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淫乱形象
《大地》以大量笔墨着力进行了中国人的性描写，塑造了女性化、感性、荒淫、堕落的中国形象。小说所表现的中国人，不是感官纵欲主义的、性欲旺盛的，便是淫乱的、道德堕落的——乱伦、不道德的两性关系随处可见，小说还致力表现了中国人“崇拜着林黛玉式女性美的中国人的性心理”（胡仲持，1933b：3）。正如史景迁所论述的，《大地》中的性描写让赛珍珠“得以探索许多西方读者深感好奇的，东方人的性欲及放浪情形”（阮叔梅，2000：236）。《大地》对中国人的“性欲与放浪情形”的描写是典型的东方主义表现。东方主义认为东西方之间的本质区别之一，即西方是理性的、东方则是感性的。东西方“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关系与性别话语结合在一起，形成高度性别化的东西方权力关系：东方是感性的、女性的、虚弱的、堕落的、淫乱的、不道德的；西方则是理性的、男性的、强壮的、高尚的、贞洁的、道德的。赛珍珠有意无意地认同东方主义，运用性别话语在《大地》中描述了一个高度女性化、阴柔、荒淫的东方国度。
（一）中国人的纵欲、好色
《大地》突出描绘了中国男性的感官纵欲主义：地主黄家老爷、少爷们不断借丫环或姨太太发泄性欲；变富后的王龙经常去茶馆找妓女荷花，后来干脆把她买回家当姨太太；王龙大儿子未成年便找娼妓厮混；王龙的堂弟是十足的好色之徒，经常色迷迷地盯着家里的丫环，他甚至试图强奸王龙的小女儿，当兵回家后他又不断骚扰家里的丫环、王龙的两个儿媳与荷花，最后王龙只好给他一个丫环泄欲；王龙60来岁时突然重燃性欲，纳18岁的丫环梨花为妾。
《大地》上述有关中国人的“性欲与放浪情形”的描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好莱坞有关中国的影片中也屡见不鲜，因此国民政府的电影检查委员会对外国影片的这类表现加强了检查。“对外国进口片检查尤为严密……即浪漫及富于肉感等不适合于我国淳厚风尚之影片均严予取缔。”（转引自汪朝光，1997：63）《大地》对中国人感官纵欲主义的描写也遭致20世纪30年代众多论者的批评。有的批评比较委婉，例如，“勃克夫人对于性的描写，也欠平衡……她的小说的观点都是健全的，掺入重重复复的性的成分，是否调和，却是一个疑问。”（雨初，1934：117）相比而言，江亢虎与胡风等人的批评更为严厉。胡风以为，《大地》中“病态的性生活，虽然能够逗起欧美读者底好奇心，但这本书底有意义的地方却并不在这里”（胡风，1936：310）。江亢虎非常反感赛珍珠在描写性问题时“精巧的暗示”，因为“淫猥的暗示却比可憎的暴露还要恶劣”（庄心在，1933：12-13）。李应元则认为：“《佳壤》[40]全书的架子可以说是旋转在两个要点上：（1）土地，（2）色欲。”（李应元，1932：3）他接着指出：
关于第二点，色欲，勃克夫人未免言过其实，描写的有点令人肉麻，并且以少数代表全体，以奇特的事件当作普遍的情形，这更是中国人难以承认的。试将《佳壤》一阅，到处可以看到色欲的表现，书中的人物几乎十之八九都是色鬼。不明白中国民族的人读了《佳壤》无形中会想到中国人，不论老幼，不论贫富，不论贵贱，都是以满足色欲为人生目的的。这是何等的错谬，对于中华民族是何等的污辱！（李应元，1932：4）
正如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民众与国民政府将外国影片中所谓“浪漫及富于肉感”的表现，视为妨害“我国淳厚风尚”、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一样，李应元等认为《大地》有关中国人“色欲”的描写，已经不仅仅是所谓“色情”或“淫秽”的问题，而是关乎整个中华民族。在李应元看来，赛珍珠将“色欲”作为中国人的“普遍的情形”来描写，这是“中国人难以承认的”；更糟糕的是，这会让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误以为中国人均“以满足色欲为人生目的”，这则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国民政府与李应元等评论者，将影片或小说中对中国人所谓“色情”或“色欲”的表现，上升为对中国或中华民族的侮辱这一高度，这与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空前严峻、民族自尊心加强以及民族主义高涨密不可分。中华民族需要在屏幕或文学作品中树立一个积极肯定的民族形象来抵御外敌、挽救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民族重建。这也正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地》中译者在处理源文本有关中国人感官纵欲主义描写时所做的考虑。
由于《大地》中译者对如何实现中华民族重建的方式或途径看法不同，三个中译本对源文本有关中国人“性欲与放浪情形”描写的翻译方法也各不一样。由译本一般将这类内容大量删减或改写，例如第1章地主婆黄太太描述儿孙们随意糟蹋丫环的情形、第14章地主黄老爷娶幼女以维持性欲的描写，由译本都直接删除了（由稚吾，1936/1959：9，37），因此大大弱化了中国人的纵欲与好色。在胡译本的译者胡仲持看来：“她（赛珍珠）对于崇拜着林黛玉式女性美的中国人的性心理的描写似乎也有几分不自然。”（胡仲持，1933b：3）因此胡译本适当删减或淡化了这类描写，例如第1章地主婆黄太太对儿孙们随意糟蹋丫环的描述就有删减（胡仲持，1933/1949：17），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国人的好色。张译本则一般保留、甚至强化这些内容。本书以第14章地主黄家少爷、男仆们对丫环的性蹂躏为例做一说明：
“Aye，beaten or carried to a man's bed，as the whim was，and not to one man's only but to any that might desire her that night，and the young lords bickered and bartered with each other for this slave or that and said，‘Then if you tonight，I tomorrow，’and when they were all alike wearied of a slave the menservants bickered and bartered for whatthe young lords left，and this before a slave was out of childhood—if she were pretty.”(78)
源文本此处借阿兰之口，叙述了地主黄家丫环遭受性侵犯、性虐待的遭遇。在赛珍珠的笔下，丫环们完全是地主阶级及其男仆们发泄性欲的工具。试看三个译本的翻译：
由译本：
“嗳，挨打呢，还要带到少爷们的床上去，看他们的高兴。待到他们对于一个丫头大家都厌了，便轮到当差的。一个标致丫头还未过童年，就这样子了”。（71）
胡译本：
“嗳，挨打呢，还是带到男人的床上去，看他们的高兴。男人呢，不单是一个，谁想到她，夜里就得陪谁睡，少爷们为了这丫头，那丫头，彼此商量着，“你今天呢，我就明天，”待到他们对于一个丫头大家都厌了，当差们便就少爷们留下来的商量着。一个丫头还未过了童年，就是这样子——如果她长得标致。”（123-124）
张译本：
“哎，挨打或是弄到男人床上，那就看他们的高兴，而且不止是到一个人床上，谁需要她，那一晚上就得陪着谁，少爷们为着这个或是那个丫头，彼此叶咕着，“哦，要是你今天，明儿可是我”；少爷们玩够了，男仆们便就他们剩下的丫头们打着主意；在一个丫头没有过了童年，就是这个样子——如果她长得好看的话”。（179）
三个译本中，只有由译本对原文进行了大规模删减。原文中，只要哪位少爷想要哪个丫环，这个丫环就得陪他睡，少爷们互相交换丫环来满足各自的性欲。由译本将这一描写完全删除，其他两个译本则保留，因此由译本降低了小说对中国人纵欲的刻意突出。我们主要看三个译本对几个关键词的处理。首先是“carried to a man's bed”中的“carried”。由译本、胡译本均译为“带到”，不含任何强迫色彩，与原文意义较为接近；张译本的“弄到”带有明显的强迫色彩与贬义，强化了少爷们的恶劣行为。其次是两处“bickered and bartered”。“bicker”指的是“争吵”，“barter”意为“物物交换”。原文以“bickered and bartered”这一押头韵（alliteration）的表达方式，生动表现了少爷们整日无所事事、终日为争抢丫环而争吵、将丫环当作物品一样互相交换的场景。胡译本两处都改译为“商量着”，少爷们为了抢夺丫环发生的争吵被美化为和平的“商量”，“bartered”则完全未被译出。张译本分别译为“叶咕着”“打着主意”，带有比较明显的贬义、强化了少爷与男仆们的恶行，但“bartered”的含义也未被译出。再次是“all alike wearied of”。“wearied of something”指“对……不再感兴趣，感到厌烦”。由译本、胡译本均译为“对于……厌了”，这是一种更为口语化的表达，它所表达的厌倦程度较低，两译本此处弱化了少爷们将丫头当作玩物、喜新厌旧的恶劣行为。张译“玩够了”则恶化了少爷们的行为——他们对丫环随心所欲地玩弄。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原文中有关中国人纵欲、好色的描写，由译本大量删减、胡译本则进行了适当删改，张译本则强化了这类描写。
（二）中国人的淫乱、堕落
赛珍珠在描述农民王龙发家史的同时，对王龙家庭成员之间混乱、不道德的两性关系或乱伦进行了重点描述，突出表现了王家人的淫乱与堕落。王龙大儿子与王龙的小妾荷花曾有暧昧关系；王龙堂弟试图强奸王龙的小女儿，他多次骚扰王龙的两个儿媳、荷花；王龙夺走了小儿子的心上人梨花，小儿子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这成为父子之间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赛珍珠对中国人淫乱、不道德行为的刻意突出，与美国东方主义是一致的。20世纪的前30年，美国东方主义对中国人的看法一直是扭曲的，中国人是原始的、奴性的、不道德的，而美国则是现代的、文明的、值得信赖的（Leong，2005：155）。
与《大地》的描写类似，20世纪30年代美国“辱华”电影中也存在不少关于中国人乱伦、淫乱的描写，国民政府1931年制定的《电影片检查暂行标准》于是将“描写引诱或强暴异性者、描写乱伦者、描写赌博狎妓行为者”列为“妨害善良风俗”的影片之列，不核准此类影片在中国的放映（转引自汪朝光，1997：61）。《大地》有关中国人乱伦关系的描绘，亦引起了20世纪30年代众多评论者的不满。祝秀侠将这种不道德的两性关系称之为“奸淫”，“‘王龙叔叔的儿子垂涎他的媳妇，看看不到手，又想戏弄他的二女儿。’‘荷花和王龙大儿子吊膀子’。这种兄妹的奸淫、母子的奸淫充分表示中国人兽性的地方，作者到处任意地穿插着”（祝秀侠，1933：303）。
《大地》中的这种不道德的两性关系，在三个中译本中表现程度不一。由译本对这类描写的容忍程度最低，它采取改写、删减等方式大大减少了这类描写。胡译本则适当减少了这类描写。张译本的容忍程度较高，基本保留、甚至强化了不道德两性关系的描写。本书重点分析王龙堂弟对其两个儿媳的骚扰以及王龙与小儿子之间争夺丫环梨花。先看第31章王龙堂弟对其两个儿媳的骚扰：
...the cousin looked at this and that and appraised each woman.
He looked at the wife of the eldest son and he laughed his hoarse laugh and he said，“Well，and it is a proper dainty bit you have，my cousin，a town lady and her feet as small as lotus buds!”And to the wife of the second son he said，“Well，here is a good stout red radish from the country—a piece of sturdy red meat!”
This he said because the woman was fat and ruddy and thick in the bone，but still not uncomely.And whereas the wife of the eldest son shrank away when he looked at her and hid her face behind her sleeve，this one laughed out，good humored and robust as she was，and she answered pertly，“Well，and some men like a taste of hot radish，or a bite of red meat.”
And the cousin answered back，promptly，“That do I!”and he made as if to seize her hand.
All this time the eldest son was in agony of shame at this byplay between man and woman who ought not even to speak to each other，and he glanced at his wife because he was ashamed of his cousin and of his sister-in-law before her who had been more gently bred than he，and his cousin saw his timidity before his wife and said in malice，“Well，and I had rather eat red meat any day than a slice of cold and tasteless fish like this other one!”
At this the wife of the eldest son rose in dignity and withdrew herself into an inner room.Then the cousin laughed coarsely and he said to Lotus，who sat there smoking her water pipe，“These town women are too finicking，are they not，Old Mistress?”Then he looked at Lotus attentively and he said，“Well，and Old Mistress indeed，and if I did not know my cousin Wang Lung were rich I should know by looking at you，such a mountain of flesh，you have become，and well you have eaten and how richly!It is only rich men's wives who can look like you!”
Now Lotus was mightily pleased that he called her Old Mistress，because it is a title that only the ladies of great families may have，and she laughed，deep and gurgling，out of her fat throat and she blew the ash out of her pipe and handed the pipe to a slave to fill again，and she said，turning to Cuckoo，“Well，this coarse fellow has a turn for ajoke!”
And as she said this she looked at the cousin out of her eyes coquettishly ，although such glances，now that her eyes were no longer large and apricot-shaped in her great cheeks，were less coy than they once were，and seeing the look she gave him，the cousin laughed in uproar and cried out，“Well，and it is an old bitch still!”and he laughed again loudly.(187-188)
对于这一王龙堂弟骚扰他的两位儿媳、荷花勾引堂弟的长篇描写，由译本、胡译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减：
由译本：
……那堂弟向个个看过来，便品评每个女人。
他向那大儿子的妻看了一眼，便狞笑着说：“阿侄！这是你娇滴滴的城里娘子呀，脚同金莲一样小！”他又对那第二儿子的妻说道：“哦，这是结结实实的乡下红萝卜，滋味倒不错的。”
他说这番话，是因为那女人肥胖而红润，骨架粗大，可是也有相当的健美。
过后，他向荷花忒楞楞地看了一眼，说道：“哦！真是太太了，如果我不知道龙哥富有着，我一看你就知道，你是变了这么一座肉山呀，你是吃的好，多么有钱呀！只有富家的太太才有你这副样儿！”
荷花听得他叫她太太，非常得意了。于是她咯咯咯笑一阵，转向杜鹃说道：“哦，这粗人倒会寻开心！”（166）
胡译本：
……那堂弟向个个看过来，便品评每个女人。
他向那大儿子的妻看了一眼，便粗声笑着说道：
“阿侄！这是你娇滴滴的城里娘子呀，脚同金莲一样小！”他又对那第二儿子的妻说道，“哦，这是结结实实的乡下红萝卜——一块红东东的肉。”
他说这番话是因为那女人肥胖而红润，骨架又粗大，然而还不是没有秀气的缘故。
过后，他向荷花忒楞楞地看了一眼，说道：“哦！真是太太了，如果我不知道龙哥富有呢，我看一看你就知道，你是变了这么一座肉山呀，你是吃的好，多么有钱呀！只有富家的太太才有你这副样儿！”
荷花听得他叫她太太，非常得意了。于是她咯咯咯笑一阵，转向杜鹃说道：“哦，这粗人倒也惯会寻开心！”（294）
由译本、胡译本删减的部分完全一致。经过与原文比较，我们发现两译本删减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部分：王龙堂弟盯着大儿媳看时她躲开的情景，以及二儿媳冒失地与堂弟互相挑逗的场面；王龙大儿子见到本不应当彼此说话的堂弟与弟媳之间的挑逗，感到羞愧难当；荷花抽烟袋、让丫环装烟丝的细节；荷花向堂弟抛媚眼勾引堂弟，两人调情的描写。可以看出，这些内容一方面露骨地描写王龙家庭成员之间混乱的两性关系，另一方面亦明确指出，按照中国礼教伦理，这些互相调情的男女之间其实连话都不应该讲的。两相对比之下，中国人的淫乱、不道德更为凸显。由译本、胡译本将这些内容完全删除，以弱化小说所表现的中国人的荒淫。但是，张译本未对这部分内容进行删减，而是将其忠实译出。下面仅分析张译本如何翻译上述长篇描写最末部分荷花与堂弟调情的场景：
张译本：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用她两只眼睛卖俏似地望着他，不过这种媚的眼睛，在她那高高的颊上，已经不像从前的杏子大眼，让人不敢亲近的样子了。那堂叔看了她送过来的这一瞅，他失声笑了，喊出声来：
“哈，还是个老母狗！”大声反复地笑着。（444）
原文用“coquettishly”（卖弄风情地）一词明确表明妓女出身的荷花熟练地用眼神勾引堂弟，虽然现在肥胖的她眼神已不如从前那么“coy”（含羞的，忸怩作态的）。对荷花这种明目张胆的挑逗，堂弟丝毫没有回避，而是大笑着说“Well，and it is an old bitch still”。我们看看张译本对这几个关键词句的翻译。首先是“coquettishly”，张译“卖俏似地”，“卖俏”指“装出娇媚的姿态诱惑人”，较好地表现了荷花对堂弟的故意勾引。此外，张译本“不过这种媚的眼睛”这一句中，增译了“媚的”这一形容词，对荷花故意装出娇媚的眼神进行了强调。其次是“coy”。张译“让人不敢亲近的样子”未能准确表达荷花在堂弟面前故作忸怩之态。可见，张译本基本忠实传达了荷花在堂弟面前卖弄风骚、勾引他。
小说第32、33章描述了王龙与小儿子争夺梨花，最后小儿子愤然离家出走。第32章最后一段生动刻画了王龙知道小儿子也喜欢梨花后的愤怒心情：
He was confused with many angers，but，although he could not understand why，this anger stood forth most clearly；his son had looked on a little pale young maid in the house and had found her fair.(196)
由译本：
整段删除（173）
胡译本：
因了许多的气恼，他心乱了，然而虽是他理会不得所以然的缘故，这一种气恼却觉得最分明：他的儿子细看了家里的白脸小丫头，觉得她相貌好。（307）
张译本：
他的心里万般怒气交错着，但是他也不明白到底为了什么原因。他的怒气分明地存在着，他的儿子对于这个家庭里他看着很秀丽白静年青的姑娘竟看上眼了。（464）
由译本直接将整个段落删除，其他译本则基本保留了原文的主要意思。我们重点分析两译本对两个关键词句的处理。首先，原文用“many angers”与“this anger”（愤怒）表明王龙的心情以及他当时对小儿子的态度。胡译本、张译本分别译为“气恼”“万般怒气”/“怒气”。两者中，“万般怒气”/“怒气”所表现的不悦显然大于“气恼”。其次是小儿子对梨花的态度，“his son had looked on a little pale young maid in the house and had found her fair”只说明小儿子仔细看了梨花并觉得她漂亮，并没有明说小儿子也喜欢上了梨花。胡译本忠实表现了原文的这一意义。张译本“他的儿子对于这个家庭里他看着很秀丽白静年青的姑娘竟看上眼了”对原文进行了改写、增添，将王龙与小儿子直接置于对立面：张译中，小儿子“看上眼了”（喜欢上了）那位“他（王龙）看着……的姑娘”，原文“his son had looked on...”被改写为“他（王龙）看着……”；张译增译了“竟”，突出了王龙对小儿子喜欢上梨花一事的不悦，因而更凸显了王龙父子之间的冲突。
第33章中小儿子获悉王龙已经纳梨花为妾后表现出极大的愤怒：他犹如即将猛扑向猎物的小豹子一样站在王龙面前，双眉紧锁，两眼闪着凶光恶狠狠地紧盯着他父亲。由译本亦完全删除了这一描写（由稚吾，1936/1959：177）。也就是说，王龙与小儿子争夺梨花这一情节，在由译本中完全没有出现，它完全删除了60岁老父与18岁儿子因抢夺一个18岁丫环而引发的冲突。第33章的这一描写在胡译本中也被大量删除（胡仲持，1933/1949：314）；而张译本则基本保留这一描写（张万里、张铁笙，1933：477）。整体而言，王龙与小儿子因争夺梨花而引发的激烈的父子冲突，由译本完全删除，胡译本则将之大为弱化，张译本则保留甚至强化了这一冲突。
综合以上译例我们可知，源文本所表现的女性化、感性、荒淫、堕落的中国形象，在三个译本中的表现程度完全不一样。由译本所表现的中国，几乎完全过滤掉了中国人的纵欲与好色，王龙家庭成员之间乱伦或淫乱的两性关系也被最大限度地淡化，从而使整个译本呈现的中国形象较源文本更为积极、肯定。胡译本则对源文本有关中国人纵欲、荒淫的描写进行了筛选与“改造”，剔除了译者不认同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形象、提升了自我民族形象。张译本完全保留了这类描写，甚至在很多地方强化了中国人的荒淫无度与堕落，从而强化了源文本的东方主义。
综合本节以上的译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大地》源文本中国形象的各种东方主义表现，在20世纪30年代三个中文全译本中有完全不一样的呈现[41]。译者由稚吾受左翼文化思潮影响，完全抵制赛珍珠所代表的“帝国主义”，因而其译文排斥了源文本的东方主义话语，根据译者个人对“中国”“中华民族”的想象与期待彻底“改造”了源文本的中国形象。译者胡仲持受其中西文化调和折中思想的影响，部分认同赛珍珠对中国的解读，在翻译中不断与源文本的东方主义话语协商、角力，部分保留了源文本的东方主义描述，同时根据译者个人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对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对源文本的中国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张译本的两位译者由于完全认同赛珍珠对中国的描述，其译文明显强化了源文本的东方主义话语，从而强化了源文本东方主义的中国形象。
《大地》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过程中，中国始终将之放在自己的对立面不时地鉴照自己或反思自己，《大地》的中国形象或多或少地修正着中国人的自我形象。《大地》中译本如何重新建构中国形象，总是取决于中国自己的需求，更确切地说，是取决于中国在民族建构方面的诉求。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在如何进行民族建构方面存在多元诉求，因此这一时期的三个《大地》中文全译本所建构的中国形象呈现出不同面貌，这正好也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力图以不同方式进行民族重建，以救亡图存、振兴民族。20世纪30年代的《大地》中译者基于不同的利益、认知与期望，对“中华民族”应有的形貌产生了差异悬殊的想象方式，对民族的表述与叙事各有不同，这些形形色色的中国形象昭示了中译者对民族国家未来命运的关注以及重建民族的理想。总之，由于中译者民族自我意识的不同，他们在民族建构方面的诉求不同，20世纪30年代《大地》中译本对源文本之中国形象的态度也不同，它们对源文本的中国形象“改造”的程度与方式也不一样。
【注释】
[1]有关《孽海花》对“中国形象”的想象与建构，参见张翼（2009：27-39）。
[2]中国近代文化史上（1840—1949年），曾经出现过多次有关中西/东西文化关系、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讨论与论争。这些论争中出现了三种主要的中西文化观或思想流派：国粹主义，“（全盘）西化”派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调和折中派（张岱年、程宜山，1990：306；范永聪，2005：345，355；王继平，2003：216）。到了“五四”时期，国粹主义、“（全盘）西化”派以及调和折中派之间的激烈碰撞变得更为突出。虽然以陈独秀、胡适为首的“（全盘）西化”派是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主流，但是他们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开始就遭到了调和折中派、国粹主义的质疑，由此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东西文化论战。有关“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的具体情况，参见汪晖（2004：1290-1293），林启彦（1993：340-344）。
[3]尽管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对“民族”的借用上惊人的一致，但两者对“民族”的阐释存在两种实质性差异（张翼，2009：66-67）。其一，在民族主体的设定上。共产党对民族主体的设定是工农，主要是农民。而国民党真正依赖的并不是最基层的民族群体，而是处于中上层的乡村士绅和城市有产者。其次是在民族传统文化的选择上。国共两党都先后注意到了民族传统文化对提升民族自我的重要作用，但两党所选择的传统文化亦不相同。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传统文化中的民间文化，特别是农民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来进行民族认同。国民党则选择传统文化中的雅文化、正统文化来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
[4]有关国民党如何通过“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在文学领域内贯彻其“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参见倪伟（2003）。
[5]这部作品后来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为了重新出版，后来改名为《田野的风》。收入《蒋光慈文集》时，仍以原题名收录。
[6]有关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调和折中主义”的介绍，参见汪晖（2004：1291-1293）、林启彦（1993：340-344）。
[7]1935年1月，以陶希圣、王新命为首的十位中国知名教授联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又称《十教授宣言》），“中国本位文化”论由此诞生。“中国本位文化”论者反对守旧复古，也反对全盘否定中国传统；他们反对全盘西化，认为“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转引自张岱年、程宜山，1990：364）。“中国本位文化”论实质上是一种调和折中论（同上：364）。
[8]东西文化调和论是《东方杂志》就近代中国文化发展方向而提出的最重要主张；《东方杂志》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的最正确出路，是与西方文化的优良元素结合，以创造一种融合东西文化长处的新中国文化，从而振兴中国（范永聪，2005：ii）。《东方杂志》在其办刊期间（1904—1948），始终贯彻东西文化调和论，刊载了支持文化调和论的众多文章，并借此不断与知识分子对话，共同商讨中国文化的出路。1915—1919年，《东方杂志》与主张“全盘西化”论的《新青年》爆发了著名的东西文化论战。两份刊物的主编——杜亚泉与陈独秀为寻求中国文化发展的最佳方向争论得不可开交，最后来自新文化运动的压力迫使杜亚泉于1919年辞去主编一职。1920年以后，《东方杂志》继续致力推广东西文化调和论，同时选刊文章时亦对“全盘西化”派与国粹主义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使杂志达到其发展的兴盛期。
[9]鲁迅和赛珍珠同样描写中国农民的愚昧、封建，但两人的描写存在本质差异。“这并不是说，赛珍珠达到了鲁迅的高度，因为她的审美趣味和文学观念与鲁迅的文学观念是截然相左的。”（陈春生，2005：72-75）鲁迅以民族命运的探求者和代言人的身份来揭示中国农民的愚昧、落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力图借助文学的形式来改良社会，探索民族解放的出路，因而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赛珍珠虽然长期在中国生活，但她不可能经历鲁迅的焦虑和痛苦，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前沿，深入到民族灵魂的深处，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苦苦追索，因此她是超然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之外，而她的作品更多地是从审美意义上来审视中国农民和他们的生活，时代动荡的大背景被淡化了，对政治腐败的揭露成为次要主题，而农民王龙对土地的热爱被加以强调和凸现。
[10]乐黛云曾对此发表过这样的看法：“从帝国主义欺压中走过来的中国人往往对外国人的赞扬不加分辨地喜形于色，而对于他们的反面言辞则一律报以横眉怒目。”（乐黛云，1990：1）
[11]1930年2月21日，上海大光明和光陆戏院开始放映美国派拉蒙公司出品、罗克（Harold Lloyd）主演的影片《不怕死》（Welcome Danger）。该片描写美国人受聘在旧金山中国城稽查绑票贩毒集团的故事，片中出现的诸多中国人多为形貌猥琐之辈，女的裹着小脚，男的留着长辫，干着贩毒、偷窃、抢劫、绑票等勾当，并有不少描写中国人落后习俗的镜头。《不怕死》影片上映的次日，洪深前往大光明戏院观看该片。他痛感影片中各种“辱华”情节描写，“对于中国人，是鄙贱，是戏弄，是侮辱，是侮蔑”（洪深，1930：1003）。于是洪深在戏院登台演讲，批评该片侮辱华人，号召观众不再观看这部影片。他的演讲得到不少观众的呼应，他们纷纷退场并要求退票，洪深后被巡捕房拘留。洪深被释放后，又上书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提出由外交部从速与美国政府交涉、禁止此片在美国及世界各地放映。洪深又在报刊发表多篇文章，解读《不怕死》影片对于国人之意义。“不怕死事件”发生并经报章披露后，在上海文化界、舆论界引发强烈反响，洪深的行动得到众多国人及社会团体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对《不怕死》影片采取了种种禁映措施，通过外交部的交涉，该片主演罗克于是年5月正式向中国道歉。“不怕死事件”因此成为国民政府电影检查制度确立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之一（汪朝光，2004：112）。有关国民政府对“不怕死事件”的处理，参见汪朝光（2004：106-112）。
[12]有关电影《大地》在中国放映后仍引起了多方批评与质疑，参见姜智芹（2004：59）、李青霜（2010）。
[13]笔者为寻找由稚吾的生平介绍，查找了大量民国人物传记（如徐友春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李新与孙思白主编《民国人物传》、台湾国史馆编《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等）与中国现当代作家辞典与传记之类的工具书（如杨犁主编《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李立明编《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等）。但始终未找到由稚吾的生平数据。本书此段有关他的生平，主要根据怀星的文章《南屏大戏院琐记》中有关由稚吾的介绍写成。而有关由稚吾的生卒年份，怀星回忆说20世纪60年代他从外地回到昆明时，获悉由稚吾病逝的噩耗（怀星，1987：37）。据此推断由稚吾卒于1960年前后。
[14]（1）《王尔德童话集》：Oscar Wilde著，由宝龙译，上海世界书局1932年11月初版，1933年3月2版，收入世界少年文库。（2）《青鸟》（L'oiseau Bleu）：G.Leblanc著，由稚吾译，长篇童话，世界书局1933年3月初版，1934年10月再版，收入世界少年文库。（3）《墨索里尼》（Mussolini's Gesprache mit Emil Ludwig）：Emil Ludwig著，沈达、由稚吾译，1933年世界书局初版，1936年2版。该书系1932年3月23日至4月4日期间著者同墨索里尼的谈话记录。（4）《世界文学史》（The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John Macy著，由稚吾译，世界书局1935年初版。（5）《大地》。
[15]笔者统计了由稚吾以“由稚吾”“稚吾”发表的译文：（1）小说《火城》（瑞典H.Soderberg著）发表于《北新》第4卷第4期（1930）；（2）小说《在镜中》（苏联V.Bryusov著）刊于《小说月报》第21卷第12号（1930）；（3）《石像——一个漂泊者的故事》（V.Bryusov著）刊于《创作》第1卷第1号（1931）；（4）《雷马克晤谈记》（法国Frédéric Lefèvre著）刊于《现代文学评论》第1—2期（1931）；（5）《金炼圈》（瑞典西伦女士著）刊于《小说月刊》第1卷第1期（1932）；（6）《阿K和人类》（苏联佐祝梨著）刊于《小说月刊》第1卷第4期（1933）；（7）《为自己还是为人》（V.Bryusov著）刊于《现代》第5卷第5期（1934）；（8）小说《玛葛》（瑞典苏德堡著）刊于《文艺月刊》第6卷第4号（1934）；（9）《尼古丁学校访问记》（英国E.V.Lucas著）刊于《论语》第54期（1934）；（10）《论冬日早起》（L.Hunt著）刊于《论语》第56期（1935）；（11）《诺道论托尔斯泰主义》（匈牙利Max Nordau著）刊于《文艺月刊》第7卷第4号（1935）；（12）《保护》（V.Bryusov著）刊于《译文》第2卷第3期（1935）；（13）《三个看守人》（V.伊凡诺夫著）刊于《时事类编》第3卷第17号（1935）；（14）《南极共和国》（V.Bryusov著）刊于《时事类编》第4卷第14号（1936）；（15）《卡尔艺术论的展开》（苏联李夫希茨著）连载于《时事类编》第5卷第2、3号（1937）；（16）《恩格斯论文学》（苏联谢莱著）刊于《时事类编》第5卷第8号（1937）。
[16]笔者查找了姚辛的《左联史》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的《中国现代文艺数据丛刊·“左联”成立50周年纪念特辑》所列两个权威的“左联”盟员名单，均未见由稚吾。
[17]由稚吾译为勃留骚夫或蒲留梭夫。
[18]《卡尔艺术论的展开》论述了马克思由青年时期到成熟时期文艺观点的发展，对中国文艺工作者了解马克思的艺术辩证法大有益处；《恩格斯论文学》则对他们了解恩格斯的文艺观很有帮助（刘庆福，1983：27，28）。
[19]据姚辛（2006：11），叶灵凤、潘汉年均为“左联”盟员。
[20]《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1930年4月）为“新兴文学专号”，集中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鲁迅在该期发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批判艺术至上主义。他认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当务之急是“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鲁迅，1930：11）。1931年冬，左翼文坛再次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展开大规模讨论。
[21]胡愈之（1896—1986），浙江上虞人。著名社会活动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学者。早年创建世界语学会并与沈雁冰等成立文学研究会。1935年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22]笔者统计了胡仲持以仲持、胡仲持、宜闲、胡宜闲四种署名发表的翻译作品。译著的统计主要根据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香港八大高校图书馆的馆藏书目以及《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外国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译文的统计主要参考了唐沅等编辑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的作者索引以及三联书店编辑部所编《“东方杂志”总目》。
[23]1932年10月16日，因抗战而停刊的《东方杂志》复刊，出第29卷第4号，从这一期开始由胡愈之（胡仲持兄长）担任主编，继续贯彻该刊一贯坚持的东西文化调和的主张。胡愈之1914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练习生，1924年后实际主持《东方杂志》全部工作（戴文葆，1999：546）。胡仲持的思想受胡愈之影响极大，在兄长的引导下，他从事了不少进步新闻与文化活动（胡国枢，1985：349-351）。胡仲持1920—1933年在《东方杂志》共发表的各类译文达34种。可见，胡仲持这一时期对《东方杂志》东西文化调和论的主张是基本认同的。
[24]本段有关胡仲持思想转变的文字，主要参考胡国枢（1985：350-365）。
[25]一是1932年《东方杂志》所刊载《大地》译文前的短序《译者的前言》，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这篇短序是国内最早用中文对赛珍珠进行介绍、评价的文字；二是1933年开明书店《大地》单行本的《序》；三是《文学》杂志1933年第1卷第5期刊载的《〈大地〉作者赛珍珠重来中国》一文；四为1933年7月30、31日《申报·自由谈》所载《〈大地〉的作者赛珍珠》，不过该文与开明书店《大地》单行本的《序》内容几乎完全一样。
[26]1933年北平志远书店出版的《大地》为张万里、张铁笙的合译本。事实上，张万里原本打算自己独自完成《大地》的翻译，抗战的爆发使得他无暇再进行翻译，译完前18章后，他不得不将其余部分交由好友张铁笙完成（张铁笙，1933：1）。张万里的文化心态以及他对中西方文化关系的认识，实际上代表了两位译者的观点，因此本书此处有关译者的论述，主要只涉及张万里。
[27]本段有关张万里的简介根据林煌天（1997：916）的“张万里”词条稍作修改而成。笔者曾经怀疑1933年北平志远书店版《大地》译者张万里，与林煌天（1997：916）“张万里”词条所述《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的译者张万里并非同一人。因为据林煌天（1997：916），《哈克贝里·芬历险记》译者生于1913年，1938年方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而且该词条未提及张万里译有《大地》。也就是说，若两位译者为同一人，1933年张万里译《大地》时方才20岁，是一位大学生甚至高中生。后来，笔者通过两条信息基本确定两位译者为同一人。一是《大地》张万里译本的译者序言所描述的译者当时的生活状况，与林煌天（1997：916）“张万里”词条并无冲突之处，而且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青年学生心系国患，20来岁就参与社会活动、发表社评、编译文字的情况也比较普遍。另外，2008年张万里译《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列入重庆出版社的“企鹅经典”丛书，由该社与企鹅出版社联合策划推出，封底附有译者简介：“张万里，已故，北京大学教授。主要译作有《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大地》（赛珍珠）等”。
[28]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出现的“全盘西化”派、国粹主义与调和折中派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热情，救亡图存、振兴民族是他们共同的动机，国粹主义固守传统、“全盘西化”派否定传统都是首先出于这个考虑（乐黛云，2004：130）。
[29]据姚辛（2006：11），胡风为“左联”盟员。
[30]据姚辛（2006：11），祝秀侠为“左联”盟员。
[31]伍蠡甫所指的《福地》，即The Good Earth.
[32]为节约篇幅起见，本书以下列举原文、译文时一般只注明页码。
[33]本书第五、六章文本分析部分所有英文词汇的中文释义，均来自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第二版）。
[34]三个译本如何处理《大地》里有关中国人淫乱、荒淫无度的东方主义描写，详见本节第四部分。
[35]张译本此处为明显的误译，原文是说婶母怀念以前在荷花的后院中所吃的那些山珍海味，而不是“她丢下里边院子刚刚吃过的菜”。
[36]本书第5、6章文本分析部分所有中文词汇的释义，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辑的《现代汉语词典》（2005）。
[37]笔者认为，张译本此处很可能为误译。鉴于张万里、张铁笙两位译者在为抗日救国奔波过程中翻译《大地》，时间仓促、环境恶劣，张译本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误译。例如，第7章中王龙叔父借口为女儿找“matchmaker”（媒人）（Buck，1931/1995：38）而向王龙索要银钱，张译本误将“matchmaker”译为“一个火柴匠”（张万里、张铁笙，1933：83）。
[38]祝秀侠此处所说的“电影”，即指罗克主演的《不怕死》。他在后文中又继续指出：“可异的是罗克的《不怕死》，也还有洪深先生凭了一时热血的行动（虽则狭隘的民族念），在大光明里闹了一阵，而《大地》的译者读者，当布克夫人此次重来之日，却全在那里热烈地鼓掌。”（祝秀侠，1933：301）
[39]如曹禺《雷雨》第一幕中就有这样的描述：“他约莫五十五岁，鬓发已经斑白，带着椭圆形的金边眼镜，一对沉鸷的眼在镜下闪铄着。”（曹禺，1984：46）
[40]李应元所指的《佳壤》即The Good Earth.
[41]本章以上译例分析表明，20世纪30年代的3个《大地》中译本在处理源文本的美国东方主义时，其方式均比较规律、系统，由译本、胡译本、张译本分别对美国东方主义采取了排斥、协调、强化的态度，在译文中建构了不同的中国形象。但这并不是说三个译本对美国东方主义处理方式的规律性达到了100%。笔者在文本细读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例外、不规律的情况。例如，源文本第23章描写了中国的媒婆为了收取高额介绍费，经常将一些残疾或白痴姑娘介绍给男方，体现了中国人的邪恶、不道德：“...and I am loath to go to a professional matchmaker，lest there be some bargain she has made with a man who has a daughter deformed or idiot”（Buck，1931/1995：128）。三个译本均将这一描写完全删除未译出（由稚吾，1936/1959：162；胡仲持，1933/1949：79；张万里、张铁笙，1933：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