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的建构性

形象学认为：形象具有鲜明的建构性（constructedness）。形象不是对社会现实的模拟描述，而是一种话语建构物（discursive constructs）（Leerssen，2000：270；2007a：22-24）。形象的生成与传播和历史、社会、文化语境紧密相连，形象是在特定的语境中通过话语建构起来的。巴柔认为：“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些模式和程序均先存于形象。”（孟华，2001b：157）也就是说，形象的生成不完全依赖于客观现实，而是由社会集体想象出来的，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20]（孟华，2001c：29）。因此，形象研究不能拘泥于文本，更要注重对生成形象的文化体系的研究，即应该对形象进行语境化分析，考察形象生成的各种历史文化因素。

莫哈对形象的建构性有更为透彻的分析。莫哈认为，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形象具有三重含义：“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孟华，2001c：25）易言之，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形象是一个民族或社会关于异国的看法，而且它还源自一个作家的特殊感受，打上了社会集体与作家个人的双重烙印。莫哈实际上指出了形象生成过程所包含的两大建构主体，即社会集体与作家个人。形象首先是“出自一个民族的形象”，是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主观看法，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虽然作家笔下的异国形象与其隶属的群体或社会的集体想象密不可分，但形象也体现了作家个人的主观性，作家的个人质量、思维特点、情感经验同样会对形象的生成产生影响，也同样会通过叙事体现出来。“……忽视了文学形象所包含的情感因素，忽视了每个作家的独创性，那就是忽视了一个形象最动人的部分，扼杀了其生命。”（孟华，2001d：10）形象研究应当充分重视作家这一形象的建构主体在形象生成过程中的作用。

据此我们可以引申，中译者是《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的建构或再建构主体。《大地》中译过程中，中译者这一建构主体在审视美国“他者”眼中之“自我”的同时，必然会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不断反观自身，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将自我认识投射在《大地》的中国形象之上。《大地》中译本的中国形象是中译者有意识地将自我认识与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形象进行对比，并对之改造的结果。因此，《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既不是单纯的他者形象，也不是纯粹的自我形象，而是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的混合体，是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相互作用的产物。《大地》中译本所建构的中国形象，是中国人自我认识的直接投射。《大地》中译者通过主动介入、协调甚至颠覆美国“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从而重新建构了民族自我形象，以实现自我认同与自我确认。《大地》的中译实质上是中国人对民族自我形象的重新建构，是中国人在西方“他者”的提示与促动下对民族自我所进行的创造性的认知与审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地》的中译参与了现代中国的民族共同体与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作为知识分子的译者则通过《大地》的翻译参与到民族建构的宏大叙事之中，表达他们对民族的认知与判断、对民族建构的个人诉求。

由于形象具有建构性，因此形象学所关注的，不是形象的真伪，而是形象如何被建构、接受与认可；形象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社会现实，而是形象生成与建构的特定话语。正如巴柔所说：“形象学所研究的就不是形象真伪的程度……形象学也绝不仅限于研究对简称为‘现实’的东西所做的文学置换。它应该研究的是形形色色的形象如何构成了某一历史时期对异国的特定描述，研究那些支配了一个社会及其文学体系、社会总体想象物的动力线。”（孟华，2001b：156）贝勒（Manfred Beller）则明确指出形象学的目标应该为：“描绘、揭示、分析民族偏见与民族形象的起源、形成过程与功能，并让人们理性地意识到它们的存在。”（Beller，2007：11-12）因此，形象研究一般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文学作品塑造了怎样的民族或国家形象？形象是如何变化的？这些形象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这些形象的作用与意义何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形象？等等。

本研究从形象学理论视角考察《大地》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中国形象的生成与建构，目的并不是评判赛珍珠与中译者笔下的中国形象的真伪，而是通过深入剖析中国形象与其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考察中国形象的起源与功能，进而探求赛珍珠与各位中译者在创造中国形象过程中流露的文化心态与个体动机，以及这一过程所显露的中西方权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