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崇西方文化的译者张万里

张万里^[26]（1913—1986）出生于书香世家，外祖父为晚清举人，汉学渊博。他自幼随外公就读，在汉学上受益良多，为日后翻译外国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8年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先后在西北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山西大学等十几所院校执教。1949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1952年秋，赴天津南开大学外语系任教。1956年以后相继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师范学院（今为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执教^[27]。

张万里的代表译作是《哈克贝里·芬历险记》（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自1954年其译文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后，三十几年中，张万里几易其稿，对译文精益求精，译本深受广大读者喜爱。1956年、1959年，张万里译作《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1979—2006年，张万里译作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修订再版6次，列入该社“译文名著文库”“世界文学名著珍藏本”等丛书。2008年，张万里译作又由重庆出版社列入其“企鹅经典”丛书再版。翻译家王科一曾推崇张万里译作，认为“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部小说的译文足以跟傅雷先生的译著媲美……”著名导演焦菊隐也曾赞誉张万里译作在语言上的成功（转引自林煌天，1997：916）。《大地》是张万里在20世纪30年代的主要译著。

张万里、张铁笙在《大地》译者序言中流露出强烈的认同西方倾向，希望通过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来抵抗日本侵略、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重建，他们对赛珍珠有关中国农村与农民生活的描述倍加推崇。第一，两位译者一致认为《大地》忠实表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实况：《大地》是“描写我国农村衰落困苦艰难的实况，并乡农意识中土地观念的伟著”（张万里，1933：1）；“它毫无隐晦地表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型，和一般农民的思想”（张铁笙，1933：2）。第二，两译者指出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仍旧如《大地》所描写的那样贫困、愚昧、自私：“贫穷，愚拙，盲目，流离，贪污，自私，仍旧主宰着我们的社会；发财，投机，买地，娶姨太太，生小孩子的观念，不但牢牢地抓住每个农民的思想意识……以这样的社会作着基本建筑的国家，要想不受外来的欺侮，图存于今日的世界，难矣哉。”（张铁笙，1933：2）第三，两位译者在序言中交代，他们在为抗日救国四处奔走、担任燕京大学学生抗日会工作的艰难情况下翻译《大地》，目的就是要使中国的“农村改造”有章可循：“使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所处的农村社会，究竟是什么一种情况，使那般坐在屋里谈农村改造，或是住在都市而喊着到乡间去的人们，也明了所谓‘农村’所谓‘乡间’的生活真相，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好使他们所谈的不浮泛，有些门路。”（张铁笙，1933：2）

可见，张万里、张铁笙完全认同赛珍珠对中国所做的描述，中国是愚昧、落后、腐败、贫穷、封建的。两译者对中国现状强烈不满，迫切希望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找到振兴中华民族的出路。张铁笙在序言中提到，他的几个朋友认为《大地》“有好些地方侮蔑我们的国家，藐视我们的民族，应当把它略过或是删除”，但他认为，“她（赛珍珠）没有侮蔑我们，乃是我们的社会便是这样一个社会”。因此，他“始终对著者起着万分忠实的努力，而且万分抱愧自己拙陋的文笔，不曾尽量地达出原著者淋漓尽致的描写的精神”（张铁笙，1933：3）。张万里也同样认为，“她（赛珍珠）那忠实的描写，不容我们对于自己的缺欠讳莫如深”（张万里，1933：2）。由此可知，两位译者对《大地》所暴露的中国的“缺欠”深恶痛绝，因此在翻译中“起着万分忠实的努力”，力图让这些“缺欠”暴露无遗。

可见，在民族“自我”与美国“他者”之间关系上，张万里、张铁笙明显倾向于“他者”，试图通过否定、审判民族“自我”来提高西方“他者”经验的权威性，以西方为模式来重建中华民族。因此，两位译者在译文中肯定会“起着万分忠实的努力”，完全按照“他者”标准建构中国形象，以此来实现他们以西方“他者”为模式建构中华民族的诉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全盘西化”派否定传统的动机是救亡图存、振兴民族一样^[28]，张万里、张铁笙对当时中国社会现状的批判与不满同样是出于救亡图存的考虑。

20世纪30年代《大地》中文全译本的译者对源文本与赛珍珠采取的正面评价、褒贬参半、负面评价这三种态度，与本书第三章第一节所论述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评论界对赛珍珠所持的三种态度相吻合。20世纪30年代中国所存在的三种民族建构的路径直接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译者与中国评论者对《大地》与赛珍珠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