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现状

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赛珍珠研究快速发展，出现了大量以赛珍珠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或著作，然而有关赛珍珠作品翻译方面的研究却相当滞后，赛珍珠作品的翻译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受到翻译学界的重视。但赛珍珠的名字并没有完全缺省于翻译学术界，她作为《水浒传》的知名译者被翻译学者津津乐道。赛珍珠是最早将《水浒传》完整译为英文的翻译家。她历时四年，完成《水浒传》的翻译，1933年《水浒传》英译本以两卷本的形式出版，在美国非常畅销，曾登上美国“每月一书俱乐部”的榜单。其译本All Men Are Brothers一直是西方最有影响、最受欢迎的《水浒传》英译本之一。

有关《大地》中译的研究可谓寥寥无几。尽管《大地》是第一部主要以描写中国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题材作品，该小说在20世纪30—40年代与80—90年代曾两度在中国引发翻译热，但它却始终未引起中国翻译学界的特别重视。

目前仅有的几种关于《大地》中译的研究成果，均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这部小说的中译予以最大关注的不是翻译学界的专家学者，而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邹振环。邹振环在1996年出版的著作《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将《大地》的中译列为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之一，并以“赛珍珠《大地》的翻译及其引起的争议”为题介绍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地》在中国内地的译介情况。可以说，邹振环充分肯定了《大地》中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此外，邹振环在《中国翻译》2003年第3期还发表文章《赛珍珠作品最早的翻译者伍蠡甫》，对《大地》的重要译者复旦大学文学院教授伍蠡甫的生平、其译本《福地述评》的出版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并深入剖析了伍译本的长篇译序《评〈福地〉》。有关《大地》中译的另一篇论文是张禹九的《赛珍珠与中译者的关系》（1994）。虽然该文的文本分析部分比较粗浅，但它指出了赛珍珠作品中译与一般翻译的不同之处，论及了《大地》中译过程所涉及的文化“还原”问题。此外，梁志芳（2009）从语言杂合、文学杂合、文化杂合三个层次，考察了将《大地》这样一个杂合文本（hybrid text）译成中文的特殊性以及翻译过程中面临的种种考验。

除了为数不多的这几篇论文外，有关赛珍珠作品在中国译介情况还散见于一些翻译史中。如谢天振与查明建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2003）、马祖毅的《中国翻译通史》（2006），两者均简要介绍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地》在中国的翻译情况。此外，一些关于赛珍珠的文学研究论文也简单介绍了其作品的中译情况，如姚君伟（1994）、郭英剑（1999a）等。总的说来，目前的《大地》中译研究基本局限于对该小说中译情况的历时概述，缺乏较为系统的综合性研究，对于译本的文本分析、译者以及各个译本接受情况等方面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与中译研究情况类似，有关《大地》非中文翻译的研究也很少。笔者目前仅发现了两项。一为《巴贝尔》（Babel）2006年第3期登载的葛达拉（Hassan A.H.Gadalla）的文章，题为《将英语完成时态译成阿拉伯语：一项基于赛珍珠小说〈大地〉两个阿拉伯语译本的比较研究》（Translating English Perfect Tenses into Arabic：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Translations of Pearl Buck's Novel“The Good Earth”）。该文以《大地》的两个阿拉伯语译本为研究对象，从源文本中随意抽取215个句子建立语料库，对比分析了两个译本如何翻译英语完成时态，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个将英语完成时态译成阿拉伯语的模式。此外，香港大学日语系学生赵静莉（Chiu Ching-li）（1999）的硕士学位论文《文学翻译中的指示词：英语、日语对比研究》（Demonstrativ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s：A Contrastive Study of English and Japanese）以三部英语小说（The Good Earth；Pride and Prejudice；Jane Eyre）的日语翻译为个案研究，探讨了英语的指示代词（this/that）、指示副词（here/there）如何译成日语。本书将以上述有关《大地》中译与非中文翻译的研究为基础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