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目的和使用力量大小的关系
政治要求的大小决定了在战争中需要给予敌人的压力的大小。如果腓特烈大帝在科林会战中胜利，并在布拉格消灭了奥地利的主力，也许能促使他考虑向维也纳挺进，从而迫使奥地利投降。
如果双方都明确对方的政治要求的大小和目的，那么双方的力量就会比较一致。但是交战过程中所使用的手段是不同的。这由三个因素决定：第一，双方的政治要求的大小不明显；第二，双方的地理位置和内部情况不同；第三，双方的执政政府的意志力、特点和能力的不同。
正是由于这三个因素，我们无法预计战争中所会遇到的阻力，也无法十分准确地确定自己所使用的手段和具体的目标。
在战争中不能足够地使用自己的力量，不但可能达不到目标，而且可能因此而遭受重创。于是双方都会十分重视这一点，因而产生一种互相作用，使人们在力量的使用方面趋向极端。一般来说，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会因为内在关系上的限制而无法实现。因此在实战中人们就会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而使用所必要的力量，而不是最大的力量，并且确定达到政治目的所必要的目标，而不是最大化的目标。
俄法战争中的俄军将领
图为俄法战争中俄军的四位将领肖像：维特根施泰因中将（左上），第1步兵军指挥官；叶尔莫洛夫（右上），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在瓦卢季纳戈拉、博罗迪诺和小雅罗斯拉韦茨交战中起重要作用；卡尔·冯·托尔（左下），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俄军参谋长；本尼格森伯爵（右下）：俄军总参谋长（库图佐夫担逝世后接任），在菲利村会议上，反对库图佐夫的弃城计划，坚持集中兵力在莫斯科与拿破仑决战。
在这里，智力活动变成了一种可以经过快速判断，进而从许多事物和关系中找出最主要的和最有意义的东西来的能力。因此要确定一场战争要使用多少手段，必须考虑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两国政府的自身力量和关系，敌国政府、人民的特点和能力以及我方在这些方面的状况。另一方面还必须考虑其他相关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和对战争产生的各种影响。因此只有被称为军事天才的人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这不是仅凭研究就能掌握实质而得出结论的事情。总而言之，确定进行一场战争所要使用的手段，是一件极其复杂而困难的事。
上述的种种复杂和广泛的关系都证明了这个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只有那些在危险状况中能迅速作出决断且具有超强责任感的伟大人物才能做到。只有通过各种关系的客观而具体的观察，加上君主、政治家和统帅的智力和感情特点，才能判断出即将发生的战争所确定的目标和使用的必要手段。
现在我们来简单地看一看历史，半开化的鞑靼人、古代的共和国、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和商业城市、18世纪的国王以及19世纪的君主和人民，他们拥有各不相同的战争方式、手段和目标，但是从一个时代所形成的各个国家的总体情况来看，问题就具有了普遍性质。
鞑靼部族是游牧民族，他们必须经常性地寻找适宜他们生活的新住地。因此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使敌人屈服或者把敌人从这片土地上赶走。如果他们具有更高的文明程度，那么他们能利用这种手段并能够快速地打败自己面前的一切敌人。
德累斯顿会战
1813年春，俄国、英国、普鲁士、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典等国组成第六次反法联盟，奥地利于8月也加入其中。1813年5月，吕岑之战后，法军进驻萨克森德累斯顿休整，以保存实力。7月，拿破仑前往西里西亚突袭布吕歇尔的军队，这时波希米亚同盟军趁双方交战之机进攻德累斯顿。拿破仑得到消息后，率领主力赶回支援，德累斯顿战争爆发。此战虽然法军兵力比同盟军少得多，但由于同盟军战略战术上的失误，被拿破仑从左翼突击，一举击溃。对于拿破仑来说，这是他在外国土地上的最后一次胜利。
古代的共和国国土面积较小（不包括罗马共和国），军队的力量也较小，因为他们不包括普通民众。这些国家数量较多，致使他们无法大规模地行动。因此，它们的战争只局限于劫掠平原地区和占领极少数的城市，目的主要是在这些地方保持一定的势力。
罗马共和国的例外，也只存在于它的晚期。在那个时期，罗马共和国为了抢夺物资以及和自己的邻国建立同盟，曾长期用少量的军队和相邻的国家进行小规模的战争。之后的强大也并非通过战争而是通过结盟。结盟中各个民族逐渐融合，直到它的力量扩大到整个意大利之后，军事力量才开始发挥作用。迦太基灭亡了，西班牙、高卢和希腊被征服了，罗马的统治延伸到了亚洲和埃及。在那个时期，因为物质丰富，它没有消耗国家太大的力量就维持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因此，它变得和古代的共和国不同，和它自身过去的情况不同。它成了当时唯一的强国。
同样，亚历山大所进行的那些战争也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军队人数不多但组织完备，推翻了亚洲一些国家的腐败统治，直达印度。一般的共和国很难做到这种程度，只有国王亲征，才能迅速成就这样的伟业。
中世纪很多大大小小的君主国用封建的军队进行战争。封建的军队本身就是由封建从属关系所联系到一起的，一半是法定的义务，另一半则是自愿发起的同盟，从整体上说是一个联邦式的集合体。装备和战术则是建立在个人战斗的基础上，因此不适用于较大规模的军队。这所有的一切都决定了这个时期的战争的特点，即迅速、军队停留时间短、战争的目的简单。
雇佣兵战争存在于大的商业城市和一些比较小的共和国。这种战争开支巨大，人数也受到限制，战斗力也是不言而喻的。简单说来，这种战争已经失去其原有的性质，变成了交易的商品。
随着时代的变迁，军队的模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封建领地制度变成整体领土的统治，国家结构变得紧密，人民的人身义务变成物质义务，即被支付的金钱所取代，领军饷的士兵代替了封建军队，存在过较短的时期的雇佣兵也演化成了依靠国库供养的常备正规军。这三种类型的军队在亨利四世时期是同时存在的。到了三十年战争时代仍然存在雇佣兵，甚至十八世纪，还能看到雇佣兵的个别身影。
不同时代的军队是各不相同的，欧洲各国的其他情况在不同时代也是各不相同的。我们一定要从这样的出发点来研究中世纪的外交政策和战争。在此我们先提一下德意志皇帝在五百年的时间里，连续不断地向意大利发动的战争，它是由很多重大的原因决定的。从混乱状态中产生的大国需要时间进行巩固和发展，它就只能从战争这个方面去努力发挥力量。它们很少发动对外部敌人的战争，即使有这样的情况，战争本身也带有参战国自身不够稳固的特点，英国对法国的战争就是最早的战例。当时的法国还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君主国，英国虽然更接近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国内仍然动荡不安。法国在路易十一时代才逐渐统一，在查理八世时代才成为敢于侵略意大利的强国，到了路易十四的时代，它的国家和常备军都得到了高度的发展。
西班牙在联合王费迪南德时期已经开始了统一的进程，通过偶然的联姻，在查理五世时代迅速形成了由西班牙、勃艮第、德意志和意大利组成的强大的西班牙王国，它的常备军也成了第一支能够同法国的常备军相抗衡的军队。但是查理五世退位后，由于巨大的内部动荡使得西班牙分裂成西班牙和奥地利两个部分。奥地利由于得到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支持而成为强国，并把德意志邦联像拖船一样拖在了自己的身后。18世纪常备军普遍存在，其实在17世纪末期，即路易十四时期，就已经达到了顶峰。它们主要是靠征募和金钱建立起来的。这一时期，各国家已经完成统一，各国的政府通过征税增强自己的力量。加上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行政管理方式的日益完善，国家力量已经空前强盛。法国已经可以派出数十万常备军外出发动战争，其他国家亦是如此。
当时的欧洲已经分成了二三十个君主国和几个共和国，只要某两个国家发生战争，就必然会牵涉到许多的其他相关国家和军队。政治关系仍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联合，但是它们是能够随时根据盖然性加以确定的。
每个国家的政府已经变成一个完全的统一体，对外代表着国家。因此，如果有了适用的工具和独立的意志，战争就会具有与其概念一致的形态。
在这个时期，又出现三个新的“亚历山大”：古斯塔夫·阿道夫、卡尔十二和腓特烈大帝。他们试图通过军队把小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王国，并进一步打垮其他敌人。从战争的扩张性这一点出发，他们也可以被视为拿破仑的先驱者了。
但是从战争这方面得到的力量和彻底性，又会在另一方面失去。军队是靠国库供养的，君主大多把国库视为私有，至少也是政府私有的，而绝非人民的东西。同周围国家的关系大多也只涉及国库或者政府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政府大量地积聚财富和管理财富，而它的臣民们大多对此没有兴趣。
鞑靼人出征时是全民参战的，古代的共和国和中世纪大多数国家是人民参战，但在18世纪，人民从来没有直接参战，而只是对战争产生一些间接影响。这样一来，政府忽略人民，而致使战争完全成为了依靠政府国库金钱和无业游民的事业。于是各国在战争中所能使用的手段范围及持续的时间就有了限制。进而战争最危险的方面，即趋向极端或与此关联的一系列难以预测的可能性就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性就避免了人们在战争中追求极端。即使是君主统帅军队也不得不小心谨慎地对待战争了，因为一旦军队遭到打击，重建新的军队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使得统帅必须极敏锐地抓住有利时机或者善于创造出对自己有利的时机，这样一来，首先发动进攻的一方的最初动机也就在谨慎和犹豫不决中消失了。(https://www.daowen.com)
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从本质上就只能受时间和偶然性的操控了。从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比较强硬的外交手段，它的根本目的也不过是谋求适当的利益，以便在缔结和约的时候作为谈判的资本。
前面我们说到过，规模有限的战争是由于战争本身所依赖的基础十分狭小。即使是古斯塔夫·阿道夫、卡尔十二和腓特烈大帝这样出色的统帅率领出色的军队也难以超过一般水平。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欧洲当时的政治均势。以前的欧洲小国之间相互关系简单而直接，这就制约了其中某个国家在短期内迅速崛起。但现在的大国关系越来越复杂，国家中心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只能依靠各国的外交事务来实现。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国家间的引力和斥力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体系，除非欧洲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参与其中，战争是不会发生的。
虽然路易十四试图打破欧洲大陆的均势，但他仍然只能以传统的方式来进行战争。因为他的军队虽然是最强大的王国的军队，但就其本质来说，仍然和其他王国的军队没有什么区别。
对敌国进行掠夺和破坏在鞑靼人时代、古代各民族时代，甚至是中世纪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现在它已经过时了，因为从本质上说，这种做法与其说打击了敌国的政府，还不如说是打击了敌国的人民，是没有多大的作用的，也是一种民族文化水平落后的表现。因此，战争不论从手段还是目的来说，都是受到军队本身的限制的。军队包括其要塞及阵地都逐渐不再包含战争的要素。对于各国人民来说，一方面这种变化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使战争离人民越来越远，纯粹成为了政府的事情。只有当进攻一方或者防御一方的不可避免地要达到他们的目的时，战争才会进行。一般情况下，一次战局只会有一次最多两次围攻，然后就是冬营的休战时间，可以说冬营是战局之间的明显界限。
如果战争双方力量十分均衡或者进攻方力量薄弱，那么会战和围攻就不会发生。那么战局的手段就只有驻守阵地即仓库，或者逐渐占领敌人的某些领土。
主要战争的进展是这样的，那么对战争的自然限制始终是存在的。18世纪开始，军事艺术都没有太多地考虑战争的开始和结局，因此造就了许多所谓的“伟大的统帅”。即使主要功绩是使腓特烈大帝完成了目标的道恩元帅，也可以看作是“伟大的统帅”。
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奥地利和普鲁士企图使用外交式的军事艺术进行战争，但是这种手段明显无法利用太久。当时人们寄希望于不太多的军队上，但是1793年，战争突然出乎意料地成为了3000万名国民的事情。其实就是因为战争有了人民的加入，不再单独是政府和军队的事情，全国人民的力量变成决定因素。这样原来存在的界限和阻力都不存在了，这时对敌人的威胁也是最大的。
如果整个革命战争中人们无法完全觉醒，或者将领们不能坚持最终的目标，又或者德意志军队有能力作出抵抗，那么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就是法国人民在战争中表现得不够完美所导致的。这种不完美，从士兵到将军最终在督政府时期的政府身上表现出来。
在拿破仑的统治下，这支由人民力量组建的军队席卷了整个欧洲，因此，反抗的力量逐渐复苏。在西班牙，战争自然也成为了人民的事情。1809年，奥地利政府组建了预备队和后备军，按计划接近了进攻目标。1812年，俄国凭借辽阔的领土优势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德意志，普鲁士把战争当作了人民的事情，在人口和财力都在锐减的情况下，其兵力增加到1806年的一倍，其他各邦也纷纷效仿普鲁士。如果算上参战人员和损失人员，1813年和1814年德意志和俄国对法的两次战争大约使用了100万人的兵力。
莱比锡战役
1813年10月16日，反法联盟与拿破仑军队在莱比锡进行决战，企图以近30万联军的兵力围歼莱比锡地区的法军。拿破仑的16万人的兵力不敌盟军，最后败退至莱茵河西岸，莱比锡落入反法联盟的手中。此战为拿破仑战争中最激烈的战役，代表着拿破仑统治德意志的希望彻底破灭，也直接导致次年反法同盟攻占巴黎，拿破仑投降并被放逐到厄尔巴岛。
虽然战斗力还远不及法军的水平，但是总体来说战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军队作战也有了新的方式。八个月后战场逐渐从奥得河转到塞纳河，第一次使巴黎屈服，使拿破仑倒下。
自拿破仑指挥战争以来，战争主要掌握在进攻的一方，后来逐渐转变成为了人民的事情，主动权到了最初的被进攻的一方。可以说战争已经非常接近其绝对完美的形态——使用的手段不再受到限制，随着作战方式的增加，取得成果的范围也在扩大，战斗力因人民的热情和激动的情绪而大大提高。这时，军事行动的目标就是打垮敌人。只有当敌人倒下才可以停止行动，进而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谈判。
拿破仑与波尼亚托夫斯基巡视战场
1813年10月15日，莱比锡会战的前一天，拿破仑任命波尼亚托夫斯基为元帅。在随后的会战中，波尼亚托夫斯基积极奋战，多次负伤。10月19日，波尼亚托夫斯基军队被困在敌方控制的一侧，但他拒绝投降，并策马跳进河水中。由于身负重伤，又再次中弹，他最终被急流卷走丧命。图为莱比锡会战之前，拿破仑与波尼亚托夫斯基巡视战场。
因此，当战争从旧制中解脱出来时，其自然力量才得以显现。主要原因就是人民的参与，这要归功于法国大革命的推动和世界各国因法军而受到的威胁。
这样的状况是否会长期存在，欧洲是否都会倾国倾地地为各国人民的利益参与战争，以及政府是否会脱离人民，这都是难以确定的。
我们对历史的考察就到这里了，这些考察不是要对各个时代总结出什么作战原则，而是想强调每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和特点，以及所产生的战争的特点。因此，每个时期都是有自己独有的战争理论，每个时代的战争都离不开它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点，只有深入地了解这些特点及这个时代的人，才能正确了解当时的统帅并作出中肯的评价。
现阶段，战争中包含最多的因素是一般适用的和必要的。但是将来的战争恐怕很难被固定在这两种特性中，只考虑这种绝对战争，并不是理论的目的。理论必须研究实际的战争，就必须考虑发生战争的多种形式。在确定战争的大框架时，应该联系时代背景和所处情况的需求。
综上所述，战争的目标及所用的手段是根据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定的，它同时具有时代性和普遍性，并服从于战争性质的一般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