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学理论视角下的《大地》中译研究模式
本节具体论述如何在形象学理论视角下进行《大地》中译研究。根据形象学有关形象建构的思想，《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下生成的话语建构物，这一中国形象生成与建构的语境主要由以下三个元素构成：“自我—他者”的关系（中西方关系）；与中国形象建构相关的互文本；译者。本研究将主要从这三个元素出发对《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建构进行语境化分析。这是因为，形象分析面对的直接问题都是该形象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必须将历史文化因素纳入对形象的语境化分析之中（周宁，2008：78；Leerssen，2007a：28）。只有这样，形象生成的意义与功能才能得到较透彻的解释。
首先，作为中国人进行的一种民族自我建构，《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是中国人将“自我”与西方“他者”进行参照对比的产物。在这一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作为“自我”对立面的“他者”。中国人对“自我—他者”关系的认识，由“自我—他者”所构成的民族自我意识、自我形象、自我认知决定了《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的面貌。如果中国人倾向于肯定自我、褒扬自我，“自我—他者”关系的天平明显地向自我倾斜，那么中国人对美国“他者”视野中的中国形象进行自我重新建构时，便会或多或少地贬抑他者以提升自我，在《大地》中译本中提升自我形象。相反，如果中国人怀疑自我、否定自我，对自我文化与传统产生质疑，“自我—他者”关系的天平明显地向他者倾斜，那么在《大地》中译过程中，中国人便会不可避免地褒扬他者、认同他者对自我的描述，在译文中再现“他者”视野中的中国形象。
其次，《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建构不是孤立进行的，它与中国社会的文学、电影等媒体对中国自我形象的文化表述构成互文关系，《大地》中译本与这些互文本在中国形象建构上的关联，是构成《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建构语境的必要元素。具体说来，考察20世纪30年代三个《大地》中译本时，本研究会将中译本之中国形象与20世纪30年代革命文学的代表《咆哮了的土地》中的中国形象进行比较。除了这种文学领域的中国形象建构的互文性分析外，本研究还将解析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对美国“辱华”电影的抵制和中国政府对这类电影的种种审查，以及1937年好莱坞米高梅电影公司将《大地》改编成电影在中国取景时中国政府以“有损民族尊严”等为由，对电影拍摄施加的种种控制与审查。中国社会或中国政府对美国电影描绘的中国形象的抵制与审查，与20世纪30年代《大地》中译本对中国形象所进行的种种改写，具有互文性关联。考察1988年的《大地》中译本时，本书则将其与20世纪80年代改革小说所描绘的中国形象进行比较，剖析两者之间的互文联系。此外，中国语境中有关《大地》和赛珍珠的评论，亦是《大地》中译本的互文本，本研究在文本分析时也将结合这些评论分析中译本之中国形象建构。
最后，译者作为《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的建构主体，是构成中国形象生成与建构语境的必要元素，这一形象可以说是译者个人的主观建构物。本研究将从译者的生活经历、翻译动机、文化心态、对赛珍珠与《大地》的评价等方面，分析译者作为主体力量如何影响中译本之中国形象建构。
需要指出的是，《大地》中译研究可以采用的研究路径或研究视角是多样化的、开放性的[21]。本书之所以采用形象学理论视角，是因为这一视角可以解释《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建构与现代中国的民族建构之间的关联，凸显中国“自我”如何通过重新建构民族自我形象来实现民族认同与自我确认。只有将《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建构与现代中国的民族建构这一宏大叙事关联起来，中国形象的意义与功能才能得到系统深刻的解释。首先，分析“自我—他者”关系与中国形象建构的关系，可以揭示中国“自我”如何借由对西方“他者”的抗拒或认同来确认“自我”的主体存在，从而通过《大地》中译本之民族自我形象的重构参与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其次，从互文性角度比较《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与20世纪中国文学、电影、电视等文化媒体对中国自我形象的建构，可以说明某一中国形象经由各种不同媒体反复言说、表述，便会获取一定的文化影响力，从而对民族认同与民族建构发挥作用。这种中国自我形象建构的互文性分析充分说明，文学翻译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民族电影等文化媒体一起，通过民族自我形象的建构，参与了现代中国的民族建构的宏大叙事之中。最后，通过对译者这一形象建构主体的分析，揭示作为翻译者的知识分子如何通过翻译，或更确切地说，通过在《大地》中译本中重新建构民族自我形象，对民族建构进行叙事或者申述，从而参与到民族建构或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之中。
【注释】
[1]目前“represent/representation”的中文翻译有“塑造”“再现”“表述”“表征”等多种。本书采用“表述”这一译法，在直接引用他人观点时，则沿用他人的译法。
[2]“nation-state”对应的中文译词主要有“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两种。本书采用前一种译法。若直接引用的他人观点中出现“民族—国家”的译法，则沿用。
[3]汉语中的“民族”一词究竟产生于何时、由谁最先使用，学界尚无定论。最初大家普遍认为孙中山可能是中国最先使用“民族”一词的人。他在1904年《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首先使用该词，随后他又在1905年《民报》创刊号的发刊词中直接引译西方民族主义渊源，此后“民族”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概念。后来，陆续有学者考证在孙中山之前，梁启超、康有为、王韬等人已使用该词。详见方维规（2002）。
[4]民族主义研究领域存在四种主要范式（Smith，2001：45-60）：现代主义（modernism）、永存主义（perennialism）、原初主义（primordialism）、族群象征主义（ethno-symbolism）。现代主义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都是现代现象。永存主义认为民族始终存在于历史的每一个时期，并且许多民族甚至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原初主义则认为，民族是“原生的”（primordial），它们存在于时间的第一序列，并且是以后一切发展过程的根源。族群象征主义强调民族的族群基础，强调主观因素在族群延续、民族形成和民族主义影响中的作用。
[5]现代主义范式有不同的形式（Smith，2001：47-48）：社会经济的（socioeconomic）、社会文化的（sociocultural）、政治的（political）、意识形态的（ideological）、建构主义的（constructionist）。
[6]安德森所谓的“想象”不是“捏造”，而是一种社会认知，是形成集体认同的不可或缺的认知过程（吴叡人，2003b：9）；因此“想象的共同体”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不是“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植根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吴叡人，2003b：18；Day and Thompson，2004：89）。
[7]所谓民族国家指的是“国家的领土与某一民族所居住的疆域一致，国家由民族决定”（徐迅，1998：13）。汪晖指出，“民族—国家概念以民族作为基本范畴切割社会的内在结构（文化、宗教、种族和政治方面的传统联系）……民族—国家观念建立在一种清晰明确的内外、主客关系之上，边界和主权观念就是这一新的内外观的主要表达”（汪晖，2004：616）。民族国家的标志为民族认同、主权观念、关税、清晰的边界，它的自我界定总建立在与“外部”的关系之上，带有强烈的内部同质化和外部异质化倾向（汪晖，2004：686）。
[8]national identity目前的中文译词主要有“民族身份”“民族认同”“民族身份认同”等。民族身份指的是一个民族如何自我界定、自我评价、自我定位。与“民族身份”不同的是，“民族认同意味着社会成员以‘民族’互相认同并以‘民族’结成共同体”（徐迅，1999：26）。本书主要采用“民族身份”这一译词，当强调民族成员之间以“民族”互相认同时，则采用“民族认同”的译法。
[9]按照史密斯（Anthony D.Smith）的说法，民族建构主要包括：共同体的共同记忆、神话以及象征性符号的产生、培育和传递；共同体的历史传统与仪式的产生、选择以及传递；“民族”共享文化（语言、习俗、宗教等）“可信”要素的确定、培育和传递；通过标准化的方式和制度在特定人群中灌输“可信”价值、知识和态度；对具有历史意义的领土，或者祖国的象征符号及神话的界定、培育和传递；在被界定的领土上对技术、资源的选择和使用；共同体全体成员的共同权力与义务的规定（Smith，1995：89-90）。
[10]有关根茨勒《美洲的翻译与身份认同》一书的评价与介绍，可参见梁志芳（2010a）。
[11]韦努蒂《翻译的丑闻》第四章“文化身份的建构”（“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是在他早前的论文《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建构》基础上略作修改而成。而他在《翻译研究百科全书》的“美国词条”中则明确指出了翻译在美国的民族身份、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必要角色（Venuti，1998b：305-308）。根茨勒《美洲的翻译与身份认同》一书的写作深受韦努蒂思想的启发（Gentzler，2008：31-32）。
[12]详见单正平（2006：113-140）。
[13]刘禾此处所说的“国家建设”，即“state building”。“state building”常见的中文译词有“国家建设”“国家建构”等。本书采用“国家建构”这一译法，直接引用他人观点时，则沿用他人的译法。
[14]例如，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均属他者形象，而中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则属自我形象。
[15]20世纪50年代形象学在欧洲的发展受到了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新批评”代表人物韦勒克（RenéWellek）的严厉批判。韦勒克在其名文《比较文学的危机》（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1958）中指出，卡雷与基亚的形象研究不是文学研究，而只是民族心理学、社会学研究，这种形象研究的“代价却是把文学研究归并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史研究之中”（沈于，1982：24）。形象研究因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遭受重创。
[16]该丛书由荷兰知名人文学科学术出版社罗多比（Rodopi）出版，丛书网站如下：http：//www.rodopi.nl/senj.asp？SerieId＝IMAGOL＃volumes.这一丛书对推动形象学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目前已出版23册。
[17]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姜智芹的《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2005）、张志彪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与实践——以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形象为例》（2007）以及复旦大学姚京明的博士论文《中国镜像的明与暗——葡萄牙十六到十九世纪文学中的中国形象》（2005）等。
[18]这一定义的英文原文为：The mental or discursive representation or reputation of a person，group，ethnicity or“nation”.若无特别说明，本书所说的“形象”均指形象学意义上的“形象”。
[19]例如，为了改变中国人在赛珍珠笔下被“扭曲”的命运，茅盾于1936年创作了短篇小说《水藻行》。
[20]所谓社会集体想象物，“是对一个社会（人种、教派、民族、行会、学派……）集体描述的总和，既是构成、亦是创造了这些描述的总和”（转引自孟华，2001c：30）。对社会集体想象物的研究代表了形象学的历史层面。
[21]目前有关《大地》、《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等以中国为题材的英语文学作品的中译研究，绝大部分是从回译角度展开的。例如，吴央波（2007）、庞艳艳（2008）讨论了《京华烟云》中译过程中中国食物名称、诗词典故、谚语、中国人特有的称谓等如何回译、还原的问题，刘芳（2005）以《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为例探讨了华裔美国文学中译时中国文化专有项的回译问题。也有从杂合（hybridity）角度进行的此类研究，如周晔（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