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计划
第九章 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计划
我们来探讨一下与前文提及的几种目标相应的战争整体部署，这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则必须作为一切准则来看待。第一个主要原则是：首先，将敌人的力量归纳为若干个重心，如果可以则归为一个重心；其次，把对重心的攻击归为尽可能少的主要行动，如果可以则归为一个；最后，把次要行动放在从属地位上。总而言之，第一个主要原则就是尽可能地集中行动。第二个原则是：尽可能地迅速行动，没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要停止，不绕弯路。
能否把敌人的力量归为一个重心取决于以下条件：
第一，敌军的政治关系。如果敌军来自一个国家，那么它就是一个重心；如果敌军是多个国家的同盟军，一国的军队只是履行同盟义务，那么要把它们归为一个重心也并不困难；如果盟军具有共同的目的，那么重心就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友好程度。
第二，敌军所处的位置。如果敌军集中在同一个战区且形成一支军队，那么它们就是一个整体；如果分属不同的几支军队，那么他们就不是统一却有密切联系的，如果对其中一支军队打击会影响到其他军队；如果各个军队分别处于毗邻的战区，且战区之间没有很大的天然障碍将它们隔开，那么战区的情况会对其他战区产生决定性影响；如果各个战区相隔很远且中间有障碍隔开，那么战区间的影响就难以断定了；如果各个战区分处于被攻击国家的不同方位，那么各个战区之间就几乎不相互影响了。
假如俄国和法国同时进攻普鲁士，从作战角度来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战争，它们的关系几乎只有在谈判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相反，在七年战争中，萨克森军队和奥地利军队则被看作一支军队，它们之间相互影响。这是因为，一方面对腓特烈大帝来说，两个战区位于同一方向，另一方面萨克森没有政治独立性。
拿破仑在1813年虽然同时对抗多个敌人，但是对他而言所有敌人都处于同一方向上且敌军的战区联系紧密又互相影响。因此只要他能够集中兵力击败某一战区的敌军，那么就可以影响到敌军其他各个战区。如果他打败波希米亚的主力，经布拉格直逼维也纳，那么布吕歇尔就不会继续留在萨克森而会支援波希米亚，而瑞典王储也不会继续留在马克了。
威灵顿与布吕歇尔会面
滑铁卢战役前夕，威灵顿公爵曾与布吕歇尔元帅取得联系，布吕歇尔答应于18日早晨率领普鲁士军前来支援。18日，正在英法两军激烈交战的时候，布吕歇尔如期而至，他亲自率领生力军来西线支援英军。两军联合，最终使拿破仑军队惨败。图为战争结束当晚，威灵顿与布吕歇尔在拉·贝尔·阿里安斯会面，庆祝胜利。
但是如果奥军在莱茵地区和意大利同时对抗法国，那么它就无法使用这一战区的胜利决定另一战区的命运了。一方面两个战区被瑞士和山脉隔开，另一方面两个战区道路的方向也是共朝一方的。
相反，法国用一个战区的胜利影响另一个战区则比较容易，因为在两个战区里，它的军队进攻方向都是奥地利王国的重心——维也纳。同样，用意大利战区的胜利影响莱茵战区也比反过来的影响力大，因为意大利进攻指向奥地利的重心，而莱茵战区的进攻则指向奥地利的侧面。
因此敌人力量的分离和联系是不同的，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我们才能看到战区间的相互影响有多大；然后，根据这一点才能确定敌人力量的重心。
但是在次要行动可以带来巨大的利益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不遵循这一原则，即把一切力量指向敌人力量的重心。不过前提是，我们要有决定性的优势，即使进行次要行动，军队的主要据点也不至于有太大的危险。
1814年，毕洛夫将军进军荷兰，他率领3万人的军队不但可以牵制法军，而且还可以使原本不能发挥作用的荷军和英军加入战斗之中。
总而言之，在制订战争计划时，首要原则是确定敌军的重心，其次是集中兵力对这一重心进行一次主要的行动。
对于这个问题，也许有人会提出与我们相反的观点，并列出以下理由：
（1）进攻国家原来的军队位置不应该集中兵力，这样做不仅绕弯路且浪费时间。分兵前进的危险并不大。如果进行不必要的兵力集中，那么会削弱第一次进攻的力量和速度，这有悖于我们所提的第二个主要原则。如果计划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那么这一点就值得注意。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进攻的盟军不在同一直线上，而是并列面对敌国的，例如，普鲁士和奥地利进攻法国时，如果两国想集中兵力前进，就会浪费时间和消耗力量；如果要直捣法国心脏，普鲁士最好是从下莱茵地区出发，而奥地利则从上莱茵地区出发。因此，在实际情况中需要考虑以这些损耗换取兵力集中是否是必要的。
（2）兵分几路可以取得较大战果。兵分几路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向心的前进路线是前提。而路线是平行线或者离心路线的情况则属于次要行动。无论是在战略还是战术上，向心路线的进攻都能够取得较大成果，一旦取得胜利就不仅仅是打败敌人，而且还能切断敌人的退路。但是这样就需要军队在较大范围内分散兵力作战，也是比较冒险的。
同进攻和防御的关系一样，向心路线和离心路线进攻的形式之间的关系特点是，形式本身弱的但是战果较好。因此关键在于，进攻方是否足够自信，认为自身具备追求这个巨大目标的实力。
1757年腓特烈大帝进军波希米亚时选择从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分兵前进，一方面主要因为他的军队在冬季原本就是这样配置的，如果集中兵力后再进攻，就无法做到出其不意；另一方面是这种向心路线进攻能够从侧面和后面同时威胁奥军的两个战区。而他所要面对的危险是两支军队的任何一支都可能被优势敌军击溃。如果没有受到打击，奥军就只能在中央进行会战，否则他们就要面临被截断退路的危险，这正是腓特烈大帝所期望的最大战果。结果奥军选择在中央会战，而他们在布拉格的军队则遭遇包围的威胁，因此奥地利完全处在了被动的地位。最后战争以奥地利的惨败而告终，它三分之二的军队连同司令官一起被困在了布拉格。
腓特烈大帝能在战局开始就获得巨大的战果主要是因为他采取了向心路线的进攻方式。腓特烈大帝对这种行动的判断有着十足的把握，加上将领们的奋勇拼杀和精神上的优势，以及奥军行动的迟钝都足以致使他的计划获得最后的成功。当然我们不能忽略了这其中的精神因素，我们只需回忆一下拿破仑在1796年的辉煌战绩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了。奥地利于1796年向意大利进行了向心进攻而受到惩罚。与法国将军在1796年拥有的手段相比，奥地利统帅在1757年手段皆是具备的，甚至还要多。由此，如果我方向心地分兵前进，可能使敌人利用内线摆脱不利，这不是我方的选择；这种进攻是一种不得已的下策。我们以这种看法来考察1814年制订的计划，那么这一计划我们不会同意。
当时，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在法兰克福集结，都位于进攻法兰西的重要方向。为了让军队分别从不同方向进攻法国，在军队很弱的情况下将军队分开，不仅不利于进攻，甚至不利于防守。就算这种向心前进能够成功，所能得到的利益也非常微小，不值得为这点利益就向瑞士进军。虽然决定这次进军的还有其他理由，但我们现在只谈我们研究的问题。
但拿破仑是一位善于用防御抵抗向心进攻的统帅，即使对方的兵力远强于他，而且他很晚才赶到自己的部队，又过于轻敌，但他还是差点打败了两支加起来大约12万人的军队。对拿破仑而言，这是难得的好机会。而联军方面，从行动开始，重新集中兵力已成为迫切任务。
由以上可以得出：即使向心进攻本身属于较强硬的手段，但也只能在军队原先就是分开配置的情况下采用它；单纯为了进行向心进攻而改变军队的前进方向，不是正确选择。
（3）战区的扩大可以作为分兵前进的一个理由。当我方进攻的军队顺利地深入敌国腹地时，可以控制沿线地区或向两侧扩展，但扩展的程度取决于敌国的凝聚力。如果敌方国内不团结，百姓软弱，我方军队就可大范围占领敌后地区。如果敌国的人民团结一致，我方军队能控制的地域只能是狭长的三角形。
进攻者为了摆脱不利局面，需延伸战线宽度。若敌人兵力集中，未同敌军接触时，进攻者可以保持一定宽度，距离敌军越近，战线宽度就应该越小。但敌人的战线宽度大时，我们也应保持同样宽度进军。这类似于一个战区或几个毗邻的战区的问题。
这种主要行动可以同时决定次要地点命运的情况，但我们不能一直按这个观点行动，我们也需要注意：主要地点对次要地点的影响不大，战线需要保持一定的宽度的情况。
不能把所有行动都列出来，但大多时候在主要地点的决战将会决定次要地点的最终命运。因此，一般都应该遵循这一原则展开行动。
拿破仑最初进入俄国，因为他相信道加瓦河上游的俄国军队会因俄军主力被击溃而撤退，所以他才只是命令乌迪诺军队去对付这部分俄军，当维特根斯坦转入进攻时，他才不得不把第六军派去支援那里的。
相反，为了对付巴格拉季昂，拿破仑在战争开始时就派出了一部分军队，但是巴格拉季昂跟着中央主力退却，拿破仑又把派去的军队调回来。如果维特根斯坦一定要掩护第二首都，他可能也会随巴克莱的败退而退却。
拿破仑于1805年在乌尔姆和1809年在雷根斯堡所取得的胜利，分别决定了意大利战区和蒂罗尔战区的命运。而拿破仑于1806年在耶拿和奥尔斯塔特所取得的胜利，则决定了威斯特法伦、黑森和在通往法兰克福的道路上的一切行动的命运。
对次要部分的抵抗起作用的情况主要是以下两种：
第一种情况是：在幅员辽阔且力量强大的国家，不用急于把所有力量都集中到主要地点去，可以推迟在主要地点的进攻。
第二种情况是：还有一些特殊的地点。如1806年的西里西亚，但拿破仑没有重视这个地点，他向华沙进军时不得不把这个地点留在背后，但也派遣了日罗姆率领2万人进攻那里。
如果在主要地点的攻击没有实际震慑住次要地点，敌人一定是在次要地点真正配置了一定实力的军队。进攻者不可再轻视这些次要地点，必须派遣适当的兵力去应对它们，而且进攻者不能一开始就完全放弃自己的交通线。进攻者如果小心谨慎过分，认为主要地点的攻击应该同次要地点攻击完全保持一致，那么敌人不肯从次要地点撤退时，则可能会逼停主要地点的行动。
以前讲的集中精力在一个行动，虽然与现在说的这一原则并不直接矛盾，但两者的指导精神却完全对立。如果按照这一原则行动，会减慢行进速度，削弱进攻力量，增加损耗时间。虽然同样以打垮敌人为目标，但两种原则是不同的。
敌人在次要地点上的军队如果离心退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统一进攻，我方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我们必须反对把主要进攻依赖于次要地点的行动。如果没有胆量像箭那样射向敌军的心脏，就不可能达到最终的目标。
（4）最后，易于补充给养是分兵前进的第四个理由。只要方法得当，且军队能吃苦耐劳，一支大部队通过贫瘠的地区是完全可能的。不能因为要用小部队通过富饶的地区，影响指挥者的决心，以致陷入分兵前进的巨大危险之中。
威灵顿将军
阿瑟·韦尔斯利，第一代威灵顿公爵（1769—1852年），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军事家。1803年，他在印度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西班牙半岛战争时期，他以少胜多击败了拿破仑麾下的六位元帅，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滑铁卢战役中，他决定性地打败了拿破仑军队，成为英国陆军元帅，并获得六国授予的元帅军衔，被人们称为“征服者的征服者”。
由此，分割兵力是有充分根据的。若行动目的和利弊得失清晰，再根据分割兵力，是可选择的。但如果作战计划制订不合理，行动只是靠幻想式的巧合，通向目标的途径又充满复杂的路线和错综的关系；如果冒着极大的危险把分开不久的军队又集结起来，只为炫耀自己的军事艺术，都是我们所鄙弃的。
我们来研究第一个原则的第三点：次要行动应该尽可能地维持在从属地位上。
我们常常力求把整个战争行动归为一个简单的目标，想尽快实现这个目标，除了主要的行动地点，交战国之间还会有其他次要行动，假设所有的行动归为唯一的一次行动，那么次要行动就失去了作用，所以说不要抽调过多的兵力用于次要地点，导致主要行动被削弱。
如果敌人的所有抵抗不可能归结为一个重心，就是说两个不同性质的战争必须同时进行，战争计划也要遵循原则分开主次战场，按主要战争部署兵力和行动。
这样在一个地区采取进攻，一个地区采取防御非常合理。通常只有极少数情况，在两个地区同时进攻。
另外，在次要的地区，我们必须减少防御兵力，并且充分利用好防御这一抵抗形式所提供的一切益处。
这个论点适合敌人的军队来自不同国家的情况，必定有一个战区为它们的重心。
如果我们在次要战区上行动打击主要敌人，次要地区就无法进行防御。这时主要进攻分为两种：一种是主要战区的进攻，另一种是次要战区的进攻。但地区上的防御打击不能直接掩护，这时主力的决战将决定一切损伤只能在主力的决战中得到补偿。如果兵力充足，可以发动这样的一场主力决战。兵力不足，这样做会加大失败的可能性，使我方的行动发生矛盾。
次要行动甚至在所有环节上都要服从主要行动。但究竟是哪些兵力去攻击这个共同的重心，大多取决于其他因素。重点是力求主要行动处于主导地位。这样所有的问题就会变得简单，受偶然性的影响也就会越少。
第二个原则是兵贵神速。
战略不接受耗费时间和走不必要的弯路，更重要的是出其不意地拉开战争序幕几乎是攻击的唯一优点。在进攻中，最强最有力的战略是进攻的突然性和持续推进，特别是在以直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攻击中。
因此，必须找到通向目标的最近途径。
拿破仑一向最喜欢采取这样的行动的，现在我们把它归结为重心。
关于什么叫打垮敌人，就是在会战开始时，先下手为强，打击敌军的有生力量和斗志，这样就很容易获得整体的胜利。如果战争在两国边界发生，且很短时间就完成，但即使这样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最终的胜利也不会太早出现。也就是说，获得的胜利越容易，取得的战果就越小；反之，战果就越大。
在战争中，如果我方不具有取得胜利的绝对优势，那么就要根据某种可能性去找寻敌方主力。此时，我方可能会走很多的弯路，若选错了进军的方向，必然会浪费时间，导致我方犯低级错误。另一种情况，如果我方选错了找寻方向，必定会对我方的战略目标造成不利，所以必须放弃去寻找。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在以后的战争中，我方一定会遇到敌方主力，就算我方不找它，它也会对我方展开战略攻击。那时我方将处于不利地位，这是无法避免的。此时如果我方取得胜利，这次战役将具有决定性意义。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我方在优势不足的情况下，如果在前进路上遇到敌方主力军，采取绕道避开的战略是错误的，认为这样做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想法也是错误的。
当然如果我方为保存实力在不久后的战争中更具有决定性把握，我方可以避开敌方主力不采取军事行动。
前文中我们讨论的都是彻底的胜利，而不是局部战役，在战争中如果要获得彻底的胜利，就必须发动包围进攻或更换正面以诱敌的会战，因为这两种打法是取得决定性胜利所常用的战术。因此，必须计划好所需的军队数量和军队进攻的方向。
战史上虽然存在对敌人发动正面的进攻使敌人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但是，随着敌我双方军队的训练水平和机动能力越来越接近，这种可能性就会变得越来越小。
在某一场会战中，一旦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就应立刻考虑乘胜追击。我们就应该发动新的攻击，占领敌国的首都，消灭敌人的援军，或者攻击敌国赖以据守的其他所有目标。
我方取得一定胜利时，就需要根据自己兵力的强弱考虑是否强攻以占领敌方的边境要塞。如果当时我方在兵力上具有优势，就应该迅速占领这些要塞。反之可派出小部分兵力对要塞采取行动。但这样就无法攻占要塞，如果进攻方为了围攻要塞而使防御方不能继续前进，进攻一般就已达到了顶峰。因此，我方应要求主力迅速地前进和马不停蹄地追击。
前文中，我们否定了主要地区的进攻取决于次要地区的观点，通常情况下，我军主力的背后只有一片狭长的安全地带，仍是我方的战区。这种情况会削弱前面部队的进攻力量，给进攻一方造成危险，这样内在的牵制力量足以抵挡部队继续前进。所以在战争开始时，就不把这种狭长的地带考虑到背后的战区范围内，以免放慢进攻的速度。当然我方仍可认为只要统帅还没有打垮敌人，只要他坚信依靠自己一方的力量完全可以达到这个战略目标，他就应该追求这个目标。他这样做的时候，危险和战斗成果同样越来越大。
当统帅感到不能再继续前进且必须向左右伸展的时候，说明进攻到达了顶峰。力量开始减弱，此时还没有打垮敌人，就没有机会打垮敌人了。
如果统帅的前进只是为了占据地盘，那这些行动只是一种缓慢的相对前进，而不是绝对的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可能正在准备新的防御，因此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虽然进攻者还在前进，但防御者已采取行动，且每天都有进展。所以进攻方如果停顿就不要再前进了。
因此，只要还希望打垮敌人，我方就应马不停蹄地向前行。若有危险就应放弃这个战略，改向两边伸展的行动——这也是合理的，但不能停止前进，而要想如何巧妙地打垮敌人。
逐步地打垮一个国家的例子是存在的。因为我们所说的原则是有根据的。其次，一个国家是自己逐步灭亡还是被其他国家打败，两种情况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讨论第二种情况，在紧张情况下，不是打败对方，就是被对方打败。如果连续两年取得的都只是微小的利益，那么随之向目标前进的过程中会有危险产生。
这样每个胜利的空隙都将会给敌人缓冲、恢复提供时间。而且两个胜利之间的联系微小，甚至会对总体战局产生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得到恢复，甚至得到外援以作出更大的反击。但如果几个行动连续进行，将会取得更大的胜利。如果说有些国家是受了打击才屈服的，就是说，时间对防御者起了不利的作用。其实进攻方落败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因此我们不需要在前进的同时建立相应战区，意思是在行动中两者应该保持平衡，除非持续推进已经没有胜利的希望了，应考虑这种战术以避开不利条件。
拿破仑在1812年的例子使我们更加坚信这一论点。
争取胜利的唯一手段失效，使得拿破仑在这次战争中失败，不是因为他行进得快和远，而是俄国是欧洲国家不能征服的国家，拿破仑的军队也没真正征服俄国。征服俄国只能利用它的弱点和内部的不团结。为攻击这些薄弱的环节，应震动它的核心。拿破仑只能强攻，让军队进攻莫斯科，才可能动摇俄国。拿破仑提出两国缔结合约是他提出的唯一合理目标。拿破仑统领主力向俄军主力进攻，俄军主力不迎战而退却，经过德里萨营垒到斯摩棱斯克才停了下。他使巴格拉季昂跟主力部队一起退却，并击败了其军队，占据了莫斯科。他在这采取的行动和他以前的一样。因为他只有采取这种行动，才能让他成了欧洲的统治者。
评论事件允许根据这个事件的最终结果来判断，但纯粹根据结果来评论，不是明智的。批判战役，并不是说找出了这次战役失败的原因就进行了批判，而是统帅是否事先考虑到可能导致失败的原因。(https://www.daowen.com)
如果一个人仅仅凭战争的输赢结局来批判战争，那这个人是不具备批判能力的。
如果拿破仑依照很多批判者的要求去做，在立陶宛停顿下来，以便首先保护要塞的安全，他那个冬天就只能进行可悲的防御了。
这样，这些人又会说拿破仑已经不是以前的拿破仑了！为什么这次不发动一次主力会战呢？他怎么会变得犹豫不决，没有去攻打敌国的首都，而让这个核心继续存在下去，并且允许新的抗击力量向这个核心集中呢？摆在他面前的是前所未有的机遇，是非常容易获取的胜利。而他却没有把握这些有利的时机，这难道是他的双脚被凶神绊住了吗？这些人大概就只会这样来评论拿破仑，因为大部分批判者都有这个特点。
威灵顿军团
这是一支线列步兵军队，威灵顿对这群喜欢喝酒的年轻人感慨良多。他们遇强则强，遇弱则弱：在印度作战时，他们曾因弱小的敌人突然强悍而一哄而散；在滑铁卢战役中，他们面对法军骑兵无情的冲锋无所畏惧，全歼法军骑兵。这群衣着鲜艳的士兵需要的是一个伟大的将军，比如威灵顿。
我们认为1812年的战役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俄国政府的统治是巩固的，人民是忠诚而坚强的。也就是说，这次战役不可能获得成功，也许发动这次战役本身就是拿破仑的错误；至少结果证明他对战争的估计是错误的。这个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拿破仑在西方采取的作战方法是进行长期的、代价非常大的防御战，而在东方采取的方法与此不同，他唯一可用的手段就是大胆的出击，迫使惊慌失措的敌人媾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全军覆没，这是一次赌博——实现理想必须付出代价。说到军队的严重损伤，不是因为行进得太远，而是因为战役开始得太晚。采用了浪费人力的战术，在对军队提供的给养和退却路线上考虑得不够周全，从莫斯科撤离的时间太晚，这些都是使军队受到损伤的原因。
俄军曾在拿破仑之前赶到了别列津河，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阻挡拿破仑退却。这并不能作为批驳我们观点的有力的论据。原因有三点：
第一，要确实切断敌人的后路是非常困难的，况且敌军在被切断后路极不利的情况下，最终还是闯了出来。当然，俄军的这个动作确实增大了拿破仑作战的困难，让拿破仑走向了失败，但这并不是导致拿破仑失败的根本原因。
第二，在作战中地理条件很少能加剧敌人的失败。如果没有横亘在大道前面的别列津河的沼泽地，四周不是茂密的森林就是道路通行困难，要想切断法军的退路就越发困难，越发不可能实现了。
第三，为了防止退路被敌人切断，只能让自己的军队在限定的宽度上行进。若人们采取这种方法，让中央的部队向前推移，让左右两翼的部队作掩护，那么，两个部队中的任何一边如果失利，都会迫使行进比较快的中央部队急速调撤回来，此时，着急进攻没有好处。
此次战役中，我们决不可以说拿破仑没有考虑到对两翼部队的掩护。拿破仑留下了优势的兵力为了对付维特根斯坦，并且他动用了一个兵力合适的军。为了围攻里加要塞，他在南方有施瓦岑贝格统率的5万人的军队，这支军队远超托尔马索夫的兵力，甚至能够与契查哥夫的兵力相对抗。另外，在核心地区的维克多统率3万人——甚至在法军的力量受到极大地削弱，俄军的力量得到极大的增强的关键性时刻。但在进入莫斯科的法国军团的背后，俄军还是占据着比较大的优势。俄军加起来一共是11万人，法军事实上也只有8万人。即使是最小心谨慎的将军，大概也不会在行进时为了保护自己的两翼部队而派出更多的兵力。
1812年，拿破仑渡过尼曼河的时候兵力为60万人，如果他带回来的不是同施瓦岑贝格、雷尼埃和麦克唐纳一起退过尼曼河的5万人，而是25万人，就算这次战役结果仍然失败，理论上就不可对此批评指责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损失的兵力超总兵力的一半是正常的。引起人们注意是因为绝对数量太大了。
有关主要行动、必要的发展方向，以及不可避免的危险，我们就说这么多。次要行动必须拥有同一个目标是必须要强调的，而且这个共同的目标必须是支持每个部分的活动，不可以有碍于每个活动。假设有三支军队分别从莱茵地区、中莱茵地区和荷兰对法国发起进攻，其共同的目标是在巴黎会师。在会师之前，每一支军队都想着自己的利益，保存自己的完整力量，不会为了共同目标冒危险，那么这个计划是不会成功的。这样一来，三支军队互相牵制不能自由行动。因而就会出现每个部分行动时缓慢和畏缩不前的现象。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每个军队派给一定数量的任务，直到他们完成任务并汇集成一个整体。
布吕歇尔元帅
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1742—1819年），普鲁士元帅。曾参加远征荷兰、耶拿战役、吕岑之战、包岑战役等著名战役，战功显赫，尤其在滑铁卢战役中，他的到来击垮了拿破仑最后的防线。他在战场上的指挥风格为积极进攻，因此被人们称作“前进元帅”。
在战争计划中，军队先分为几个部分，行军几天后再集中起来，这种做法是普遍存在的。但现实中，这种做法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要兵分几路前进，就一定要有目的和充分的理由，不能随意调度。
因此，当军队向不同的战区发动攻击时，一定要给各支军队分配属于自己的任务，让各支军队，以此为目标。从各个方面进行打击显得尤为重要，反而获得的相应利益并不重要。
如果敌人防御坚固，一支军队因此遭到失败，那这支军队的失败绝不能影响到其他军队的行动，否则可能影响整体战斗的胜利。只有在大部分军队或主要部分的军队失败时，才可以且一定会影响到其他部分的军队。其实就是整体失败了。
原来那些担任防御任务的军队和部队，完成防御任务后，可以转入进攻状态，对军队来说，如果剩余的兵力不能转移到主要的攻击地点去，那么，这条规则同样也是适用的。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进攻的几何形式和统一性又将会是什么样的呢？与被击败的军队相邻的各支军队的侧翼和背后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来讨论进攻的几何形式和统一性。把一个大范围的攻击与一个几何学上的四方形粘在一起，这就掉进了错误理论体系的旋涡。
几何要素在战略上应用的价值不如在战术上应用的价值。重复前面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地区真正取得的胜利，而不是每个胜利逐步形成的几何图形，这样的现象在攻击中特别是这样。
战略范围内，每个部分的几何位置，一定要由最高统帅来安排和决定，任何次一级的指挥官都没有权力这样做，只能按照统帅的指示去完成自己的任务。如果出现了不协调的情形，那么上级指挥官能够补救。所以分散行动的弊病是能避免的。这个弊病是：各种多疑和假设，突发事件，不只影响到它，还会影响全部；次级指挥官的个人弱点和矛盾。
所以只有当人们没有研究过战史，不懂得把重要和不重要的事物分开，忽略人性的弱点时，才会认为上述不合理。
有战争经验的人知道进攻仅依靠几个纵队步伐一致而取得胜利是困难的。若军队又需长途跋涉，基本不可能胜利。如果认为步调一致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分兵进攻就会完全被否定。各部分必须保持步调一致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在战略上没必要重视这个问题，更应该坚持各自分配各自任务。
补充一下如何适当地分配任务。
1793年和1794年，奥军的主力在尼德兰，普军的主力在上莱茵。奥军和普军曾在去目的地的路途交叉而过。奥军可以去防御普军，甚至可以占领它的属地。但这些都是不值得的微小利益。此后奥地利大臣为了集中兵力放弃了尼德兰。诚然，奥地利人到法兰德斯比到阿尔萨斯差不多要远一倍，因为受到兵力和金钱的限制这样做是对的。但土古特还有其他企图：让尼德兰陷入危险之地，迫使与其防御紧密的国家作出更大努力。但普鲁士政府没有上当。所以说政治对战争的影响是巨大的。
普军1972年向香巴尼进军时因为中途遭遇到的不利形势而降低兴趣。如果在尼德兰，普军凭借征服过荷兰的直接联系，用荷兰掩护下莱茵进而掩护普鲁士国土，也可得到英国的援助。因此，如果奥军将自己的主力配置在上莱茵地区，而普军将自己的全部兵力配置在尼德兰，奥军在尼德兰只留下一个普通的军，效果会好得多。在1814年，如果没有任用布吕歇尔，战争可能就会彻底失败。
在七年战争中，如果在帝国军队地区作战，而不是普鲁士的西里西亚地区，那整个战况将会改变。
我们分几种情况来进一步论证这个问题：
（1）盟军为了自己的利益与我方共同作战。
（2）盟军是来支援我方的。
（3）将帅的个人特点不同。
针对前两种情况，将同盟军队混合编制是最好的管制办法，但前提是各国有友好关系并且有共同利益；但这种情况是很少的。一旦军队被混编，各国的利益也很难区分，同时，也会因各国指挥官自己的利益而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整个战局。分开管制就不会产生这种影响。但如果各国军队完全分开，也会产生很大不利影响，涉及战略范围。所以采取第一种方法，各国要有奉献精神。1813年紧急战况下各国曾采取这种办法，当时贡献巨大、军队最多的俄国并没有骄傲地独立作战，而是将军队交给普鲁士和奥地利统一指挥。
在各国军队不能这样联合的情况下分开是最好的选择，不然战局会被两个独立统帅弄得一团糟，如七年战争中俄军，奥军，帝国军队频频出现此情况。各国军队分开，必须在形势逼迫下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如果分开的各国军队联系比较密切，情况则就很可能不是这样了。一支军队的不当想法则可能导致其他军队受损。
上述的第一种情况，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目标分开没困难。第二种情况，援军只是来帮助，没有自身目标。
至于将帅问题要看具体情况而定。至于将帅个人问题，一定要选择敢作敢为的人担任，不可用小心谨慎的人。军队分开行动想取得胜利，各部分必须充分发挥力量配合。只有当机立断的指挥官才能够使各部分积极地活动起来，过于冷静的人很难激发军队的战斗潜能。
最后，在调兵遣将时，只要情况允许，就要使他们的特点、任务和地形情况结合起来。常规部队、训练良好的部队、大批骑兵、谨慎和明智的经验丰富的老年指挥者应该用在开阔地上；民兵、百姓武装、以亡命之徒临时拼凑起来的武装、敢作敢为的年青指挥者应该部署在森林、山地和隘口上；增援部队应该用在它们所擅长的相对富饶的地区。
在以打击敌人为目标的战争计划中，我们应先强调战争目标然后再指出作战手法和原则。因此，读者能明白战争中应该追求什么和做什么。给各种可能性留下余地（幻想除外）。如果我们的论述达到了这个目的，我们就完成任务了。
我们没有谈到如何利用地形等因素，如果有人感到奇怪，看来还没有理解我们的意图，更没有从总体理解战争。
上述几点的作用微乎其微，对整体以打倒敌人为目标的战争不起任何影响。
关于统率机构的问题，我们将在本篇的最后用专门的这一章加以论述。
现在用一个例子结束这一章。
如果奥地利、普鲁士、德意志邦联、尼德兰和英国决定对法国作战，而俄国保持中立，他们就完全可以打败法国。因为法国只有俄国这一个后援国家，西班牙离得太远，意大利过于腐败，且法国人口稀少、国土资源不足。
上述对法作战的国家的人口是法国的两倍。他们可以抽调出的军队加起来的人数总共有70多万人，这个数字毫不夸张。
这样一来他们的兵力就远远超过了法国军队的人数，如果法国再抽调出兵力作为后备勤务兵，那联军就会有更大的人数优势，直致打败法国。
法国的核心是军队和巴黎，联军的目标应该是用几次主力会战打败法国并占领巴黎。把剩余法军赶过卢瓦尔河。法国国境到首都只有150英里，一部分盟国就在这个地区，都有对此展开行动的配置地点。而奥地利和南德意志从上莱茵地区出发才便于作战，它们自然地会将进攻方向指向特鲁瓦和巴黎或奥尔良。从这两个地区进攻非常快捷而致命，而且敌军会布置了大量军队在这两个地点。
但是还有两个矛盾点必须说，就是奥地利不愿让意大利毫无掩护，也不愿进攻法国心脏而掩护意大利。由于意大利的政治状况，这点是无可厚非的。
在此意图下，如果从意大利进攻法国南部，并把大量军队留在意大利是个错误。为了实现统一计划集中兵力的思想，我们只能在意大利保留部分兵力，仅用来防止极端不利的情况。在罗纳河地区进攻法国是不可靠的，且决不能把法国南部作为进攻的地点。对遥远地区进行进攻，要防止小事情对我方起的不利作用。如果法国在意大利的军队多且战斗力低，那么可以从法国南部进攻。
因此，保留在意大利的军队可以尽量减少到最低情况，只要能够保障奥军不在一次战争中就失去意大利就可以了。
还有一点，法国是个海滨国家，由于英国在海上占有霸权，法国不得不派两倍的兵力和大量的舰队、火炮来防守海岸线。这样也就牵制住了许多的兵力在沿海。这时英国可以派出兵力牵制着这些力量。
第一，假设这一战况总共使用兵力35万人，联军可以留出5万人在边境要塞守备军队。其他30万人进入巴黎同法国主力军队作战。
第二，在上莱茵，集中30万人的军队。与从尼德兰方面进攻的军队同时前进，指向塞纳河上游地区，进而向卢瓦尔河推进，准备与法军进行主力会战，这两个方向的进攻也许可以在卢瓦尔河合二为一。
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就是消除错误观念的问题：
第一，统帅想方设法集结兵力，在兵力上取得绝对优势。为此甚至不惜牺牲一切。真正的进攻，应该像一支用强大的力量射出去的箭，而不应该像一个逐渐膨胀而最后破裂的肥皂泡。
第二，认为瑞士的高地理位置对战争的胜利有决定性的影响是错误的想法，如果瑞士对法国保持中立或者是进行攻击，当然是最好的。但法国也不可能在自己国内受到损失的情况下去北上打击瑞士。所以说，在攻击战中瑞士的地理位置没有什么作用。
第三，两路进攻军队之间的区域，可以不去管它。在集中精力攻打巴黎时，联军无须考虑是否保护其他地区和是否掩护交通线。这些思考只会产生错误影响，其实只要根据国家的地理位置具体考虑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两路进攻的军队都有自己的目标且兵力明显超过对方，那他们之间相互影响是非常有利的。就算一路失利，联军也可以期待用另一路的胜利弥补损失；且两路军队距离较远，日常小事件相互影响小，直接联系没有大价值。
同时，敌人无法切断这种联系，但必须提防被特战部队支持的居民会，敌人可能利用他们而不用一兵一卒切断联系。这时需要调一支万人骑兵队攻击特战部队，配合主力。它只要穿梭在要塞之间遇到敌人可回避，避免遭到自身失败，便可成为两路军队的中间环节。
第四，两个次要行动都可以采取最好的方式实现目的。两路大军对次要行动依赖性很小。
如果法国再骄傲自大，我们就可用此方式打败法国，让它受到惩罚。只有在遥远的巴黎那一边的卢瓦尔河上，我们才能从法国那里得到欧洲和平的保证；而不是像一百五十年前的联军那样，像带子一样围住法国，却各怀心思，最终导致战争的失败。
拿破仑的炮兵团
火炮比滑膛枪的射程更远，是一种强大的火力手段。拿破仑因在作战时擅长使用大炮而被称为“炮兵皇帝”。他曾说，“炮兵是一支完整的队伍，不可或缺，没有炮兵参与的战斗是毫无意义的”。在他的每次大规模的胜战中，大炮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而滑铁卢之战中，由于雨后地面松软，打出去的炮弹扎进泥里发挥不了作用，成为拿破仑战败的原因之一。
不难发现，德意志的部署同要求的部署并不吻合，因为德意志是个联邦，联邦是一个战争中脆弱的核心，它无法上下团结一心，选拔优秀将帅等。
奥地利和普鲁士是德意志帝国的两支重要力量，然而他们有自己的利益和独立军队，所以联邦应根据这一点合理部署，而不是追求绝对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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