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战斗胜负的关键时刻
战斗的成败不能依靠单一的时机来决定，有许多重要的时刻，都会对战斗成败起到绝对性的推动作用。但在所有战斗中，都存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可以被看作决定这次战斗胜负的时刻。在它之后的战斗，只能算是一场新的交战，而非先前交战的继续。对于这一点的认知很重要，因为它对于战斗中的后备军发挥作用有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后备军往往在一场根本不可能挽回的交战中被白白牺牲。另一方面，当战斗仍然存有转机的时候，又经常错过这个关键的时刻。以下我们将举两个鲜明的例子来充分说明这一点。
在1806年的耶拿会战中，霍恩洛厄亲王仅以3.5万人的微弱兵力对抗拿破仑统率的约7万人的大规模部队，最后不幸战败。在这个关键时刻，吕歇尔将军依然企图以1.2万人的兵力恢复会战，结果同样被击败。
同一天的奥厄施泰特会战，大约2.5万名普军士兵与达武率领的2.8万名法军士兵持续长达一天的战役。虽然法军仍以失败告终，但是军队并没有瓦解，整体损失较敌方部队更轻。普军没有把握好时机，卡尔克洛伊特将军率领的1.8万名预备军士兵未被用来扭转战局。
战斗应该是一个整体，由多场相属的交战构成，最后汇集起来，成为总成果，决定着战斗的胜负。该成果与我们在前面篇章所阐述的胜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意义。因为往往没有作好那样的准备，或者敌人突然撤退，打破了原有的计划。甚至在敌人顽强奋战之后，决定胜负的时刻也比构成胜利的概念的成果早出现。
那么我们必须解开即使拥有强大生力军也无法改变被动局面的疑惑。
如果撇开无所谓胜负的佯攻我们得出这样的答案：（1）如果交战目的是夺取某个活动的对象，则以失去该对象为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2）如果战斗是以占据目标地为目的，则以错失目标地为胜负时刻，但这只有在目标地难以攻克的情况下才会如此判断；假如该目标地极易克服，那么敌人会轻易地把它重新夺回。（3）除了以上两种情况，当交战以摧毁敌军为主要目的；那么，决定胜负的时刻便取决于胜利一方有极强的凝聚力，失败方即使增加援军也无济于事。我们在战略上把这一时刻作为胜负关头的标示，原因正在于此。
冲锋陷阵的萨克森士兵
18世纪50年代，法国和奥地利觊觎德意志的纺织工业中心西里西亚，结成同盟，准备收复西里西亚。不久，俄国也加入到法奥联盟中。1756年，腓特烈获悉俄国煽动奥地利对普鲁士开战，决定与其坐等战争爆发，不如先发制人，对奥地利发起进攻。8月27日，他率军不宣而战，大胆入侵萨克森公国（与奥地利联合的德意志小邦），引发了七年战争。经过七年大战，腓特烈二世得以保住了西里西亚，他个人也在史册上留下辉煌一笔。图为七年战争中冲锋陷阵的萨克森士兵。
在交战中，如果敌方只有一小部分丧失战斗力或处于涣散状态，而我方却大面积地处于涣散状态，那么我方处于劣势；如果敌方虽然丧失了作战能力，但恢复能力却很强，那么依然为我方处于劣势。如果我方实际参加战斗的兵力越少，预备队的兵力越多，那么对方利用生力军抢占胜利先机的机会就越小。任何的军队，只要能合理地运用兵力，并且随时发挥预备军的精神作用，就有把握成功。这一点在法国军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拿破仑的指挥作战之下。
除此以外，获胜一方在战斗中投入的总兵力越少，越有助于恢复作战能力和解除危机。一支骑兵在行动后可迅速恢复到最初的队形，这个恢复时间就是危机的长短。但是整个骑兵团恢复的时间就长多了，步兵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完成队形的恢复。
对于由不同兵种组合而成的部队，各兵种前进方向各不相同，队形也随着战斗的进行而变得混乱，加之各兵种又不了解彼此的具体位置，局势混乱升级，因此恢复时间会更长。获胜的一方若企图再度聚集战斗中分散于各处的部队分支，将其配置在合适地点以恢复战场秩序，则需要更长的时间。简单说来，军队人数越多，秩序恢复得越慢。
另外，当胜利一方处于关键时刻，恰逢夜幕降临，那么秩序恢复注定延迟，进而会延迟取胜的时间。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814年3月，约克在拉昂对马尔蒙发起进攻，遮蔽地和杂乱地形对长期处于危机状态的胜利者起到了掩护作用。所以，黑夜方便胜利者遮蔽于复杂地形之中，对于想恢复战斗的失败者而言则加大了难度。
上文所说的失败者援军，指的是单纯增加兵力的情况。然而，如果援军攻击对方的两翼或者后方，情形将发生意想不到的转变。对于战略范围内的侧翼攻击和后方袭击所呈现的效果，我们将在其他章节进行讨论。我们在此讨论的主要为了恢复而进行的两侧攻击和后方袭击，属于战术范畴。之所以谈论它，是因为我们必须尽快进入战术范畴。眼下，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
（1）胜负决定后的成果的影响，比决定侧翼攻击和背后攻击的影响更大。战争的危急关头，应该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有利地结束战斗，而不是胜利的大小。于是人们会认为，援军独自攻击的侧翼和后方，不如与主力军会合更为有效。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如此。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更多的情况下并非如此，因为有下述第（2）点起着重要的作用。
（2）为了恢复战斗而前来的援军，会起到出其不意的精神作用，他们重点攻击敌人的两侧及背后，会增加伤亡比例。因为处在战斗中的敌人，往往兵力松散，难以承受攻击。在战斗初期，敌人的兵力比较集中，对侧翼和后背都增加了防范，所以这种攻击的作用不大；但是如果在战斗快结束时候使用，效果就大不相同了。(https://www.daowen.com)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援军攻击敌人两侧或者后方，可以扩大战果，如同杠杆上的作用力，力臂较长一端发挥的作用肯定比较短的一端大。即使一支军队从正面进攻不足以恢复战斗，这种攻击方法也有助于战斗的恢复。这时，精神力量起到了主要作用，它的效果无法估计，所以大胆和冒险便有了发挥空间。
腓特烈二世和他的军队
在战场上，腓特烈的骑兵能保持整齐的队形长线奔跑，并在冲锋后快速地重新编队。在腓特烈严格的训练下，普鲁士军队成为欧洲效率最高的军队。就腓特烈本人而言，则更偏重于对军官的忠诚服从精神和军人荣誉感的培养，并通过它们和铁的纪律来控制整个军队。图为霍亨弗雷德堡战役后，腓特烈二世和他的军队庆祝胜利。
如果确定战斗并未结束，那么，增援力量会与之前的战斗相结合，使之前的失利一笔勾销。然而，如果战斗已经分出胜负，那么情况又变得不同了，这就导致两个完全没有联系的结局。此时，如果援兵的力量有限，无法抵抗敌军进攻，那么重新开始的战斗也难以获得优势。如果这支后援军足够强大，便可以直接开始进行新的战斗而忽略前一次战斗的胜负。在库勒斯道夫战役中，腓特烈大帝在进行首次攻击时占领了俄军左翼阵地，并夺得70门火炮，但会战结束后，两项成果又全部丢失了，此前战斗中的全部获利便一笔勾销。假使他当机立断，把第二轮战斗延迟到次日，那么即使失利了，第一次战斗的收获也可以抵消此次失利。
还有一种状况是，在一场战斗即将输之前，扫除负面障碍，转败为胜，不仅能将之前的失败一笔勾销，还能夺取更大的胜利。换而言之，在战斗最终结束前的一切附属交战都是短暂的裁定，不但会被最终结果抵消，还有向相反方向转化的可能。我方作战的军队被打击得越严重，敌人的兵力就越疲惫，因此敌人的危机状态也更严重，而我方生力军的有利之处就越大。
如果最终结果转化为我方有利，那么，敌人之前夺得的阵地及战利品，就会成为我方的净收益，我们之前的失败便成为通往更大胜利的垫脚石。
如果一方占有决定胜负的有利因素，可以以更大的胜利来打击敌人，那么，最好在此次战斗没有形成定局之前就扭转不利局面，而不是发动第二场战斗。
1760年，劳东将军在利格尼茨进行战斗时，道恩元帅曾想支援他。但是在劳东战败后，尽管道恩有充足的兵力，却放弃了在次日进攻腓特烈大帝的企图。这个案例说明，在会战之前投入大量兵力进行前卫战乃为下策，如非必要应尽量规避。
还有一个观点值得审慎对待：一次输掉的战斗，决不能作为决定一场新战斗的依据。然而，这一论断势必遭到一种精神力量的抵触：矛盾的复仇心理。
对于军队来说，没有什么比复仇心更能激发斗志的了，上至统帅，下至士兵，无一缺失这种情感。然而，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被摧毁的兵力只是小范围的，不然的话，复仇心会由于整支军队缺乏信念而消失。因此，为挽回失败的损失，尤其是在其他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开始第二次战斗，运用以上精神力量是无可厚非的。通常情况下，这样的第二次战斗必定是以攻击为主。
在很多从属性的战斗中，有非常多的类似案例，然而规模较大的会战往往是由许多其他因素决定，而非以微小的精神要素为动机。
在蒙特米赖，布吕歇尔可敬的两个军被打败了。第三日，他带领第三个军踏上了征途，这就是复仇心使然的结果。如果他事先知道可能会与拿破仑本人对决，也许会暂时放弃报仇的决定而另择他日。但他当时执意找马尔蒙复仇，结果因为失算而需要面对巨大损失。
身负相同作战任务的几个部队之间的距离，由战斗的持续时间和胜负的决定时刻所决定。这种战术部署，应该以同一场战斗为前提，也就是说只有它们所占的空间在战略上聚集为同一点时，才能被称为战术部署。这种部署属于同一范畴的有：分成几个部分和几个纵队的行军，分派几个前卫和侧方部队以及指定支援战略点的预备队，各军团从分开的数个宿营地出发并集中，等等。这类行动不断出现，可以说是战略预算中的小额货币，而主力会战和其他重要的行动则如同黄金和银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