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学与翻译研究

某一社会中的异域文化形象或异国形象必定会影响异域文学在该社会的翻译与传播，这使得形象学与翻译研究关联密切。然而，虽然翻译学界对目标文化的主流规范如何控制异域文学在目标文化系统中的翻译与接受已有深入研究，但翻译研究一直未对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进行细致探讨：一国形象如何影响该国文学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传播与评价（Seifert，2007：222）。事实上，异域文化形象对文学翻译的制约与影响，德国比较文学形象学学者狄泽林克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有过深入分析。狄泽林克指出，只有符合目标文化读者期待或满足目标文化对异域文化形象看法的异域文学作品，才能被目标文化选择并翻译；那些不符合目标文化中惯有的异域文化形象的作家，则不会或很少会被翻译（转引自Soenen，1997：128；方维规，2009：135-136）。形象学的这一观点对翻译研究极具启示。遗憾的是，这一观点直到20世纪90年代通过勒菲弗尔（Lefevere，1992）、雅克蒙（Jacquemond，1992）有关阿拉伯文学在法国的翻译规范的研究，以及韦努蒂（Venuti，1995）对“二战”后美国出版界的日本小说英译“典律”的考察，才最终被翻译学界广泛接受。

目前，形象学的理论成果在翻译学界仍未得到重视、形象研究在翻译学界尚未充分展开，相关研究不多。森恩（Johan Soenen）与库兰-布尔科路（Nedret Kuran-Burço lu）曾撰文大力呼吁在翻译学框架下中进行形象研究，并对形象学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做了可贵的理论探索。森恩（Soenen，1995：17-19）指出，形象研究应该成为翻译学的新篇章，目标文化中的异域文化形象在翻译过程的不同层次（翻译选材、原文阐释、翻译方法）均能对译者与译文读者产生影响。森恩（Soenen，1997：126-128）则指出形象研究是翻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翻译学的一大任务就是要考察目标文化中惯有的异域文化形象如何影响文学翻译、如何影响源文本的阐释与翻译方式。库兰-布尔科路（Kuran-Burço lu，2000：144-145）认为异域文化形象与翻译相互影响，一方面异域文化形象在翻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另一方面翻译能反过来促进、形成或转变目标文化中现有的异域文化形象；形象与翻译之间这种相互影响的关系能为翻译学带来新的研究维度。森恩与库兰-布尔科路的论文基本集中从形象学视角探讨异域文化形象如何影响异域文学在目标文化中的翻译与传播，较少论及（异域文化、异国）形象如何在翻译中生成与建构这一问题。本书着力探讨《大地》中译本如何重新建构中国形象，以弥补目前翻译界形象研究的这一不足。

在翻译学框架下进行形象研究的具体案例，较有代表性的是鲁德维恩（Rudvin，1994）、塞弗特（Seifert，2007）、弗兰克（Frank，2007）。鲁德维恩将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形象”概念运用于挪威儿童文学的英译研究，考察了英语世界中流行的挪威刻板形象如何影响对挪威儿童文学的选材与翻译、被翻译的作品又如何反过来强化现有的挪威刻板形象（Rudvin，1994）。塞弗特（Seifert，2007）将狄泽林克有关异域文化形象影响文学翻译的观点用于分析加拿大英语儿童文学在德国的翻译，重点阐释了20世纪前80年德国流行的加拿大形象——一个有着漫无边际的荒野与阴森恐怖的丛林、充满冰雪式浪漫的国度——如何控制加拿大儿童文学在德国的翻译选材与接受。在翻译学框架下进行形象研究的具体案例之中，弗兰克（Frank，2007）是为数不多的专著，其研究路径与上述两项研究稍有不同。鲁德维恩与塞弗特的研究着重考察异域文化形象如何影响翻译选材与实际的翻译行为或翻译接受。弗兰克（Frank，2007）则注重对最终的翻译产品或翻译结果的研究，主要论述了澳大利亚儿童文学的法语译本如何建构一个充满异国情调、野蛮、偏僻落后、幼稚的澳大利亚形象。本书的研究路径与弗兰克（Frank，2007）基本相同，通过对翻译产品也就是译文的分析来探究《大地》中译本建构了何种民族自我形象，这一中国形象又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

关于形象学在中国翻译学界的运用，仅见董艳（2008）等。董艳的硕士论文《想象的他者——〈聊斋志异〉两个英译本中建构东方主义形象研究》综合运用东方主义、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探讨了《聊斋志异》的英译本如何扭曲中国形象、塑造东方主义的中国他者形象。

从以上对形象学与翻译研究结合情况的分析来看，虽然形象学与翻译研究有着天然的关联、形象学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维度与视角，但目前形象学在翻译学界的应用仍非常不足。本研究运用形象学理论分析《大地》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中国形象的生成与建构，力图通过对《大地》这样一部在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的中译进行形象学分析，拓展形象学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空间，为翻译研究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