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大地》中译本之中国形象建构
笔者通过将1988年的王逢振与马传禧《大地》合译本（以下简称王译本）与源文本进行细致、全面的文本比较后发现，就中国形象的表现与塑造而言，王译本基本忠实再现了源文本的中国形象，整个译本中重大的删减、改写之处并不多[11]。现试举几例说明。《大地》充分展示了中国男人留长辫、女人裹小脚、不讲卫生等习俗，王译本对这些描写均予以忠实表现。试看第2章王龙与阿兰新婚后阿兰为其拆洗被褥、杀死藏匿于被褥中的虱子的描写：
Their bedding she took into the sun on the threshold and ripped the coverings from the quilts and washed them and hung them upon a bamboo to dry，and the cotton in the quilts that had grown hard and grey from years she picked over，killing the vermin that had flourished in the hidden folds ，and sunning it all.(19)
王译本：
她把他们的被褥拿到门口的太阳底下，拆下里表洗干净挂在竹竿上晒干，把被褥里面多年来变得又硬又黑的棉絮重新絮过，杀死藏在被褥缝里的虱子跳蚤，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曝晒。（26-27）
原文此处一方面表现了阿兰的勤劳、节俭、善于操持家务，另一方面也从侧面表现了王龙不讲卫生，连棉被中也到处是虱子。这在中国人看来也许无足为怪，但在西方读者看来不免有些毛骨悚然。20世纪30年代的三个《大地》中文全译本均对原文“killing the vermin that had flourished in the hidden folds”一句进行了改写，分别译为：“拍去了灰尘”（由稚吾，1936/1959：15），“抖去了灰尘”（胡仲持，1933/1949：26），“打去了上边的尘土”（张万里、张铁笙，1933：39）[12]。通过这种改写，原文中所表现的中国人不讲卫生这一习俗在20世纪30年代的译本中荡然无存。王译本则将此习俗完整保留，译为“杀死藏在被褥缝里的虱子跳蚤”。
再如，《大地》所表现的中国人，除主人公王龙、阿兰尚有闪光之处外，其他的众多次要人物如茶馆伙计、剃头匠、逃难的灾民等，不是懒惰、贪婪之辈，便是势利、邪恶之徒。试看王译本如何处理第23章有关媒婆作恶多端的描述：
“...and I（王龙，笔者注）am loath to go to a professional matchmaker，lest there be some bargain she has made with a man who has a daughter deformed or idiot.”（128）
王译本：
“……我讨厌去找媒婆，万一她和某个人搞鬼名堂，把那人的残废或傻瓜女儿说过来就不好办了。”（197）
原文中王龙与小妾荷花讨论为其大儿子娶亲的问题，王龙告知荷花自己不愿意找媒婆为大儿子介绍媳妇，他害怕媒婆和人勾结，把残废或傻姑娘介绍到他家来。从王龙的描述中，足见媒婆的邪恶、唯利是图。20世纪30年代的三个全译本均将这一描述完全删除（由稚吾，1936/1959：115；胡仲持，1933/1949：203；张万里、张铁笙，1933：297）。王译本则将其忠实保留，它用“搞鬼名堂”对译“some bargain”，较好地传达了王龙对媒婆邪恶行为的厌恶。
最后我们来看王译本对王龙形象的塑造。王龙富裕起来后，开始瞧不起他以前的同类——茶馆伙计、他自己雇佣的长工等下层老百姓了，他甚至放高利贷剥削穷苦老百姓。当然，王龙的这种转变是逐步的，第28章有大量关于王龙鄙视下层老百姓的集中描述。在这章中，家底殷实的王龙在大儿子的怂恿下，正在计划租下城里已经人去楼空的大户人家黄家（阿兰结婚前就是这家的灶下丫头，农民王龙曾受黄家人的嘲笑）的大院子、举家从农村搬到城市，成为真正的大户人家。下面这一段描写的就是王龙去黄家看房以便决定是否租下黄家大院时，看到租住在那里的大批下层老百姓时的反应：
Now Wang Lung in the old days when the great family were there would have felt himself one of these common people and against the great family and half-hating，half-fearful of them.But now that he had land and that he had silver and gold hidden safely away，he despised these people who swarmed everywhere，and he said to himself that they werefilthy and he swarmed everywhere，and he said to himself that they were filthy and he picked his way among them with his nose up and breathing lightly because of the stink they made.And he despised them and was against them as though he himself belonged to the great house.(169)
王译本：
从前，大户人家在的时候，王龙和这些平民百姓一样，对大户人家又恨又怕。但现在他有了土地，有了安全地藏着的银钱，他瞧不起这些到处挤在一起的人了。他心里想，这些人太脏了。他在这些人中间穿过的时候，把鼻子皱起来，屏住了呼吸，怕闻到周围的臭气。他瞧不起他们，讨厌他们，仿佛他自己已经成为这个大户人家的主人。（261）
原文此处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富裕起来的王龙对下层老百姓的鄙视与恶劣态度。虽然王龙曾经和租住在黄家大院中的老百姓一样穷苦，但他一旦富裕起来，便变得势利而自私，再也瞧不起他们。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中译本，如由稚吾译本（由稚吾，1936/1959：149）与胡仲持译本（胡仲持，1933/1949：264），均将此段落完全删除，美化了王龙对下层老百姓的态度，在译文中塑造一个更加完美、即使自己富裕了也对穷人谦和友善的农民王龙形象。王译本则忠实地传达了原文所描述的瞧不起下层老百姓、趾高气昂、俨然已将自己视为黄家大院主人的王龙形象。
首先，我们来看王龙是如何给自己的身份定位的，这是理解这段描写最重要的地方，因为它决定了整段描写的基调。王龙称住在那的人为“common people”，而自己则“as though he himself belonged to the great house”，他在自己和那些穷人间划了一道鸿沟，他们是老百姓，自己则是大户人家。王译本用“平民百姓”较好地表现了原文中王龙在这些人面前高高在上、飘飘然的姿态。此外，王译本“仿佛他自己已经成为这个大户人家的主人”准确传达了王龙此时的心理活动，在王龙看来，虽然这些人现在确实住在黄家的大院子里，但他们根本不属于这里，只有自己才配得上这个大院、做它真正的主人。其次，关于“despise”的翻译，该词在原文中出现了两次，表明王龙对这些下层老百姓的基本态度是瞧不起、鄙视。王译本均译为“瞧不起”，比较忠实。再次，关于王龙从这些穷人中间穿过时的举止——“with his nose up and breathing lightly because of the stink they made”的翻译。“breathing lightly because of the stink they made”指的是王龙因为怕闻到穷人发出的臭味所以只好轻轻呼吸。王译本的“屏住了呼吸”相比原文加重了王龙对臭气的反应，他连呼吸都不敢了，而“怕闻到周围的臭气”则把王龙屏住呼吸的原因归结为他主观上“怕”闻到臭气，可以说王译本在此稍微强化了王龙对穷人的鄙视。王译本则在保留原文中王龙形象的同时，在某些词句的处理上甚至加深了王龙对穷人的鄙视与瞧不起，突出了王龙的势利与狭隘。
从以上的译例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形象的塑造上，王译本基本忠实呈现了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形象，整个译本大的删减、改写、增添之处并不多。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认为王译本比较忠实地再现了源文本塑造的中国形象，但并不是说王译本在任何方面均忠实于原文。事实上，王译本由于是合译，译文中出现了较多前后译名不一致、前后相关内容不统一等问题[13]，王译本前部分译文明显比后部分更为忠实原文。
正如前面三节所指出的，王译本之所以忠实翻译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形象，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反传统、思想启蒙的时代语境以及主译者王逢振对源文本的看法、他本人所持的翻译观是密不可分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文革”期间长期的思想禁锢被打破，中华民族得以重新认识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意识与自我定位被推翻，西方“他者”经验再次受到推崇，“自我—他者”关系的天平开始明显向“他者”倾斜。对民族自我与民族文化的本质性否定与质疑的情绪弥漫在整个中国大陆思想文化界。第二节有关20世纪80年代改革小说与《大地》中国形象建构的互文性分析向我们揭示，赛珍珠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与中国人的描述，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大众对中华文明的看法非常相似。整个时代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否定与批判，决定了王译本“忠实”再现赛珍珠对中国的东方主义描述。
此外，主译王逢振对源文本的看法以及他所持的翻译观也对王译本建构何种中国形象有所影响。第三节已指出，王逢振认为《大地》三部曲对中国的描述是“比较真实”的，他认为“《大地》这样的作品没有问题，因此翻译时全部照译”。笔者曾就《大地》翻译事宜写信请教王逢振，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翻译观：“就文学翻译而言，我想基本原则应该是：尽量以流畅的文学语言直译，尽可能忠实于原作者的语言风格——我知道完全做到是不可能的，因此也不能过于拘泥，有时也会有意译的词语。读者的接受取决于译文的质量，不论直译还是意译，质量好的译文都会被读者接受。”[14]主译王逢振对赛珍珠有关中国描述的认同以及他个人所秉持的翻译观，亦使得他在译文中忠实建构源文本塑造的中国形象。
最后，王译本对中国形象的忠实再现，与作为翻译赞助人的漓江出版社也有一定关联。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众多外国文学丛书中，漓江出版社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大地》为该丛书之一）是有影响的一种，在海内外赢得了良好声誉[15]（洪子诚，2008：23；刘硕良，2001：33）。中国大陆众多诺贝尔奖作家丛书中，漓江的这套丛书出现最早，持续的时间最长，规模也最大[16]。漓江出版社在建社之初的80年代初期，即确定推出“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其目的是“以系统介绍诺贝尔文学奖为己任……力求给读者提供一个能真实地反映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每一得主的风貌的较好版本”（刘硕良，1995：1）。该丛书还有更深层次的目的：“更要深入地介绍许多尚无译文、尚未在中国展露其庐山真面目的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刘硕良，1995：1）
漓江出版社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达到其真实、客观评价作家作品的目的。其一，每部译著前均附有一篇《译本前言》，出版社对写作《前言》的指导方针为：“对作家作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强调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融入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只要言之有物，决不吝惜篇幅。”（刘硕良，1995：6）[17]漓江版《大地》的《译本前言》充分体现了丛书的指导方针：王逢振运用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新历史主义”来评价赛珍珠及其作品，突破了中国长期以来对赛珍珠的全盘否定。其二，出版社遴选了对获奖作家研究有素并能胜任译撰工作的专家来主持各卷译事。例如，董衡巽、吴劳译海明威，李文俊、陶洁译福克纳，柳鸣九译萨特，罗新璋译纪德，吕同六译皮兰德娄，杨武能译海泽，王逢振译赛珍珠。这些译者的选择“可说是恰当其人，有些人选甚至是国内再好不过的人选。他们长期研究所译的作家，熟悉其全部作品和风格，了解外界有关的评论，自然最有条件选准篇目、把握译文，也最有条件写出高水平的前言来”（刘硕良，1995：7）。
由于漓江出版社推出“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时，便“力求给读者提供一个能真实地反映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每一得主的风貌的较好版本”（刘硕良，1995：7），使广大读者真正认识一些“尚未在中国展露其庐山真面目的获奖作家”，并通过各种方式确保丛书真实、客观评价作家作品。作为翻译赞助人的漓江出版社这一翻译出版宗旨，在一定程度上亦对王译本忠实表现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形象产生了影响。
【注释】
[1]这次“文化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1—1984年为酝酿阶段；1984年年底至1989年上半年是高潮阶段（宗胜利，1996：20）。
[2]据统计，1978—1987年，仅社会科学（这里的“社会科学”是个广义的概念，包括通常所谓的“人文科学”）方面的译著，就达5000余种（陈久仁，1994：1）。另据《中国翻译通史》，1980—1989年中国翻译出版了近2000位作家的6000多种作品（马祖毅等，2006：23）。
[3]20世纪80年代翻译运动的规模可谓空前：外国文学刊物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种（即《译文》）增加至20余种（马祖毅等，2006：24）；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出版社的总数已达400多家，比1976年增加了3倍（Chen and Jin，1997：181），当时只要稍有活力一点的出版社，都会接受和出版翻译著作。
[4]有关这三套丛书的具体翻译组织形式，参见王晓明的文章《从一种特殊的翻译组织方式看1980年代中国翻译运动》（2005）。
[5]王逢振是该译本的主译，本书此处有关译者的论述只涉及王逢振一人。
[6]有关王逢振在《大地》译本前言中为赛珍珠翻案的详细论述，详见第三章第三节。
[7]王逢振在其《大地》的译本序言中提到，他1985年已在进行《大地》的翻译工作（王逢振，1988：2）。
[8]这两本书为：《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十四位著名批评家访谈录》与《意识与批评：现象学、阐释学和文学的意思》。
[9]此外，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逢振已计划与米勒共同编辑一套西方批评家和理论家的文集（即“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后因种种原因这一计划直到1996年才实现（王逢振，1999）。
[10]本段有关王逢振就《大地》翻译事宜对笔者的答复，均见2010年1月26日他与本人的通信。
[11]《大地》王译本中出现的比较大的删减、改写之处，主要有以下几处。第1章对中国男人偏执的处女情节的描述——it is better to be first with an ugly woman than the hundredth with a beauty（Buck，1931/1995：7），王译本将此删除未译出（王逢振、马传禧，1988：9）。再如，第23章通过王龙之口介绍了中国人同姓不通婚的传统——“I am not willing that he marry any of the daughters of the village farmers，not is it meet，seeing that we bear the common name of Wang”（Buck，1931/1995：128），王译本亦将此风俗删除（王逢振、马传禧，1988：197）。
[12]《大地》对中国人不讲卫生这一习俗的表现在20世纪30年代便曾引起国民政府的不满。20世纪30年代中期《大地》电影在中国拍摄取景时，中方曾对剧本提出了多项修改意见，其中便包括删除表明王龙自新年以来一直未洗澡的对话（Xiao，2002：282）。
[13]例如，王龙叔父的儿子即他的堂弟是《大地》中一个较为重要的人物，小说用“cousin”一词表明王龙与他之间的关系，并明确交代叔父的儿子比王龙小。王译本在翻译“cousin”时并未一致，有时译为“堂兄”，有时又译为“堂弟”：第292页为“堂兄”，第293页开始部分为“堂弟”，到了这页中间又变成了“堂兄”。王译本误译之处也较多。例如，第291页“他对正抽着水烟袋的杜鹃说”应该是“他对正抽着水烟袋的荷花说”；第29章描述王龙一家供奉祖先牌位（tablets of ancestors），王译本却译为“家谱在大厅里供奉起来”（王逢振、马传禧，1988：270）。
[14]见2010年1月26日王逢振与笔者的通信。
[15]据丛书主编刘硕良在丛书总序中介绍，“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被列入全国“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计划，在新闻出版署主办的首届（1980—1990）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评奖中，这套丛书有3种获一等奖，占一等奖图书总数19种的15%；此外，新华社多次用中外文向国内外播发丛书出版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读书》、《世界文学》、《中国翻译》等知名报刊以及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多次介绍这套丛书；唐弢、李文俊、彭燕郊等知名作家都为该丛书撰写过评论（刘硕良，1995：5）。
[16]1982年至1999年间，该丛书已出版近80种（刘硕良，2001：33）。
[17]郭宏安曾撰文盛赞“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译本前言》，认为它们“显示出一种批评家的气魄……力图进行冷静的剖析和公允的评价”（郭宏安，1986：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