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一）儒家管理思想
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中心，对于如何管理，儒家采取的是“仁”“德”和“礼”。“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礼”作为外在的管理规则。
1.“性本善”的人性假设
儒家对于人性的假设，即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性本善”。正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儒家采取了一种柔性方法来建立管理秩序：通过建立一套道德体系和伦理秩序来教化人，引导人们主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是儒家“性善论”最重要的早期倡导者。他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也就是说，人性向善是与“水往低处流”一样的基本规律。用西方理论中的术语来说，儒家对人性的理解倾向于“社会人”假设：相信人会做好事，会考虑其行为的社会影响，因此，这些有着“利他”动机的“社会人”能够实现自我管理。柔性的“修身”也就成为建立管理秩序的主要方式。
2.儒家的“修身”，尤其强调“克己复礼”[1]
人应该克制私欲，提升品行，才可能达到“礼”。孔子认为，这种“克己复礼”式的修身就是仁的表现（“克己复礼为仁”）。孟子则将这样的“仁”称为“反求诸己”：出现问题、遭遇困难的时候不是忙于推卸责任，诿过于人，而是反躬自省，努力在自己身上找问题、想出路。总之，从孔子和孟子的这些表达不难看出，儒家对于个人“修身”有着非常强烈的追求。这种微观个体的“修身”追求必然需要一套宏观秩序的保障，而儒家选择的宏观秩序同样是软性的：伦常道德体系。所谓“人伦”，即人与人之间的尊卑长幼关系，反映的是一种权力序列。儒家思想对“人伦”的强调，集中体现在所谓的“三纲五常”上。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国封建传统道德中的“忠”“孝”“节”。“五常”则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同样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
3.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义
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义，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对于礼和义儒学理论都有较多论述，用礼来规范，用义来协调，使组织高效运行。
（二）法家管理思想
法家“以法治”为核心，主要代表人物有管仲、李斯、韩非、申不害、商鞅等。法家相信“性本恶”的人性假设，并基于此发展出一系列刚性管理思想和整套的严刑峻法。作为春秋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明确指出，“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战国时的商鞅也认为，“民之性，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用西方理论术语来讲，就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思想，人总是受到利己主义的驱使。战国末期，儒家思想开始分化，作为先秦最后一个儒家大师，荀子的思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孔孟儒家正统，而更加接近于法家的认识，甚至比早期法家“趋利避害”的假设更激进，“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对人性的失望跃然纸上。面对丑陋的人性，管理必须采取强制性手段，通过高压外力实现期望的管理秩序。因此，法家强调刚性管理，并尤其重视“法”的规范性与权威性。韩非子对此做过非常精彩的阐述：“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一个国家确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就要尽可能地保持一贯性，以此引导整个国家的行为朝着一个方向持续迈进。因此，商鞅特别强调“国贵少变”。这与企业理论中能力学派的观点非常相似：能够为企业带来持续竞争优势的战略资产存量只能是企业在一段时期内遵循一组连贯政策的累积性结果。落实和维护律法的措施同样是刚性的：律法制定要从严，落实也要从严，这样才能将其威严和威力充分彰显出来。因此，韩非子特別强调，“火形严，故人鲜灼，水形儒，故人多溺”。火很严酷，让人望而生畏也就很少有人因玩火而烧伤烫伤；水看起来“善利万物而不争”，结果很多人在戏水的时候溺毙了。韩非子想用这样的类比说明，律法只有像火一样严酷，才不会有人胆敢以身试法。而这又需要做好“普法”工作，让老百姓都知道律法的威严。所以，“法莫如显”。律法必须广而告之，让大家知道底线的明确位置，只有这样才能教育大家遵法守法；否则，所谓的“执法”就成了统治者的自由裁量，甚至是黑箱政治。从这个意义上看，律法是王权的根本，也构成了王权的樊笼。对人性的认识决定了法家的刚性管理方法。
具体来说，法家的管理思想如下：
1.“以法治国”的行政管理思想
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严刑厚赏，“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所谓“以法治国”，就是把“法”作为治理国家的准则，“君必有明法正义”“治国无其法则乱”。他们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而且必须做到：“法必明，令必行”，以及“刑无等级”“不失疏远，不违亲近”。而“法治”的核心则在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即韩非子所说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即“尊主”才能“明法”“崇法”。
2.“富国以农”的经济管理思想
法家把农业看作是富国的唯一途径，“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在法家看来，农业即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即农业，两者完全是等同的。法家首先提出农战政策，“耕战合一”“寓兵于农”，农战实施的目的就是实现“富国强兵”。为了发展农业，法家重本抑末，否定工商业，“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而綦组、锦绣、刻画为末作者富”。
3.“贤能并举”的人事管理思想
法家提倡贤能并举的人事管理思想，“所举者必有贤，所用者必有能”。“官贤者量其能，赋禄者称其功”。韩非子认为，世人的天性既然都是趋利避害的，因此实行严格的赏罚制度是最有效的管理手段。他说：“闻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而明赏罚。循天，则用力寡而功立，顺人，则刑罚省而令行，明赏罚，则伯夷、盗跖不乱，如此，则白黑分矣。”韩非子主张尽国之才，尽人之智，“力不敌众，智不尽物，与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国。”
（三）道家管理思想
道家管理哲学的基本思想是以“道”为中心，讲“无为而治”，讲“弱者道之用”，讲“天地相合”。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将“道”看作是一种客观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强调人们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顺其自然，做到天地相合，充分融会，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然而“道常无为”，因此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实有似无，无为而治，达到一种较高的管理境界，即通过最少的、必要的、有效的法律制度把社会干涉行为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实现组织的自然和谐与个人自由的协调发展。
在管理艺术上，道家提出独特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原理，运用辩证法的精湛思想证实了“柔弱胜刚强”的道理。
（四）兵家管理思想
兵家管理思想起源于孙子兵法，后由孙膑继承并发展。其中包含了战略思想、权变管理思想、人才管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兵家管理思想被广泛运用于军事管理、现代企业管理以及社会的各个领域。
孙子的主要管理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战略思想
孙子是世界上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他在著作中对谋略问题着墨尤其多。孙子强调要在战前对事关全局的战略进行部署和谋划，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按照战争中各个方面、各个阶段的关系来决定军事力量的准备和运用。孙子提倡“上兵伐谋”。计谋主要内容是五事：道、天、地、将、法；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谋略需要“知己知彼”，孙子强调只有通过各种方法获得敌方的信息，才能明白对方的意图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达到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目的。
2.权变管理思想
孙子把权变管理的原则归结为：“合乎利而动，不合乎利而止。”战略目标不可变，但实现战略目标的战术是多变的。一是出奇制胜。“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出奇制胜就是运用与众不同的手段，以出人意料的斗争谋略与方法取胜于敌。二是迂直制胜。“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故意迂回绕道，并用小利引诱敌人，这样就能做到比敌人后出动而先到达必争的要地。三是以快制胜。“兵贵胜，不贵久”，兵贵神速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3.人才管理思想
孙武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择人”者，善于量才用人也；“任势”者，善于造势和利用形势也。所谓“择人而任势”，就是要求军事指挥员重视选用人才，利用形势，以战胜敌人。从“择人”方面而言，兵战固然是军事实力的较量，但更重要的是人才竞争。在战争中，谁拥有人才，谁就会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谁就有赢得战争胜利的可能。因此，挑选将领是战争胜败的关键。什么人能当将领？孙武的标准是：“将者，智、信、仁、勇、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