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民族建构
随着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研究在过去20多年中的广泛流行，翻译在民族建构过程中的作用这一话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重要论题，如艾利斯与布朗（Ellis and Brown，2001）、弥尔顿（Milton，2003）、根茨勒（Gentzler，2008）、萨利姆（Selim，2009）等均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厘清“民族”与“民族国家”[2]（nation-state）这两个概念。汉语中的“民族”一词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出现在有关中文著述中[3]。中文的“民族”常与“种族”（ethnicity）概念混淆，种族以人体的体质形态上的某些共同遗传特征（肤色、发色、眼色、骨骼等）为标志，属人类学和生物学范畴，如苗族、土家族、壮族等（徐迅，1999：18）。我们通常所说的“汉民族”“少数民族”“中国有56个民族”中的“民族”实质上为“种族”或族群（ethnic group）。本书所说的“民族”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并非生物学或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
根据民族主义研究的主流范式即现代主义流派（modernism）的观点[4]，民族与民族主义都是现代现象，它们于18世纪晚期产生于欧洲，并迅速蔓延至全世界，成为近代以来世界最强大的政治与社会力量之一（Smith，1998：1）。现代主义范式存在几种不同形式[5]，其中又以“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m）的观点为民族主义研究的正统（Day and Thompson，2004：106；沈松侨，2000：82）。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与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代表的“建构主义”认为，民族是“被发明”（invented）、“被建构”（constructed）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文化建构物。安德森尝试对“民族”作如下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6]（吴叡人，2003a：5）民族渴望自由，其目标是建立主权国家即民族国家[7]，民族的疆界应该与国家的疆界一致，民族与国家有着天然的联系。
现代民族的形成需要一个长期持续的民族建构过程。所谓民族建构，指的是民族共同体的一系列共享价值、文化与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8]）的传递、发展与强化（Paine，2010：7；Smith，1995：89）[9]。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民族主义兴起于晚清民初，而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则标志着形式上的民族国家在中国的建立，以及现代民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刘禾，1999：192；王振辉，1999：8-12；朱月白，2006：78）。中国的民族建构至今已历经百年。晚清以来中国人就一直在试图回答“何为中国人？何为中国？”这一百年历史命题，中国人至今仍在这一道路上不断求索（刘涛、徐国琦，2009：103）。
既然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那么民族成员又是通过何种途径来对民族进行想象的呢？安德森指出，最初兴起于18世纪欧洲的两种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为“表述”（represent）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换言之，民族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Anderson，1983：30）。18世纪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小说与报纸成为大众消费品被广泛传播与阅读，从而使越来越多人得以用深刻的新方式对他们自身进行思考，并将他们自身与他人关联起来。通过小说与报纸联结而成的读者群，奠定了民族意识的基础，形成了“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拉丁语的衰亡与民族语言（vernacular）的产生亦是决定民族兴起的重要因素之一（Anderson，1983：24-25）。民族语印刷品（主要是小说和报纸）的广泛流传有效地传播了民族意识，为“想象”民族提供了媒介，阅读这些印刷品的公众则构成了民族的基础与原型。安德森通过分析现代小说的结构与叙事技巧以及诗歌的语言，深入探讨了文学作品如何“表述”人类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Anderson，1983：30-37）。他的这一尝试直接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于英美文学界的对文学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进行批评性研究的风潮，霍米·芭芭（Homi K.Bhabha）编辑的《民族与叙事》（Nation and Narration，1990a）便是这方面较早期的研究成果。霍米·芭芭认为，叙事（narratives）或文学参与了民族的“想象”与建构。也就是说，文学书写了民族；“民族的形成是一种文化指称（cultural signification）行为，是对社会生活而不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文化表述”。（Bhabha，1990b：1-2）质言之，民族建构过程包含一个文化表述的过程，民族成员通过各种文化手段来“表述”“想象”民族，而文学（当然也包括翻译文学）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文化手段。
随着文学界对文学与民族建构之间关系研究的深入，翻译（翻译文学）与民族建构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成为翻译学界的重要论题。根茨勒的《美洲的翻译与身份认同》（Transl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Americas，2008）是目前有关翻译与民族建构问题的重要著作。根茨勒分析了翻译如何参与建构美国、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巴西、拉丁美洲的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探讨了翻译在美洲的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个重要问题[10]。2009年第1期《翻译者》（The Translator）为特刊《中东的民族与翻译》（Nation and Translation in the Middle East）。该刊共收录包括雅克蒙（Richard Jacquemond）、汉纳（Sameh F.Hanna）等学者在内的8篇论文，这些文章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民族与翻译实践的关系，具体探讨了翻译在埃及等中东国家的民族建构、民族国家建构（nation-state building）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除《翻译者》的这一特刊外，国际重要翻译期刊《目标》（Target）、《媒他》（Meta）也发表过多篇这方面的论文，如伍兹沃思（Woodsworth，1996）、罗摩克里希纳（Ramakrishna，1997）等。此外，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翻译与口译系普伊加瑙（Gertrudis Payàs Puigarnau）的博士论文《翻译在民族身份建设中的角色：以墨西哥殖民地时期为例》（The Role of Translation in the Building of National Identities，2005），分析了被西班牙占领时期墨西哥的各种身份如何体现在翻译中，翻译如何参与墨西哥民族的建构等问题。
在有关翻译与民族建构之间关系的论文中，弥尔顿（John Milton）的文章《民族，异化，统治与翻译》（The Nation，Foreignization，Dominance，and Translation，2003）是较为重要的一篇。该文将翻译视为对民族形成有重要作用的要素，论述了翻译与民族意识（nationhood）相互联系的几种表现，并以巴西一家重要读书俱乐部的翻译活动为例分析翻译如何帮助形成有关民族的“想象”。在理论上对翻译与民族建构问题做过较深入研究的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他发表于2005年的论文《当地情境：翻译与民族身份》（Local Contingencies：Transl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ies）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此外，他1995年的论文《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建构》（Transl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著作《翻译的丑闻》（The Scandal of Translation，1998a）第四章、第八章，以及他为《翻译研究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1998b）所撰写的“美国传统”词条也论及了翻译与民族建构的关系问题[11]。
相比国际翻译学界对翻译与民族建构关系的较大关注，国内学界对此的研究则比较少。笔者目前仅见两项相关研究。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2006）专辟一章“西译：文学源泉与文化价值论”，探讨了晚清翻译小说的民族主义镜像功能，从民族主义情感的同构共鸣、同中见异、在强烈反差对比中认识自我等几个方面分析了翻译小说对民族主义意识增长的具体作用。香港大学盛思维（Shing Sze Wai）的硕士论文《翻译与民族身份的建构》（Transl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2007）则专门论述了翻译在晚清的民族身份建构过程中的角色，该文选取梁启超、林纾、周桂笙三位译者进行重点分析，具体考察三人如何通过不同的翻译策略在译本中建构译者认同的民族身份。
以上翻译学界有关翻译与民族建构之间关系的研究，均集中于讨论翻译在促进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学的发展、增强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身份建构等方面的作用，较少论及翻译如何作为一种特殊形式参与对民族的“想象”、作为知识分子的译者如何通过翻译表达他们对民族的期待与认知等方面的问题。而中国学界目前的相关研究又主要集中于晚清翻译如何促进中国民族主义或民族身份的建构，对其他时期的翻译与民族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则鲜有涉及。本书的立足点，在于考察《大地》各个中文全译本（译于20世纪30年代与20世纪80年代）如何通过重新建构民族自我形象（中国形象），来参与现代中国的民族“共同体”与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中译者如何通过《大地》的翻译来表达他们对民族自我的认知与期待以及对民族建构的个人诉求。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本书可以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通过对《大地》中译这一具有代表性的个案的讨论，可以认识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在现代中国的民族建构过程中，是如何发生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