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形象的演变过程
美国社会学者伊萨克斯曾将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的中国形象演变史划分为以下六个时期：崇拜期（18世纪）、蔑视期（1840—1905）、仁慈期（1905—1937）、钦佩期（1937—1944）、幻灭期（1944—1949）、敌对期（1949—1958）（Isaacs，1958：71）。伊萨克斯考察的年代止于1958年，他的这个分期曾被广泛采用。笔者认为，由于18、19世纪美国的中国形象基本跟随欧洲对中国的看法，而20世纪以后美国的中国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整个西方关于中国的看法，伊萨克斯的这个分期也基本适用于上述时期西方的中国形象变迁[2]。
（一）13—18世纪的乌托邦中国形象
大体说来，西方世界形成比较清晰的中国形象，始于13世纪中后期《马可·波罗游记》等游记的出版与流行。13世纪至18世纪中期是西方对中国的崇拜期，这一时期理想化的乌托邦中国形象在西方占据主导。从马可·波罗到伏尔泰的五个世纪里，西方出现了“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这三种类型的乌托邦中国形象，三种类型分别强调中国形象的不同层次的意义，从崇拜中国的器物到制度到思想，其中潜在的一致性意义原则，就是西方现代精神中的乌托邦期望（周宁，2008：72）。乌托邦中国形象是西方的一种乌托邦化的文化“他者”，是理想的西方自我形象的投射，寄托着西方文化不同层次的理想。
对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人来说，蒙古大汗统治下的中国，是世界上最神奇美好的东方国度，它遥远、富庶、广阔而神秘。“大汗的大陆”是世俗的天堂，它物产丰富、城市繁荣、宫殿辉煌、大汗威严，为西方社会编织着一种关于财富与君权的中国神话。16世纪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从对中国财富与君权的崇拜转为对其制度与道德文明的歌颂。16、17世纪远渡重洋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寄回欧洲的书简，为西方社会塑造了一个社会和政治制度完美、统治最为完善、富强文明的“大中华帝国”形象。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晚期，欧洲特别是法国出现了一股“中国风”（Chinoiserie），中国的瓷器、丝绸、园林、绘画、地毯、壁饰遍及各地，成为欧洲人日常生活的一种风尚。而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则在激烈批判欧洲现存制度的过程中发现了孔子，“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圣人。只有通过他，启蒙运动才能够找到与中国的联系”（Reichwein，1925：77）。
以上三种类型的乌托邦中国形象，均是西方的哲学家、政治家、商人、传教士颠覆并超越西方社会现实，进行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的途径，表现了他们对西方社会的各种不满与改革的期望。“大汗的大陆”渗透着西方萌芽的世俗资本主义精神与对绝对主义王权政治的期望。它与中世纪基督教禁欲主义完全相反，从文化根基上颠覆了中世纪意识形态，表现了西方对王权统一、商业财富的追求与向往。“大中华帝国”是刚刚步入近代的欧洲改造社会的一种动力，体现了西方试图颠覆、超越中世纪教会一统型社会结构的渴望。以孔子的儒家文化精神、自然神论、道德哲学、开明的君主制度为代表的“孔夫子的中国”，则是西方启蒙思想家批判欧洲社会，争取信仰宽容、思想自由、政治开明、经济改革的武器。
（二）19世纪的意识形态中国形象
18世纪晚期、19世纪初，西方想象中国的态度出现大转折，从美化、崇拜中国到丑化、憎恶中国，乌托邦中国形象向意识形态中国形象转变。19世纪英国的中国形象主导了整个西方的中国观。英国著名漫画杂志《笨拙》（Punch）1858年4月10日刊登了一首关于中国的诗《为广州写的歌》（A Chanson for Canton），并配有讽刺性漫画，代表了西方当时流行的中国形象（Dawson，1967：133）。这首诗侮辱性地统称中国人为“中国佬张三”（John Chinaman），宣称中国人“残酷”而“令人作呕”，中国人“天生是流氓”，中国人“长着小猪眼，拖着大猪尾”，一日三餐吃的是“老鼠、狗、蜗牛和蚯蚓”。19世纪西方妖魔化的中国形象在黑格尔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黑格尔关于中国的论述中，中国是停滞的、一成不变的，中国人愚昧无知、毫无理性与道德，欺骗与背叛是他们的生活方式（Hsia，1998b：23）；他认为中国处于人类意识和精神发展进程开始之前，中国在黑格尔的庞大哲学体系中被置于历史之外（廖世奇、彭小樵，1990：64-67）。到19世纪后期，“中国异教徒”“黄祸”[3]成为在西方占主导的中国形象。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西方出现了“停滞的帝国”“专制的帝国”与“野蛮的帝国”这三种类型的意识形态中国形象（周宁，2008：74-75）。这三种形象类型出现在西方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当中，是作为西方现代性的主导价值——进步、自由、文明的对立面，即被西方否定的“他者”而出现。经过18世纪的启蒙运动，西方现代性得以确立，西方不再需要乌托邦中国形象来批判、颠覆或超越西方现实，西方自信自满的现代性文化不再需要一个乌托邦中国，而需要一个停滞、专制、野蛮的中国“他者”形象来实现自我肯定、自我巩固与自我确认。通过意识形态中国形象的建构，以西方现实为标准衡量并贬低中国，西方不但整合巩固了西方现代文化权力，确证了西方现代性的合法性，还为西方的殖民侵略扩张提供了“正义理由”与必要的意识形态。
（三）20世纪上半叶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国形象的交替
随着美国在20世纪的崛起，美国的中国形象主导了西方的中国观。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更为复杂多变，出现了乌托邦中国形象与意识形态中国形象在短期内交替出现的情况，西方对中国既崇拜又蔑视的矛盾心态更为凸显。正如周宁所说：“进入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反复与摇摆，不仅乌托邦化中国形象复归，而且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原型交替出现，构建完全相反的中国形象，几乎每25年一个周期，颠倒一次。”（周宁，2006c：353）
延续19世纪西方对中国完全否定的蔑视态度，20世纪最初25年左右在西方占主导的是意识形态中国形象——中国是野蛮、落后、原始、贫困、邪恶的国度。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1913年开始在西方广泛流行的“傅满洲”系列小说与电影[4]，大大强化了西方的“黄祸”论。义和团杀害外国传教士的行为证实了西方的“黄祸”恐慌，凶残、邪恶、令人恐惧的恶魔形象成为西方对中国人的普遍看法。“傅满洲”系列小说、电影在西方的广泛流传，使得面目狰狞、秃头、阴险、狡猾、邪恶的“傅满洲”形象，成为西方大众文化中“黄祸”的形象代表。
20世纪初，乌托邦中国形象开始在西方社会悄然复兴。西方少数知识精英们开始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寻找解决西方现代社会各种问题的途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沮丧与绝望弥漫整个欧洲，欧洲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欧洲现代文明的意义，对西方文明与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开始丧失信心。在这种背景下，西方丑化的中国形象开始向美化转变。20世纪初暗流涌动的乌托邦中国形象，随着1931年赛珍珠《大地》的问世，最终堂而皇之地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西方占主导的中国形象。“直到赛珍珠的《大地》问世，重新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才找到一种‘大众表达式’……《大地》的出版具有划时代意义，在西方大众间掀起了继启蒙运动以来又一次‘中国潮’。”（周宁，2006c：366）20世纪30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转向肯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对中国的积极看法达到顶峰，西方对拿起武器顽强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充满无限“钦佩”。然而，20世纪30年代西方的中国观发生转变的理由并不在于中国自身，而在于西方——西方认为中国正朝着一条符合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利益的道路前进，西方因而鼓励中国的这种发展趋势（Mackerras，1989/1999：77）。
综上所述，七百多年来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断变化，从根本上说，不是因为中国在“变”，而是因为西方自身在“变”。与其说西方的中国形象反映了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现实，不如说它反映了西方自身的诉求与发展。无论是美化的乌托邦中国形象，还是妖魔化的意识形态中国形象，都是作为西方文化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他者”，是西方文化自我审视、自我超越、自我确认的方式。正如周宁所说：“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在西方文化中规训化、体制化，构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意识的必要成分，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及其文化霸权。”（周宁，2008：78）西方始终从西方优越性出发高高在上地“俯视”中国，无论是美化还是丑化的中国形象，都是东方主义话语的产物。无论是被否定、被排斥、被丑化的中国形象，还是被肯定、被颂扬、被美化的中国形象，都是与西方对立的、低劣的、与西方有着本质差异的东方“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