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略
我们在第二篇第二章中，对战略的一般概念下了定义——它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战略原本只与战斗有关，但是战略理论必须同时研究战斗的执行者，即军队本身，以及同军队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因为战斗由军队发起，并首先对军队产生作用。对于战斗本身，战略理论必须研究其可能产生的结果以及在使用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智力和精神力量。
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因此，战略家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制订一个合适的目标，这个目标与战争目的保持一致。战略家在起草行动计划的时候，应牢记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战争的目的。由于战争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太多，战略家不仅要事先计划好在战争中要打哪几场仗，还必须亲赴战场，以便现场处理各种问题，并对总体的作战计划作必要的调整，即战略家在任何时刻都不能停止工作。
关于这一点，人们并不是全都赞同。按照习惯，他们认为战略必须在首都确定而非战场上。在我看来，只有当政府距离军队很近，作为军队的大本营时，这种方式才是被允许的。
拟订计划时，理论将为战略服务，或者更确切地说，理论将阐明事态发展之间的联系，并强调少数作为原则和规则的东西。
回顾第一篇，我们所了解的战争涉及的各种重大问题，我们就会明白，要在整个战争中掌控全局，非凡的洞察力和过人的智力天赋是如此重要。
一个君主或将帅的天才表现在：恰到好处地利用他手中的资源，不多也不少，且恰好实现预期的目标。天才的作用不是表现在个别的战斗上，而是体现在整个战争的胜利上。我们赞赏那些完成了战争目标，使整个战斗一气呵成的作战指挥，而这一点往往只能在最后的胜利中显现出来。
一个研究者如果不能看到贯穿于整个战争的协调性，就容易去没有天才或不可能有天才的地方寻找天才。
布伦汉姆战役中前进的英军
布伦汉姆战役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一场重要战役。1704年8月13日，为了解救神圣罗马帝国利奥波德皇帝于危难并助其留在奥格斯同盟内，马尔博罗公爵和欧根亲王联手，指挥英国、荷兰和奥地利联军5万多人，在多瑙河畔的布伦海姆村附近与法国和巴伐利亚联军交战。战争以英荷奥联军杀伤敌军1.5万人，俘虏1.5万人取得胜利。此战成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转折点，它成功地防止了奥格斯同盟的崩溃，决定了法国在这场战争中不能获胜的命运。
实际上，战略家使用的手段和方式都极为简单，且因反复运用而为人们所熟悉。批判家如果反复拿它们研究讨论，便会让人觉得十分可笑。以被运用过无数次的在敌人侧翼迂回运动为例，要么被称赞为最杰出的天才表现，要么被称赞为最透彻的洞察力的表现，更有甚者赞赏它为最渊博的知识表现，难道还有比这更无聊的怪论吗？更为可笑的是，还有一些批判家把一切精神因素都排除在外，只论物质因素，并只局限在均势和优势、时间和空间等数学关系上。如果一切真的这么简单，这么少的东西恐怕还不够用来给小学生出一道数学应用题。
事实上，这根本不是数学和科学的问题，比起物质因素，精神因素才是最难把握的。但精神力量也只有在战略的最高范围，即接近政治和国家事务的时候，才表现出其复杂性。精神力量对于军事行动规模的影响，要比其对行动方式的影响大得多，而在行动方式占主要地位的战争中，精神力量发挥的作用就会减少很多。
涉及战略的问题看似简单，但一切事情并不如想象的容易——只要从国家间关系出发就可以确定战争是为了什么目的，战争能实现什么，从而找到规划战争的路径；但是，要坚定不移地把这条路走下去，把计划贯彻到底，不因成千上万种干扰之事而脱离既定的轨道，除了要有坚强的性格外，还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上千个优秀的人物中，有的以智力，有的以洞察力，有的以勇敢或意志坚强而出众，但要找出一个兼具所有品质而高出一般水平者的统帅应该很难。
战略比战术更需要强大的意志力。这个观点听起来似乎很奇怪，但是熟悉战争的人是不会怀疑的。在战术上，战场的情况变化无常，指挥官犹如卷入一场巨大且危险的旋涡，受眼前压力的激发，在抛开了最初一瞬间的顾虑之后勇敢地冒险前进；在战略上，一切都在缓慢进行，所有的疑虑、异议、意见和懊悔等都可能对指挥官产生作用。战术上，大多数情况是可以亲见亲历的；而战略上一切全依靠猜测和揣度，信心相对较弱。因此，将帅往往在行动前会陷入各种疑虑中。
让我们看一看腓特烈大帝1760年的战局。这次战局以出色的行军闻名于世，被称为“战略上的真正杰作”。难道腓特烈大帝值得我们敬佩的，是他忽而左翼、忽而右翼地迂回道恩的战法吗？答案是否定的。真正值得称赞的，是他那绝妙高深的智慧——当他以有限的力量去追求一个主要目标时，从来都只做力所能及之事，采取的行动也恰好达到目的。这种超凡的军事能力，不仅体现在这次战局中，在他所指挥的其他三次战争中都有同样出色的表现。
腓特烈大帝的目的在于签订和约，以确保西里西亚的安全。(https://www.daowen.com)
作为一个小国的统治者，他不可能成为亚历山大一世，也不可能仿效卡尔十二的行事风格。但是在他领导的所有的战争中，我们发现，他始终能够保持力量的平衡，在十分急迫的时刻保持冷静，把力量发挥到令人钦佩的程度，随后又能再次保持平稳，以应对政治上的微小变动。所谓的虚荣心、荣誉心，抑或复仇心，都不能使他偏离轨道，阻止他走向最终的胜利。
三五句话无法概说这位伟大统帅的成就，只有仔细观察每次战争的起因和结局，分析每次胜利的原因，人们才能发现，敏锐的洞察力使他顺利绕过所有暗礁。
腓特烈大帝令我们钦佩的这一点，在他指挥的所有战役中都可以见识，但在1760年的战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他指挥的其他任何战役，都不似这次战局——以极少的牺牲战胜了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
腓特烈大帝值得我们钦佩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克服了军事计划实施过程中的困难。从左翼或右翼迂回敌人的战术并不难想到，集中有限的兵力，在任何地点抗击分散的敌人，用迅速的行动使自己的力量成倍地发挥……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办法都很容易想出来。
但是，如果让一个统帅模仿腓特烈大帝试一试会怎样呢？目击者曾在书中指出，腓特烈大帝当时的部署是多么的冒险。而且我们应该可以想象，这种危险要比事后看来大两三倍。
在敌军的眼皮底下，一般是在其炮火下行军，总是非常危险的。但腓特烈大帝安排了这样的行军和部署，并非草率为之，而是根据道恩处理问题的方式、配置兵力的方法及其责任感等性格特点作出的决定。他之所以无惧危险，完全出于他本人的勇敢果断和坚强的意志。在当时的处境之下，恐怕没有几个统帅会相信那些简单的战略手段是可行的。
事实上，在这次战局中，腓特烈大帝还面临着一个困难——军队在不断机动。他的军队曾两次在有拉西追踪的情况下，尾随道恩，沿着崎岖的乡村小路从易北河向西里西亚行军（7月初和8月初）。军队必须时刻保持备战状态，还要巧妙曲折地行军，军队承受着极大的体力消耗。虽然有几千辆辎重车随行，但军队的给养仍旧极其缺乏。在西里西亚的莱格尼察会战之前，军队不得不连夜行军八天，辗转在敌人阵地前面布阵，单此一项就承受着极大的劳苦。
难道所有的这一切不会导致在军队的战力损耗吗？难道统帅仅凭智力，就能像测量员用手转动等高仪那样轻而易举地调遣军队吗？这位统帅看到那些可怜的、饥寒交迫、疲惫不堪的战士们，能不千百次地痛心疾首吗？难道因此而产生的牢骚和怨言不会传入他的耳朵？普通人哪有勇气要求他们承受这样的牺牲呢？如果不是对统帅有着坚定的信任，这种处境怎么可能不引起军队的士气低落和纪律散乱呢？腓特烈大帝值得我们钦佩的地方正在于此，这种在军事部署的执行中所创造的奇迹令我们蔚为惊叹。只有那些亲历过战争的人才能领会这种困难，而那些仅仅从书本和演习中了解战争的人，是根本无法真正领会的，但愿他们能够真诚地从我们这里接受关于战争的经验。
我们通过上述例子明确了我们的主要观点。总之，在论述战略时我们将会阐明那些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因素，包括物质和精神方面。我们的论述方式是从局部到整体，最后总结出整个军事活动的关联，包括战争计划在内。
在某一地点部署军队，只能表明战斗的可能性，并非一定发生。那么这种可能性是否能看作实际发生的呢？当然可以。战斗的可能性只要具有效果，无论效果如何，都可以看作实际的东西。
（注：在第二篇较早的修改文稿中，作者对以下几段文字作了标注：“用于第三篇第一章使用。”但是修改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因此我们现将这几段文字全部附录于后。）
德南战役
1712年7月24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末期的一场重要战役——德南战役爆发。战争中，维拉尔元帅率领9万名法军官兵阻止了欧根亲王及其麾下的荷兰—神圣罗马帝国联军14万人进军巴黎，并一路追击欧根亲王，将其赶回莱茵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