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时代的《大地》中译者

1988年漓江出版社推出的《大地》是王逢振与马传禧的合译本^[5]。王逢振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国际美国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逢振主要从事批评理论研究和文化研究，是国内最早介绍当代西方文论的学者之一，对当今西方的前沿理论有着深刻见解。王逢振能在其1988年《大地》译本前言《历史地看待赛珍珠和她的〈大地〉三部曲》中，运用20世纪80年代西方盛行的新历史主义重新评价赛珍珠、为她“翻案”^[6]，可以说得益于其深厚的西方文论功底。

王逢振在治学之余，还热衷于翻译，成果颇丰。其翻译题材主要涉及西方理论著作与文学作品两大类，而文学作品又以科幻小说为甚。此外，王逢振还编辑、组织翻译了多套当代西方文论与文化丛书，影响较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已出30余种）、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先锋译丛”（已出10余种）。王逢振翻译的文学作品主要有《大地》、乔伊斯（James Joyce）的《都柏林人》（Dubliners）等，他翻译的另一赛珍珠小说《帝王女人》（Imperial Woman）也于2010年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王逢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翻译《大地》^[7]，这一时期正值中国内地激烈反传统与“西化”思潮风起云涌之时，对民族自我、中国文化的否定与质疑充斥在文化界，西方“他者”经验再次受到推崇。王逢振的学术、翻译活动深受这一思潮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积极投入西方文论在中国内地的评介与翻译工作。在这一时期他出版了两本西方文论方面的著作^[8]，发表介绍评论西方文论、批评家的论文10余篇，并翻译出版了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9]。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反传统与“西化”思潮也深刻影响了王逢振对《大地》的翻译与评价，这可从其1988年《大地》译本前言以及他与笔者就《大地》翻译的通信中得到佐证。首先，在其译本前言开篇，王逢振便开宗明义地指出赛珍珠虽屡遭批评甚至被指责为反共的反动作家，但从其作品本身来看，肯定具有出版意义（王逢振，1988：1）。王氏的这一言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最早突破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与冷战思维，对赛珍珠及其作品的正面肯定。接着，王氏用当时西方流行的批评理论重新评价赛珍珠的作品。“随着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她的作品会有更多的读者，因为毕竟她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位妇女作家。”（王逢振，1988：2）扼要介绍新历史主义理论后，王逢振指出：“按照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大地》三部曲亦应属于研究的对象，因为它确曾在‘改变人们思考和行为’方面发生过作用。”（王逢振，1988：4）在译本前言最后，王氏对《大地》三部曲定位如下：“当她写《大地》三部曲时，应该说人道主义基本上占主导地位，因此作品总的基调比较真实；而那些不真实的地方，主要还是出于对生活了解不够和认识上的偏颇。从新历史主义的观点看，这部作品并不是毫无价值，我们无须因她后来反共而彻底否定。”（王逢振，1988：10）

笔者曾就王氏此处所说“那些不真实的地方”等问题写信求教于王逢振，其答复如下^[10]：“所谓不真实的地方，主要考虑某些人的批判意见，当时采取这种笼统的方式表示不赞成那些意见。”可见，王逢振在译本前言中指出《大地》存在一些“不真实的地方”，是因为“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并未完全消除，为了不与当时有些人对赛珍珠的“批判意见”完全对立，王逢振在充分肯定《大地》三部曲的同时亦提及它有些“不真实的地方”。也许这样其译文更易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查。在与笔者的通信中，王逢振亦指出，20世纪30年代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赛珍珠在中国受到的种种批判对她的翻译并未造成影响：“当时中国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不必再受以前意见的约束。当时我认为《大地》这样的作品没有问题，因此翻译时全部照译。”可见，王逢振对赛珍珠有关中国的描述是基本认同的，他反对长期以来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冲突对赛珍珠进行的种种批判。因此他在译文中基本忠实保留了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形象。

也就是说，在民族“自我”与西方“他者”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作为译者的王逢振明显倾向“他者”、肯定并推崇“他者”经验，质疑并否定民族“自我”，因而在译文中“忠实”再现“他者”视域中的中国形象。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西方为模式重新建构中华民族这一时代主题之中，作为知识分子的译者王逢振通过在《大地》中译本中“忠实”再现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形象，参与了民族建构的宏大叙事，表达了他个人对民族国家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