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概论（二）
在上一章我们确定战争的直接目的是摧毁敌军，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如此。这是我们通过多方考察验证得出来的结论。在本章中，暂且先不谈战斗的其他目的，只把如何更有效率地摧毁敌人作为本章的唯一研究课题。
如何理解摧毁敌人的部队呢？即敌方军队人力的消耗大于我方的消耗，这意味着我方为得利的一方。既然我们只谈战斗不谈其他，那就一定要排除那些间接摧毁敌人军队的因素，把彼此杀伤和破坏过程中直接的获利当作目的，而这种获利会一直记录于战局账单，并且到头来将是一笔纯利。至于对敌人的其他类型的胜利，要么通过我们在此不讨论的其他目的来获得，要么只收获了一些短暂和相对的利益。在此我们有必要举一个例子来证明。
我们通过精密策划为将敌人置于不利环境，他们多半会稍作挣扎后选择暂时隐蔽，这就是被制伏的直观表现。但是，在压制过程中，如果双方军队损失比例一样，那么这次胜利在战局的核算中就毫无意义可讲了。因此，像这种制伏敌人的方法并不在我们的考察之列。如上文所说，只有相互杀伤和破坏过程中直接取得利益，并且敌人既在战斗过程中产生损失，又在退却过程中遭受损失，才算包含在摧毁敌人这一目的的定义中。
众所周知，在战斗中，胜败双方在财力损失上并不会太明显，失败方最关键的损失应该出现在退战，而获胜方不会产生这样的损失。零散的部队被骑兵冲散，极度疲乏的士兵倒在地上，无法使用的武器装备被丢弃，余下能正常使用的也因为糟糕的路况转移缓慢，最后被胜方缴获。夜晚，零散部队要么迷失方向，要么被敌人俘虏。
战斗产生的损失除了物质损失，还有精神损失。因此，战斗能否继续不仅须要考虑兵力、资源和战斗力，还要考虑部队整体的组织性和作战状态，必要时还应考虑外界因素对精神方面的影响。因为精神力量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要在战斗过程中计算双方在资源和战斗力上的损耗，并不太现实，但是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参考：其一，作战双方区域的丧失情况；其二，敌方预备部队是否拥有优势。
莫尔维茨会战后的普鲁士军队
18世纪中期，神圣罗马帝国处于强大的奥地利的控制之下，但随着普鲁士的崛起并成为德意志邦国的第二大国，普奥之间逐渐形成了争雄之势。1740年，奥地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去世，传位给其长女玛丽娅·特蕾莎，遭到早就觊觎帝国领地的法国、普鲁士等国的干涉，由此引发了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战争最后以普奥签订《布雷斯劳条约》，奥地利割让西里西亚大部给普鲁士结束。图为西里西亚战争中的莫尔维茨会战（1741年4月）中的普鲁士军队，他们在腓特烈二世的率领下一举击败奥地利军，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也是腓特烈二世的第一场战争。
我军预备队的数量减少明显快过敌军，就说明我方为维持平衡付出了更高的代价，这也证明了敌方士气上的优势。这将对我方将领造成很大困扰，甚至会产生错误的决断。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在于，部队在持久战斗之后，资源匮乏，人员伤亡惨重，可能连勇气也消失殆尽。作为一个整体，除了人数锐减外，连作战状态都不复之前，因此，预备部队的损耗是权衡士气损伤的准确标尺。
由此可见，战争的实质是以双方精神、资源两个层面的损耗进行比较，胜负只能根据双方最终所剩资源的数量来判断。在战斗过程中，决定成败的主要方面是战斗精神的损伤。大局已定之后，该方面的损伤依然会持续上升，直到作战结束才会终止。因此，打击敌人的精神比破坏敌人的资源更有杀伤力，战斗的真正目的也是基于这一点。战争中，破坏军队的组织性就等于破坏了它的主要支撑力。一旦整个军队受挫，连危机刺激都无法再起作用，所以，作战中获胜的一方对于另一方具有士气上的压制作用。此时，获胜的一方就应抓住机遇，为了对扩大收益，必须打击对方的资源和战斗力。一旦失败方的战斗力和士气慢慢恢复，便有利于其重建整体实力。而胜利者只能保留一小部分在精神方面所取得的优势，有时候很小的一部分也难以保存。尤其在某些情况下，失败者的复仇心理反而令冷战者产生负面的精神作用。
在交战中杀伤或俘虏敌人以及所获取的利益，将会永远记录在史册中。如果说会战中的主要耗损来自人员伤亡，那么战后的损失则包括武器装备损失的和人员被俘虏的情况。在武器装备方面，双方都有所损失，只是数量不同罢了，而在人员被俘方面，往往存在于战败方，至少其损失比战胜方大得多。因此无论怎么样，战俘及缴获的武器装备才是永远的战利品。前文已经谈到，在战争中与战争后的撤退中，受挫的精神力量还能得到恢复，但这只针对整体的一小部分。比如，对于大多数的军队来讲也许有这种可能，但对军队所属的国家和政府来说，可能性就很小，因为国家和政府在思考决策问题时，都是从全局出发，所作的评价也十分客观，他们依据缴获战利品的数量和伤亡人数作比较，就能轻易看出己方的弱势。
总而言之，精神力量的削弱在最后的结果中也不一定能够体现出来，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因为精神力量的削弱可能起主导作用，成为异军突起的关键力量，在敌人不备时给予其重力一击。所以，很多时候削弱敌方精神力量被当作军事行动的重大目标。
随着被击败军队的数量的增多，失利的一方可能会士气大涨。换句话说，军队的秩序在被攻击后是比较容易组织的，当它与更强大的力量组合在一起，就比较容易恢复。尽管失败对精神的作用依然存在，但是它终归在逐渐减缓。除非是想整个军队在某一次会战中彻底落败，那么意义将变得不同，不仅整个军队的其他部分也将溃败下来，更会对其士气产生毁灭性打击。
以少胜多所引发的双重效果，还表现在更全面的优势条件下，但是现实中这种作用力非常隐秘。行动执行之初，敌方的军力和己方的兵力的差距往往不能准确估计，较强的一方要么否认这种差距，要么直接低估另一方，如此能预防由于这一点而产生负面精神作用。这种时候，对自己的部队来说更增加了振奋力量。而真相往往要到大局已定时才被发现，这时候它的作用力已毫无意义。
如果胜利要参考俘虏的人数和缴获的装备量，那么在谋划战略时就应该注意到这点，将它作为摧毁敌人的一种手段。(https://www.daowen.com)
被迫同敌人进行双面交战，无疑危险度极高，但是相较于此，无路可退更加危险。以上两种状况都将导致军队的行动减缓与抵抗力削弱，从而影响胜负。通常在战败情况下，这两种危险会使军队的损失增加甚至扩大到极限，即全军覆灭。因此，腹背受敌不但增大失败的可能性，而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战争中，有一个任务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应该竭力完成，同时它也是战斗中最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即保证自己后备力量的安全和胁迫敌人后备力量的安全。无论任何战斗，就算是再小的部队也要确保有安全的退路的情况下才能发动攻击。
普鲁士骷髅骠骑兵
1741年，腓特烈大帝组建了普鲁士最彪悍的骠骑兵团：第5骷髅骑兵团。他们黑马白衣，骷髅帽徽，被普鲁士人视为中流砥柱。骷髅骠骑兵属于轻骑兵，其特点是速度快，耐力强，包抄迂回追击，毫不逊色于其他骑兵。
虽然此为一种本能的需求，但是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很难进行下去，更无从谈及胜利。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在艰难环境中的其他重要因素和突发状况。如果我们对此深入探讨就会离题太远，所以，在此只需清楚，这种本能的需求不过是战斗中普遍存在的法则而已。但是由于它所起到的作用非常广泛，常常使人们感受到压力，所以成为了一切战术机动和战略机动必须围绕的中心之一。
接下来让我们探讨一下胜利的总概念，它须要满足三个要素：
（1）敌方的战备资源的损耗更大。
（2）敌方的士气受打击压力更大。
（3）敌方承认以上两点，并放弃自己的意图。
在战争中，对于资源损耗的数目是不会大范围公布的，即使公布也不能保证真实性，不管是双方的人员伤亡还是战利品数额，通常都属于虚假情报。因此，假如所公布的战利品数量不多，那么事实上可能就没有得到战利品。对于精神损失，通常也会以战利品为基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当其中一方放弃了战争企图，就会以降军旗等方式来宣告对方的胜利，意即敌人的能力强于己方。通常情况下，战败一方所承受的羞辱，与战争中的弱势方所受到的精神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它对社会舆论及交战国家和其他盟国政府都会产生不同的作用。
然而，退出战场并不意味着放弃，即使在持久战后退出战场也一样。假如某个先锋部队在奋战后主动退却，也不能认为其放弃了自己的意图。这些都是研究战斗目的时将要涉及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很难区分放弃意图和放弃战场的，但毋庸置疑的是，放弃意图对军队所造成的影响更值得关注。
对于胜利概念的意义，我们不妨回顾索尔会战。在此次会战中，战利品并不重要。腓特烈大帝纵观全局，改变了向西里西亚方向撤退的决定，故意在战场上多停留了五天，并借此宣告胜利。他曾公开表示，利用这种胜利的精神作用，对缔结和约有促动作用。虽然和约是在卢萨蒂亚的卡托里施-黑内尔斯多夫战斗和克塞尔斯多夫会战中经过多番周旋才缔结而成，但不得不承认索尔会战所产生的精神作用。一旦胜利击溃了敌人的士气，战利品数量就会增大到极限，战败方意志因此而瓦解，直至丧失抵抗力。
耶拿会战和滑铁卢会战就是这样的大败，博罗季诺会战则不是。战败也可以划分为惨败和一般性失败，当然，我们不必去为它们划定界限；但是，确定概念才是最主要的，因为它是明确理论观念的核心环节。另外，在表述敌人惨败和一般性失败时，所应用的是专业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