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给养
相较于以前的战争，给养在现代战争中显得极其重要。这主要是因为：第一，现代军队比古代军队规模更大，例如路易十四的军队；第二，现代战争的内部联系更为紧密，军队必须始终处于准备战斗的状态。
经由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现代战争已经变得更有规则、联系更加紧密了。战争是高于一切的任务，因此要求支配一切，甚至在给养方面也有一些必要的制度。
17世纪和18世纪的战争，出现了漫长的间歇期——周期性的冬营。这是因为当时的天气恶劣造成的，而不是部队给养困难。随着夏季的来临，冬营才结束。所以，只要季节允许，军队需要不间断地进行军事行动。
军事行动变得更有规则，且相互间联系密切，主要是在各国以雇佣兵制度替代封建义务兵制度以后开始的。这时，封建义务已经变为赋税，服役几乎完全取消，代之以募兵制，或者只在最下层的民众中沿用。无论如何，这时政府已经把军队变成了一种工具，军队的主要基础是国库或者政府的收入。
如果军队的建立和人员的补充发生了变化，军队的给养也必然发生同样的变化。例如，一些阶层为了免除当兵的义务而缴纳赋税，不再承担军队的给养，因此，政府、国库必须要负担军队的给养。这样一来，军队的给养变得更加困难。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政府必须为此担责；另一方面，军队被要求长时间地留在战场上。这样，不仅形成了一个专门从事战争的阶层，同时形成一套专门的军队给养制度，而且这种制度在尽最大限度地完善。
作为给养的粮食，不但要从远方运来，储存在仓库里，还需要由专门的运输队从仓库运送到部队里，最后由军队的运输队把烤好的面包从面包房运走。我们之所以考察这种制度，不仅因为它可以说明实行这种制度的战争特点，还因为这种制度绝对不会完全被废除，部分还会继续沿用。如此，军事组织便逐渐摆脱对国民和地方的依赖。
这使得战争变得更有规则和组织性，且更切合战争的政治目标。但是另一方面，兵力的运动却受到更大的限制和束缚，士兵的战斗热情被大大削弱，而且受军队补给制的约束，还有运输行程的局限，分配给士兵的给养被降至最低标准，士兵们靠少得可怜的干面包来充饥，营养更是指望不上，他们的忍饥受累无以慰藉。
如果有人认为，军队的伙食质量无关紧要，那么，只能证明他不够冷静客观。能够忍饥挨饿固然是士兵的美德之一，否则军队就谈不上真正的武德。但是这种忍饥挨饿只能是暂时的，是受环境所迫，不能成为惯例，不能是对部队的需要进行抽象苛刻的计算的结果。
人们从来不敢把这种复杂的给养制度应用于马料的供应上，因为马料的需要量很大，运输上的困难更大。因此，人们力图用最直接的方法，即就地抢掠的方法来满足这种需要。但是，这种方法使作战受到另一种大的限制：一方面，军队只能在敌国领土上作战；另一方面，军队不能在一个地方久留。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民众再次登上战争的舞台。这样一来，仅仅靠政府的财力便力不从心了，以这种有限的财力为基础和保障的整个军事制度崩溃了，所以给养制度也随之整体崩溃。
拿破仑战争的所有交战国都处在上述两种极端之间，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战争中，人们从所用方法中挑选出来的总是最适用的，之后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现代军队获取给养时，尽量利用当地所供应的一切，无论它属于谁。取得给养的方法主要有四种：当地居民供养、军队强征、正规征收和仓库供给。这四种方法通常综合使用，有时也以某种方法为主。
第一，居民或者村镇供养。一个村镇至少能提供几天的存粮。即使是居住最稠密的城镇，不需要特别筹备，也能供养大约同居民人数相等的部队吃一两天，如果部队的人数较少，甚至可以供养几天。但是在农村，甚至在一些小城镇中，战争极为需要的给养品的数量也多得多。所以在未经占用的地方，居民供养相当于本地居民人数三至四倍的军队食物是没有问题的，也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某个地区被几个纵队占据，并由该地方政府为这些部队提供给养。那么即使在驻扎了9万人后，又有同等规模的军队在第二天到达，这后来的军队也不会面临给养的困难，两支军队加在一起，已经是一支拥有18万名战斗人员的庞大军队了。
处死路易十六
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推翻了君主制，吉伦特派取得政权。9月22日，国民公会正式废除了君主制，成立法兰西共和国。丧失权利的路易十六处处受到议会的压制，便暗中勾结普奥联军危害国家安全。1792年11月，路易十六密藏在宫内的勾结外敌、阴谋镇压革命的文件被发现，国民公会经过审判，以叛国罪将其处死。图为处死路易十六的场面。
而对于马匹的草料，则更加容易供给，因为草料既不需要磨碎又不需要焙烤。因此，即使军队在饲养牲畜很少的地方宿营，也不会缺乏草料。此外，在组织行军时，人们应该首先了解地区的性质，不要使骑兵误入工商业城市或地区去舍营。
从上述粗浅的考察中可知：在中等人口密度的地区，即每25平方英里大约有两三千居民的地区，一支拥有15万名战斗人员的军队连续行军时，即使没有仓库及其他给养准备，也是可以维持的。
这就是法国军队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拿破仑指挥下的作战依据。他们从阿迪杰河向多瑙河下游和从莱茵河向维斯瓦河行军时，除了居民供养外，没有采用其他任何方法，但从未在给养上遇到什么困难。但是我们必须清楚，把一个纵队的前线从10英里增加到15英里，该宿营地区的面积就可以增加一倍以上。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宿营可以保证每个纵队单独战斗。因而可知，在不间断地前进中，在不利的情况下，这种取得给养的方法仍然是切实可行的。
然而，一旦军队发生暂停，而又没有采取其他方法提前作好准备，那就肯定会发生给养的短缺。为此有两种措施，否则，一支兵力甚巨的军队就算在当今也难以存活。第一种措施是给部队配属辎重队，携带三四天必备的给养，即面包或面粉。这样，加上士兵自己携带的三四天口粮，八天用的必备的给养就能得到保障的。
第二种措施是设置适当的军需机关，以便在部队休息时随时都能从远方运来粮食。
居民供养的方法的优点在于：它不需要任何运输的工具，而且只需很短的时间就能做到。当然，前提是部队都住宿在当地居民的家中。
第二，军队强征。一个单独的营必须在一些村庄附近野营时，可以指定这些村庄提供给养品。但是，如果在一个地点设营的部队人数众多，就必须从一些地区进行统一强征，再来分配。
实际上，这种方法根本满足不了大量军队的必需给养。一般情况下，在一个地区强征的粮食，比部队在这个地区舍营时所能得到的粮食要少得多。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大量军队在一个地点密集舍营，那么对于整个军队的需要来说，能够很快征集到给养品的地区就太少了。因为大多数邻近的村庄已有别的部队在宿营，这些部队是不会让村庄把东西交出来的。最后，这种方法还常常造成极大的浪费，因为个别部队得到的东西往往超过了他们的需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用强征的方法来获得给养，只能是在部队兵力较少的时候，比如一个8000至一万人的师，才能收到成效。但是，即便如此，这也不过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
然而，一切直接在敌前行动的部队（例如前卫和前哨），在向前推进时，通常要采取这种方法。这是因为他们要到达的地点，根本不可能事先准备好给养，而且这个地点通常离军队主力征集的粮食储备点太远。另外，独立行动的机动纵队也只能采用这种方法。
也就是说，在时间和环境允许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法，取得给养的结果会更好。但是，时间往往不允许采取这种方法，而军队用强征的方法却可以直接而快速地取得给养。
第三，正规征收。正规征收必然是筹备给养的最有效和最简单的方法，它也是一切现代战争的基础。
正规征收和军队强征的主要差别在于，它是在地方当局的参与下进行的。
正规征收的一切都取决于时间。如果时间越多，分派就越广泛，军民负担就越轻，征收的效果就越好。在本地区集中军队的时候，采用这种方法是毫无困难的。与此相反，在进入尚未占领的地区时，安排正规征收的时间就比较少。前卫通常只比主力先到一天。它将与地方当局交涉，请求他们在某地准备好多少粮秣。而且也只能在附近的地方，即周围几十英里的范围内筹集和征收粮秣。所以，对人数较多的军队来说，如果自己不携带几天的给养，单靠在匆忙中征收的粮秣是远远不够用的。因此，各个给养部门的任务就是掌管这些粮秣，把它分发给那些毫无储备的部队。但这种困难会逐日减少，因为日常运送补给的距离在一天天扩大，以平方英里计的被索取补给的地区也在扩大。也就是说，第二天比第一天增加了300平方英里，第三天又比第二天增加了500平方英里。
当然，我们在这里谈的只是大致的情况，还可能受到其他的限制，最主要的就是，军队刚离开的地方不可能像其他地区那样提供大量的粮秣。
为了征收到分派的粮秣，或者说至少要保证分派任务中的大部分能够顺利征收到手，必定要依靠配属给地方当局的征粮队行使权力，但更为有效的是，要使全体居民感到压力，使他们害怕负责任、受处罚或被虐待。
在此，我们只注重结果，至于细节，就不去一一探究了。(https://www.daowen.com)
这个结果，也为革命以来历次战争的实践，即一支军队，即使规模庞大，只要它携带几天的粮食配给，依靠正规征收的方法便可以解决一段时间的给养问题。
除非当地的给养已经枯竭，贫穷或惨遭破坏，否则，这种方法是可以永远使用的。在军队驻扎时间较长的情况下，可以向最高地方当局提出要求，它在安排时以便使负担尽可能地平均些，并可以通过收购来减轻征收粮食的压力。再则，即使是外国的军队，如果它想在较长的时期里能够驻在某地，通常也不会粗暴而毫无顾忌地把全部的给养负担强加在当地居民的身上。下面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当地仍然作为首要的给养供给者，但同时，该地用从其他地方输入的补给来填充当地的资源；这与18世纪战争中的行事截然不同，后者由军队独自携带所有补给，居民完全不受侵扰。
瓦尔密战役
瓦尔密战役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次重要战役。1792年9月20日，法兰西革命军队（由未经训练的法国青年志愿兵组成）和普奥联军在法国马恩省的瓦尔密村进行交战。战争持续了十五天，法军的炮兵火力发挥了巨大作用，士兵们以高涨的战斗激情和顽强的意志，击溃了普奥联军的进攻，并将其驱逐出法国。此次胜利成为法国人民争取祖国自由的象征。
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前一种方式利用地方的运输工具和当地的面包房，因而废除了妨碍作战的庞大运输队。现代的军队即使有给养辎重，但和以前相比还是少得多，而且，现代军队的给养辎重大多只是用来运载当日剩余的、供第二天使用的粮食。
从法国大革命战争最初的几次战局以来，正规征收是法国军队取得给养的最基本方法，甚至联军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改用了这种方法。而且这种征收法在将来也是难以废除的，因为不管军队行进至何处，在最初三四个星期内，给养通常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到后来便可以依靠仓库供给，因而可以说，在战争中采取这种给养方法可以获得最充分的自由。
但也有一种情况是例外，那就是经敌国撤退。在这种情况下，对给养来说会有许多不利的条件。军队连续行进时，通常不会专门停下来征粮，因此就没有时间征粮。经敌国撤退时，环境大多是很不利的，部队不得不始终保持集中，通常根本不能分开舍营，或几个纵队的明显的延长都是不允许的。军队同当地的关系是敌对的，只进行分派而没有政策支持，肯定是征收不到粮食的。最后，这也特别容易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抗和恶意。由于这一切，军队通常只能建立交通线或撤退。
第四，仓库供给。只有当这种方法同17世纪后三十年和18世纪实行过的给养制度作比较，才能把它同上述方法进行区分。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制度还会再次出现吗？
如果我们注意到在尼德兰、莱茵河畔，意大利北部、西里西亚以及萨克森等地方的战争，大量的军队在同一地点驻留了七年、十年和十二年，那么，就很难想象还能用什么别的方法筹集给养了。
当然，这里也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是战争决定给养制度，还是给养制度决定战争呢？我们认为，在战争所依靠的其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是给养制度决定战争；当这些条件不允许的时候，战争就会反过来对给养制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战争决定了给养制度。
显然，以就地征粮这种制度为基础的战争，比单纯采用仓库供给制度的战争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因此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敢用后一种战争对抗前一种战争。如果人们再考虑到，仓库供给制度需要巨大的费用，必然会缩小军备的规模，减少军队的人数，那么，除非交战双方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协议，否则这种给养制度是不会出现的。
因此，在将来，一切战争都可能以一种征收体制开始。至于政府能做多大的努力通过其他途径来补充它，我们尚不可知，这种努力并不一定很大。因为在这样的时刻，首先考虑的总是最迫切的需要，而复杂的给养制度并不属于这种最迫切的需要之列。
但是，如果战争的成功没有像其性质所规定的那样彻底，就其行进来说，没有像其性质所规定的那样广泛，那么采用征收制带来的恶果，就是使军队所在地区的力量枯竭，以致在最后被迫缔结和约，或者必须采取措施来减轻地方的负担，由军队本身建立起独立的给养系统。在大多数的战争中，各国的力量急剧消耗，以致这些国家都不愿花费大量的费用来进行战争，而宁愿媾和。因此，这也是促使现代战争时间缩短的一个原因。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想完全否认，用旧的给养制度进行战争的可能性，如果条件决定交战的双方根据各种情况应该采取旧制度，而且其他条件也允许采取旧制度，那么这种制度也许会再次出现。但是，这并不表明这种给养方式是合理的，它只是在特殊的环境下的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不管用任何方法，在富饶或人口稠密的地区，总要比在贫瘠或人烟稀少的地区更容易取得给养，这是非常自然的。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出了人口疏密的问题，因为它同当地现有的存粮有着两方面的关系：第一，在消费多的地方，物资储备也必然多；第二，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生产也比较多。与此同时，这里的陆上交通和水上交通也比较发达和便利，运输工具也比较多，商业交易则比较容易和可靠。
总的来说，在佛兰德斯供养一支军队比在波兰容易得多。
于是，战争的触角就最喜欢伸向交通要道、繁华的城镇、富饶的河谷或者水路通航的海岸。
由此而得出，军队的给养问题对作战的方向和形式、对战区和交通线的选择都有着普遍的影响。战争的方式决定了这种影响的范围和筹备给养的困难或者容易对作战所起的影响。如果战争是按其固有的精神进行的，那么，无论军队的给养多么重要，也只是从属的问题。但是，如果双方形成均势，双方军队多年来只在同一地区进进退退，那么给养往往就成为主要的问题了。这样，在许多战局中无所事事、一无所成、浪费资源等，都被归咎于给养困难。相反，拿破仑却经常说：不要跟我谈给养问题！
当然，这位统帅在俄国战局中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他过分地忽视了给养问题。虽然他的失败不仅仅是由于给养的缺乏，但他的军队在前进时遭到惊人的损耗，在退却时遭到彻底的毁灭，无疑都与他忽视给养有关。
诚然，拿破仑是一个常常敢于走向极端疯狂的赌徒，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他和他以前的一些革命军将领们，在给养问题上破除了顽固的偏见，指出给养问题不应该看作是战争的目的，而只应该看作是一个条件。
在战争中，缺乏给养如劳累和危险一样可怕，一位统帅在这方面对军队的要求是没有明确极限的。一个性格刚强的统帅，可能会比一个柔弱而重感情的统帅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不同的军队由于士兵的意志和忍耐力不同（这取决于战争锻炼、武德，对统帅的信赖和爱戴，或对祖国事业的热忱），能够承受这些要求的程度也不同。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作为原则的一点：匮乏和困苦不管多么严重，只能看作是暂时的现象，它必定会充足起来，甚至总有一天变得富余。没有什么能比想到以下场景更令人感动的了：成千上万的士兵，穿着破烂，背着三四十磅重的包袱，忍受日晒雨淋，拖着疲乏不堪的脚步行军，把自己的健康和生命置之度外，最后仅得一点干面包充饥。即使人们知道，这在战争中司空见惯，但依然让人费解的是，为什么这种情况往往不会引起意志的消沉和力量的衰竭，为什么单凭人们心目中的一种信念，就能够长久地付出不懈的努力？
热马普战役
1792年11月6日，奥地利军队主力抢先在比利时蒙斯西南的热马普镇占领了筑垒阵地，其余兵力则分散在比利时各地。法军将几乎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到热马普，企图以纵队方式突击奥军的右翼和中央未遂。紧接着法军改用炮击突破了奥地利的工事，并一举击溃了奥军防线。奥军仓皇溃逃，法军追至蒙斯。法军很快占领了热马普，并在几日后占领了整个比利时。
但凡要求部下忍受给养上的极大缺乏的人，无论出于感情或者理智，他都应该随时想到，在有机会的时候，定要给他们以相应的回报。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给养在进攻和防御中的差别问题。
与进攻者不同，防御者可以随时享用事先为军队准备好的给养。所以，防御者尤其是在自己国土上的防御者，通常不会缺乏给养，甚至在敌人的国土上也是这样。相反，进攻者因为远离自己的给养基地，一旦他继续前进，甚至在他止步后的最初几个星期内，他都必须每天筹备必要的给养。在这种情况下，匮乏和艰难在所难免。
在遇到下述两种情况时，这种困难就会变得特别严重。
第一，在胜负未分时的前进路途中。这时，防御者的给养都在自己身边，而进攻者的给养却只能放在自己的后方。他的大量军队必须集中起来，因而不能占领广阔的区域，而且只要决定胜负的会战一开始，他的辎重更可能也跟不上来。如果事先没有作好准备，很可能在决定性会战的前几天就会出现一些部队缺乏给养的情况。在这样的处境里，军队绝不能很好地进行会战。
第二，当进攻者遇到交通线过长的情况，在前进的最后一段路程上缺乏给养，特别是当战争在贫穷、人烟稀少、居民大多对进攻者怀有敌意的国家中进行时更是如此。从维尔纽斯到莫斯科，与从科隆经过列日、鲁汶、布鲁塞尔、蒙斯、瓦朗谢纳、康布雷到巴黎，这两条交通线的差别非常大。在前一条线上，每取得一车粮食都必须使用暴力，而在后一条线上，只需一张商业合同或一张支票，就可以得到可供几百万名士兵食用一天的粮食。
给养方面的困难往往可以使即将到来的伟大胜利转瞬即逝，使军队力量全部耗尽，撤退不可避免。至于马饲料，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在开始的时候很少有这方面的给养缺乏，但是当某地的资源濒于枯竭时，首先缺乏的就是马饲料。这是因为马饲料的需求量很大，难以从远方调运，而且，在缺乏粮秣的情况下，马匹比人更加容易死亡。所以，过多的骑兵和炮兵，可能成为军队真正的负担，成为削弱其力量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