑造出的异国形象则是乌托邦的。”（孟华，2001c：35）意识形态形象完全按照自身起源、身份及其在世界历史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去解读异国，其本质是要维护和保存现实，具有整合功能与向心作用。乌托邦形象以背离自身文化观念的方式来表现他者，其本质上是质疑现实的，具有颠覆功能与离心作用。意识形态形象“将群体基本的价值观投射在他者身上，通过调节现实以适应群体中通行的象征性模式，取消或改造他者，从而消解了他者”，而乌托邦形象“则具有颠覆群体价值观的功能，这种由于向往一个根本不同的他者社会而对异国的表现，是对群体的象征性模式所作的离心描写”（孟华，2001c：35，37）。

七百多年来，西方的中国形象如“变色龙”一般千变万化，但始终处于乌托邦中国形象和意识形态中国形象这两极之间。西方的中国形象可以归结为两种对立互补的原型：理想化的乌托邦中国形象，它表现了西方的欲望与向往、西方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的冲动；丑恶化的意识形态中国形象，它表现了西方的恐惧与排斥、西方自我确认与自我巩固的需求（周宁，2006a：5，9）。这两种原型交替甚至同时出现，共同构成西方的中国形象史。13—18世纪在西方占主导的是乌托邦中国形象，19世纪是意识形态中国形象，20世纪这两种原型则交替出现，在20世纪某些特殊历史时期（例如“一战”前后）甚至同时出现。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西方的中国形象就像“钟摆”一样，在肯定与否定，即乌托邦与意识形态这两极间来回摆动。虽然每次摆动的幅度可能不一样，在各个西方国家的情况也可能不尽相同，但它始终未脱离这一“钟摆”轨道（Mackerras，1989/1999：177）。《大地》的中国形象自然也处于这一“钟摆”轨道之中，并且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