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的方式
本卷第一章我们就确定了防御的概念——防守抵御敌人的进攻。其特性是，等待敌人的进攻。对我们来说，防御的这一特性也是首要的优点。
然而，防御中的等待只是相对的。等待的对象涉及空间和时间，包括全部国土、战区或者阵地，以及战争、战局或会战。如果一定要将这些并非固定不变的概念明确出来，我们就会发现：国土防御只是在等待敌人进攻国土，战区防御只是在等待敌人进攻战区，阵地防御只是在等待敌人进攻阵地。防御者在此之后所实施的任何积极的活动，都不会改变防御的概念，因为等待这一防御的主要特性和首要优点都已经出现。在空间范畴区分等待的概念也适用于时间范畴，所以上文的结论同样适用。
于是，防御由等待和行动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尽管二者是两个不同的部分，但是在同一次防御行动中，绝不能单纯从时间上划分出等待和行动两个阶段。因为战争是由等待和行动两种状态交错构成的，也就是说，等待是一条连绵不断的长线，贯穿于整个防御行动中。
迄今为止，等待虽不受重视，也未作为一个独立概念被提出来，但是在实际战争中，它已经不自觉地成为行动的根据。如果没有等待，那么可以说整个军事行动都不可能存在了，这更加要求我们对之予以重视。在下文论述中，我们还将提到这一点。
那么，等待究竟是如何贯穿在整个防御行动之中的呢？它又产生了哪些不同的防御方式呢？
我们以战区防御来举例说明。因为国土防御涉及复杂的政治关系，我们会放在“怎样计划一场战争”一篇中来探讨。而阵地和会战的防御行动是战术上的问题，只有作为一个整体出现时才能被称为战略活动的起点；也就是说，只有战区防御才能说明问题。我们要确定这样一个概念——防御是一种更有把握战胜敌人的较强作战形式。因为前文已经证明，构成防御的两个组成部分——等待和行动，共同成为战争的起点。我们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一观念，首先是为了避免错误发生，其次，这一观念越深入人心，越能使整个防御强而有力。如果把防御的第二个必要组成部分——行动再加以区分——把守卫领土及战区看作是狭义的反攻，把进一步还击看作同防御本身无关，是行不通的。我们一贯主张把报复思想作为防御的基础；因为无论防御者的还击使进攻者遭受多大的损失，仍不能均衡进攻和防御所带来的不同影响。
乌尔姆会战
1805年8月9日，奥地利、英国、俄国、瑞典等国家结成第三次反法同盟，向法国宣战。10月7日，法军和奥地利军在德国乌尔姆附近交战。拿破仑采取纵深迂回的机动战术，与奥军各分散军队展开多次战斗，切断奥军与其后方的联系，迫使其转为正面作战，并最终将其击溃。此战中，奥军损失5万多名士兵，丢掉200门火炮和90面军旗，法军伤亡6000名士兵，法军以较小的损失换来了巨大的胜利。
防御作为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使敌人的失败成为定局。而这个胜利是否超出防御的最初目的，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防御不可能脱离等待而存在，因此战胜敌人这一目的只有在出现了进攻的条件下才有理由存在。如果进攻没有出现，防御就只能维持其自身，这也是防御在等待状态中最直接的目的。只有它甘于满足这个目的，才能拥有成为较强作战形式的优点。
假设一支军队奉命防守战区，那么防御将会有以下几种方式：
（1）一旦进入战区，就立即进攻。这种方式的代表战例是莫尔维茨会战和霍亨弗里德堡会战。
（2）军队在战区边境占据阵地，等待敌人出现并意欲进攻时随时出击。这种方式的代表战例是恰斯劳会战、索尔会战和罗斯巴赫会战。这是一种消极的态势，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而且，在敌人真的发起进攻的情况下，它与第一种方式相比，可取得的时间并没有增加，但是第一种场合必定发生的会战，在第二种场合就未发生了，甚至可能由此证明敌人并无足够的决心发起进攻。这样一来，等待的利益变得更大。
（3）如第二种方式中的前提，不但可以等待敌人作出进攻的决定，还可等待敌人真正的进攻。其以本泽尔韦茨筑垒阵地为代表。这种方式将会迎来真正的防御会战，但也可以包括进攻行动，由军队的一部分兵力去实施。在这种方式中，防御方同样不用考虑待敌时间的问题，却能够有效打击敌人的决心。因为进攻者在面对防御者坚固的阵地时，有时候甚至会在最后时刻或者在进行第一次尝试后就放弃了进攻的决心。
（4）防御者退至本国腹地进行防御。这种撤退是为了削弱进攻者的兵力。如果防御者在撤退过程中留下一个或几个要塞，使进攻者不得不实施围攻行动，那么防御者的最终目的——进攻者兵力被削弱到自动放弃行动，或者无法应对他最终将要面对的抵抗——就会更早地实现。进攻的兵力越是受到削弱，防御者就越能以巨大的优势兵力进行反攻。
战略进攻中任何前进都会削弱兵力，哪怕在没有要塞的地方。推进本身和必要的兵力分割都是造成这种削弱的原因，我们将在研究进攻时再详细探讨。这里我们只是假定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尽管它已经被历次战争充分证明。防御者在第四种方式中将赢得的最大优势是时间。无论是进攻者围攻要塞为防御者赢得了时间，还是敌人的兵力损耗，进攻气势衰弱由他自身在推进过程中分兵造成，从而使防御者赢得大量时间，都会为防御者的反攻提供良好的机遇和主动性。
退入国土腹地的防御方式，因不仅能够为防御者带来最终会战兵力差别所带来的利益，还有不断增长的等待之受益。这时，即使进攻者来被自己的推进削弱到不能对防御者发起进攻的地步，他也可能会丧失进行会战的决心。这是因为，一方面进攻者的军队已经削弱，深入腹地危险就会增加；另一方面，一些优柔寡断的统帅这时往往彻底放弃了进行会战的想法，他们要么借口没有会战的必要，要么真的认为已经没有会战的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对防御者来说，虽然敌方的未能进攻不是自己的御敌造成，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最大的收获是赢得了很多时间。
上述都是基于时间因素，而有利地势和民众支持这两个因素也存在于这四种行动中。这些因素能够发挥的作用在以上四种防御方式中是渐次增强的，因此，这四种防御方式也代表着防御力量的一次增强。但也不能说所有防御中最消极的防御（等待）是最强的，各个相继的阶段并非意味着抵抗行动的削弱，而只是行动的延迟。防御者可以借助一切坚固而适用的筑垒阵地进行更有力的抵抗，并抓住时机对进攻者予以还击，这是最合理的行为。如果道恩没有利用科林附近的有利阵地，他恐怕无法取得胜利。遗憾的是，他没有在腓特烈大帝不足1.8万人的军队撤离战场时，给予更猛烈的追击；否则，这次会战就极有可能成为战争史上最辉煌的胜利之一。所以，我们断言，防御力量和反击力量是按照这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渐次增强的。
乌尔姆战役的受降仪式
乌尔姆战役中，奥地利麦克统帅的军队被拿破仑逼至乌尔姆附近，法军各部控制了乌尔姆以南和以西，同时切断了乌尔姆与南部的交通线，将乌尔姆合围起来。拿破仑由于给养用光，急于结束战斗，便向麦克招降。麦克最后同意了投降，并在受降仪式上交出了佩剑，其率领的3万多守军也依次从拿破仑面前走过，放下自己的武器。
利益的获得总是与代价相对，这四种渐次递增的防御利益是用成倍的代价换取的。当我们在自己的战区等待敌人来犯时，就必然要面对其进入时造成的损失，除非我们变成进攻者，才能将损失转嫁给敌人。如果我们率先对敌人发起攻击，那么就会造成敌人的损失；我们越是未能抵挡敌人的进攻，我们的损失就越大。如果我们等待敌人下定进攻的决心，等待敌人决定会战的时机，那么敌人就将长期停驻扎在他已控制的地方，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的损失。倘若这时我们向本国腹地退却，这种损失将更大。
这种损失，往往只是间接影响到防御者的军队，而在眼下往往不易被察觉。由此可见，防御者也是以牺牲将来的利益来换得当前防御力量的增强。而这四种防御方式的效果是基于进攻的目的。防御的目的就是使进攻者放弃占领防御者的战区。因此，只要进攻者不发起进攻，或者在防御者向他挑起会战时回避会战，就说明防御起到了显著作用，防御的目的也已达到。尽管这种成果无法增加还击力量，但能使防御者为还击作好准备。这就是防御带来的最大优势——进攻者正在丧失时间，防御者在赢得时间。
然而，不进行决战只代表了前三种防御方式取得的成果，至于第四种防御方式的成果，却不能用这个标准来衡量。
如果敌方围攻了我方的要塞，那么我方也不能放任不管，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决一胜负；而如果敌方仅仅是尾随我方深入腹地，我方同样要用积极的行动来决定胜负。总之，在这两种情况下，我方必须采取主动。
虽然采用第四种防御方式，即等待敌方的力量极度削弱时才行动，能为我方赢得充裕的时间，但从防御转为反攻的前提始终不变。敌方或许在某一阶段占领了他所期待的目标，但这只是暂时的，胜负并没有就此得出，最终决战尚在将来。只要进攻者的力量日益削弱，而防御者的力量日益增强，拖延决战就为防御者的胜利增加了筹码。一旦这个带来转机的拐点到来，便意味着反攻的时机到来。防御者必须迅速采取决战行动，否则等待的利益将丧失殆尽。
这个带来转机的拐点并没有确定的标准可循，因为决定它到来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冬季的来临，是自然为防御者定下的界限。如果进攻者已经作好了在其所占据的地方过冬的准备，而防御者尚无阻止他的可能，那就意味着防御者已经放弃了这个地方。托雷斯韦德拉什的战例告诉我们，这个规律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那么，是什么构成了决战呢？
我们一直认为决战就是会战，但这并非绝对，因为决战可以是一系列分割兵力的战斗行动。当这些系列战斗能够产生巨大的效果，使敌人不得不撤退时，就导致了双方战局的剧烈变化，从而带来了决战。
决战绝不会有除了以上方式以外的其他方式。即使敌方只是因为补给匮乏而撤退，那也是我方的武力抵抗造成的结果。如果我方的军队不在，敌方一定会自行解决其补给问题。
拿破仑时代的奥地利骑兵
奥地利骑兵由胸甲骑兵、龙骑兵、轻龙骑兵、骠骑兵和枪骑兵组成，被称为拿破仑时代的“联合国部队”。他们拥有优秀的剑士和骑士，训练有素，马术精湛，享誉欧洲。威尔逊爵士在描写奥地利骑兵时指出，奥地利胸甲骑兵和骠骑兵都非常棒。(https://www.daowen.com)
在边境进行的决战和当敌方进入我方腹地时的决战的因素，不尽相同。唯一相同的是，由于畏惧我方的武力，而且在后一种情况中，敌方在进攻过程中已经疲惫不堪，并且由于兵力分散、饥饿和疾病，兵力更是受到了削弱和消耗。
而在边境进行的决战中，敌我双方几乎仅凭武力对抗来赢得胜利，只有用武力制服或摧毁敌人的武力，才是决战的最终结果。在腹地进行的决战中，被消耗了的敌军已成强弩之末，这使我方的武力被赋予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这时，决定胜负的因素不再仅仅是我方的武力了。敌军的消耗已经为决定胜负作出了准备，当这种消耗已经充分到允许我方仅仅具有进行反攻的可能性——促使敌人撤退，也就可以引起形势发生逆转。这时，真正决定胜负的只能是敌人在推进中的消耗。当然，也不能就此否定防御者的武力，没有哪一种战争场合是不需要武力作用的。但我们现在仅仅是分析问题，因此必须区别这两种因素中哪一种起主要作用。
从这个结论出发，我们可以得出：防御中，从导致进攻者失败的因素中，即无论被防御的武力消灭，还是由于自己的消耗而失败，都能看出防御者所使用的进攻方式。显然，前一种决定胜负的因素出自前三种防御方式，后一种则出自第四种方式。多数情况下，后一种因素只有向本国腹地作深远撤退时才有可能胜利。也正因此，人们才愿意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综上所述，我们便知道了两种不同的防御原则。战争史中一些战例可以十分清楚地把这两个原则区分开来。1745年，腓特烈大帝在霍亨弗里德堡进攻刚从西里西亚山岭下行进的奥地利军队，但此时奥军的兵力不可能由于分散或劳累而明显削弱。相反，在托雷斯-韦德拉什的驻垒阵地上，威灵顿一直坚守到马塞纳的军队由于饥寒交迫而被迫撤退。在这两个战例中，防御者都没有参加使敌人衰弱的过程。如1812年的俄法战争，在已远远超出其他战争中发生的流血冲突之后，双方仍然没有决出胜负，而最终的覆灭是来自进攻者法国自己的消耗。
浩浩荡荡的法国中央军团，出发时的30万人，到达莫斯科时仅剩下9万人左右，参加战斗的仅1.3万人左右，法军一共损失了19.7万人，而其中在战斗中牺牲的绝不超过三分之一。
几乎所有以拖延制胜的著名战役中，例如有名的“拖延者”费边领导的那些战役，都是依靠等待敌人自身过度消耗而崩溃才最终取胜。总体说来，依靠上述原理获胜的战役不在少数，但没有人得出这样的总结。只有深入探讨事件本身，才能发现这个决定胜负的原因。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充分阐明了防御的基本概念、各种防御方式以及其中主要的两种防御原则。另外，还强调了等待是如何贯穿整个防御过程，并同积极行动相密切结合的。
我们已经从总体上分析并研究了防御的问题。对于防御中其他的重要问题，例如要塞、营垒、山地防御、江河防御和侧翼活动等的实质和作用问题。尽管如此，这些问题无不大超出了以上的防御概念的范围，仅构成他们在特殊环境中的运用。上述一系列结论是由防御的概念和防御同进攻的关系中得出的，只有把这些结论同实际联系起来，才能从复杂的实际问题中抽丝剥茧，找出这些简单结论以作为解决问题的依据，以免在讨论问题时求助于那些本身站不住脚的论据。
然而，战斗的组合是多种多样的。有时还没有发生实际性的战斗，就已产生了实质性战斗的效果，以致令人怀疑是否有某种新的因素在起作用。因为在一场浴血奋战的会战中猛烈抵挡进攻的效果，与仅凭筹划战略计谋来令进攻方放弃进攻所产生的效果截然不同，这就使得人们对一种新的未知因素的存在有各种设想。这就好像天文学家认为火星和木星之间空间广，还有其他行星存在一样。
防御者阵地的坚固性，以及处于一条掩护的大河边，都可能使进攻者放弃进攻。但实际上，进攻者之所以放弃，是因为他担心被防御者击败，也就是忌惮防御者的武力。只不过很少有统帅会承认这一点罢了。
尽管人们承认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在于已经完善的战斗部署，他们仍然会认为是战略计谋起到的效果。这一点，我们予以承认并想要为之讨论。我们认为，战略计谋以战斗的战术成果为基础。由此，防御者始终会担心进攻者一定会针对这个基础采取有效的措施，使自己在战术成果方面占优势并彻底粉碎防御者的战略计谋。简单来说，道恩这样的统帅容易被战略计谋所击败，而拿破仑这样的统帅会因对战局的结局充满信心而不顾一切地寻求战斗。因此，如果用七年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对付道恩的办法来对来付拿破仑是不可能的；因为倘若没有战略上绝对的优势兵力来压倒拿破仑，仅靠玩弄巧妙却不实用的计谋，一切将如同蜘蛛网般被撕破。因为拿破仑非常清楚，一切都取决于战术成果。由此可见，无论问题是否通过会战解决，战术成功永远是决胜的基础。只有不必担心胜负决定的时刻（无论是由于敌人的特点或情况，还是双方军队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均势，甚至是我军占优势），才有可能从战略计谋本身得到利益。
战争史中，有相当一部分实例都是在没有进行实际决战时，进攻者就放弃了进攻，这其中战略计谋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这又会误导人们认为战略计谋可以单独解决问题。这种看法无疑是错误的。因为战场上许多没有发挥作用的进攻，其原因存在于战争的政治关系中。
产生战争的原因和战争基础之间的关系决定战争的特点，下文研究战争计划时会详细探讨。这种关系的存在使战争中最初的敌对情绪因为种种原因变得微弱，甚至稍加压力就会令软弱无力的进攻马上停止。对于一个已经非常脆弱的、被重重顾虑削弱了的决心，只要做出顽强抵抗的样子就可以了。
因此，我们可以确定，真正使进攻者未经战斗就挫败的原因在于，其自身的意志薄弱和踌躇不前。如果他们有着坚定的决心，无论是坚固的阵地、崎岖的地形还是强大的武装力量都不能阻止他们的进攻。
上述这些客观原因不容否定，但其作用也不能夸大，更不应该把其他事物的作用归于它们的身上。如果缺乏正确而公正的立场，会使批判者的论述成为虚假而带有欺骗性的记载。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未经决战而失败的进攻性战役。
进攻者进入防御者的领土，迫使防御者向腹地撤退，但在仅仅经历了一次决定性会战之后，进攻者就开始犹豫不决，好像他已经完成了占领的目的。然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借口，统帅借以欺骗他的部下、统治者、整个世界，甚至他自己。然而事实是，他发现敌人过于强大。这种情况并不包括进攻者不能利用已取得的胜利乘胜追击，或者在推进至终点时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开始新的推进。我们这里谈论的是进攻者还没有达到预定的占领目标就停顿不前的情况。
在此关头，进攻者将等待一个新的有利时机。但这同样是不切实际的。除非单独行动，不然统帅会以支援不足或协同不力为借口推卸责任。在此情况下，进攻者的力量不断地削弱，防御者则可以坚持到冬季进攻者自动撤回，进攻结束。
特拉法加海战
早在1803年，拿破仑为了避开英国强大的海军，以便自己精锐的陆军部队直接进攻英国本土，便派出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与英国海军在海上周旋。1805年10月21日，双方舰队在西班牙的特拉法加角外海面相遇，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在持续5个小时的激战中，法西联合舰队因为指挥的失误而一败涂地，海军主帅维尔纳夫被俘。而英军主帅纳尔逊海军上将也在这一战斗中阵亡。此次战争是19世纪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战争之后，法国海军神气不再，拿破仑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落空。
战争史虽有记录，却掩盖了统帅畏惧敌人的事实真相，因此评论家们无法只根据记载而不结合实际探索得出可信的言论。
极少人知道这种欺骗习惯多存于政治关系和政治企图中。但出于种种原因，当事者并不会承认。这种欺骗手法几乎有了固定的模式。而我们必须探明真相。
此时我们提出的简单概念就显现了出来，它适用于整个防御领域；通过掌握它可以弄清事件的真相。
下面，我们来探讨各种防御方式的运用问题。
虽然这些防御方式渐次强而有力，但是是用一个更大的代价换来的。忽略其他条件，统帅完全可以选择适当的防御方式，在抵抗的同时减少损失。但防御时大多受到限制，一些重要条件迫使统帅选择放弃某种方式。选择向腹地撤退的话，需要有辽阔的国土或有同盟国作后盾，如1810年葡萄牙和同盟国英国。要塞的位置可以决定战术的选用，国家地形、居民特性、习俗和信念也有作用。双方的作战计划、军队力量和统帅决定了会战类型，地势和防线也影响着防御方式。以上是为了说明防御方式的选择更多地取决于以上各种条件。在谈论战争和战局计划时，需要对条件和影响作明确的探讨。此外，兵力悬殊时，兵力对比会成为选择防御方式时要考虑的主要因素。
战史显示，人们并没有拘泥于我们的论断，而是通过机智的判断来选择不同的防御方式。同一个统帅，率领同一支军队，在同一个战区，这边挑起霍亨弗里德堡会战，那边又进入本泽尔韦茨扎营。会战时，喜好进攻的统帅在兵力悬殊时也知道要占领防御阵地；在1813年的八九月间，面对兵力对比不利时，拿破仑就像圈里的野猪东撞撞西撞撞，而不是只向某一个敌人开火。在兵力悬殊达到极点时，他在莱比锡附近，在帕特河、白鹊河和普莱瑟河所构成的角落里寻找掩护和等待敌人。
至此，本章清楚地表明，我们只是要探讨已存在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找出原因和形成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