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区防御（四）——不求决战的战区防御
一场战斗中，如果双方都不是进攻者，便意味着双方都没有积极的战争意图。那么，这样的一场战斗能否发生，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呢？在此，我们不需要关注这一矛盾。因为对每一个战区来说，我们只有简单地假设双方都采取防御的原因，是出自它同整体的关系。
这种没有必然的决战焦点的战争，存在于很多的历史战局中。实际上，在这些战局中是有进攻者的，只是进攻者并没有明显而积极的作战意图。这时，进攻者要么尚无确定的目标值得追求而只想满足于眼前的利益，要么就是眼前的情况并不符合追求目标的条件，所以必须要等待有利的时机。
当进攻者只想得到胜利成果而不愿努力时，这样的进攻与防御没有多大差别，因为防御将领也想坐享其成。尽管这样，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会在第七篇中进行考察，这里只想提醒读者：在进攻者和防御者都不求决战的战局中，决战不再是所有的战略行动所要归向的终点。
从战史中可以看出，这种战局颇为常见。因此，我们必须在对战区防御进行研究时把它考虑进去。而我们在这里主要是想指出这种战局的最显著的特点。实际的战争，大部分处于两极之间，至于接近于哪一极，则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在本篇的第三章里，我们已经说过，等待是防御相对于进攻而言的最大优点之一。
但是，要让所有行动都符合实际情况，几乎是做不到的。不利的结局以及一些偶然事件，都会影响本来应该发生实际上却并未发生的战争。防御者可以坐得其利，占领地区在作战上特有的重要意义与以上这个经验结合起来，就能够确定“占有者得利”这条原则；即使是在和平时期的诉讼中，这条原则也被认为是神圣的原则，也正是这个原则代替了决战。它恰恰为不行动提供了根据和理由。不寻求和不期待决战，就没有理由放弃任何国土；因为只有在决战中得到利益，防御者才可以适量放弃一部分国土。所以，防御者总是想要保卫所有的国土，至少尽可能多地保住国土，但进攻者却力求在不进行决战的情况下占领一切。在这里，我们只对前者展开论述。
如果一个地区没有军队进行掩护，那么就有被进攻者占领的可能，这时等待的利益就会转为进攻者所有。因此，防御者总是力图直接掩护所有地区，并侥幸等待敌人来进攻他的掩护部队。
在深入探讨防御的特点之前，我们必须把“进攻”篇中探讨的进攻者在不求决战时所追求的目的列举出来：
（1）占领对方大面积的国土。
（2）夺取对方一个重要的补给站。
（3）占领防御者不加掩护的要塞。尽管围攻要塞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这不会带来其他灾难。
（4）在一场一般重要的战争中获胜。因为不需要冒很大的风险，所以也不会得到很大的利益。因此，这种战斗仅仅是为了战斗而战斗，或者是为了获取战利品、赢得军人的荣誉而进行的战斗，它不能决定整个战略的发展方向。
防御者可以针对进攻者的这四个目的采取下列手段：
（1）在要塞前面配置军队。
（2）通过扩大防御正面来掩护国土。
（3）如果防御的正面宽度不足以掩护国土，便作侧翼行军，对敌人展开拦阻。
（4）避免进行任何不利的交战。
显然，使用前三种手段是为了让敌人采取主动，自己可获等待之利。决战的可能性越小，这种意图就越强。它由事物的本质决定，所以不能完全否定。尽管这种活动多见于战局的一些不起决定作用的小规模行动中，但这仅仅是从军事行动的表面来看的，这种意图永远都是此类战局的主导原则。不论是汉尼拔还是费边，不论是腓特烈大帝还是道恩，只要他们的目的不是寻求决战或者等待决战，那么就一定会遵循这个原则。第四种手段则是为前三种手段服务的，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接下来，我们将对这几种手段作较详细的研究。
在第一种手段中，在要塞前面配置军队，似乎与设置要塞的目的相矛盾。但是，这个手段却在实际战争中屡次被运用。战争中最普通的事情往往是最难理解的。
进行军队配置的原因在于，如果敌人不能打败我方配置在要塞前面的军队，就无法进攻要塞。这就意味着一场会战即将决出胜负。如果敌人不寻求决战，他就不会发起会战，这样，防御者就可以不战而保卫自己的要塞。如果与预期相反，敌人真的发起进攻，那么防御者还可以迅速退到要塞的后面。正是有后面这一优势，在要塞前配置军队才没有什么危险。在没有牺牲的情况下维持现状不变的巨大可能性，为防御者又设置了一重保障。
如果我方采取的是相反的手段，即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后面，进攻者围攻要塞的可能性就会增大，而防御者为了要塞不被攻占，就必须赶去解围，这时他就由等待变为主动迎战。前文我们已经强调过，围攻要塞并不一定会遭受损失，所以那些通常不敢发起会战的统帅，这时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围攻。因为即使最终会面对最不利的情况，他也有放弃行动避免损失的退路。不仅如此，大多数要塞只要被围攻就有被攻破的可能，所以，这一点防御者绝不能忽略。
通过对这两种情况的对比，自然会得出防御者在有利的条件下最好不要进行会战的结论。所以在要塞前面配置军队这种做法就显得十分自然，完全可以理解了。腓特烈大帝也遵循了这个原则——用格沃古夫要塞抵抗俄国军队，用希维德尼察、尼萨和德累斯顿等要塞抵抗奥地利军队。相反，在弗罗茨瓦夫，贝沃恩公爵采用这种方法却遭遇了失败。因为只有腓特烈大帝不在弗罗茨瓦夫时，奥军才是占有优势的，当腓特烈大帝迫近弗罗茨瓦夫，奥军便将失去这一优势。这就表明，在弗罗茨瓦夫进行决战不是不可能的。因此，普鲁士选择在弗罗茨瓦夫配置军队是不合适的。如果贝沃恩公爵不是害怕奥军炮击弗罗茨瓦夫这个战略物资的储备要地，他一定会在弗罗茨瓦夫后面配置军队。对于贝沃恩公爵试图在弗罗茨瓦夫前面配置军队的做法，人们是不应该有所责备的。因为在当时，卡尔·冯·洛林公爵很可能只满足于占领希维德尼察这一个目的，如果普鲁士军队对他发起进攻，他就很有可能停止前进。所以，对于贝沃恩公爵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进行真正的会战；当奥地利军队开始进攻时，就迅速把军队撤到弗罗茨瓦夫后面。这不仅能在等待中获利，还能避免大的危险。
就此，我们为防御者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的做法找到了一个有力的理由，同时说明了它的正确性。尽管如此，支持这个做法的还有一个次要理由——军队利用最近的要塞作为储备品的仓库。一般来说，统帅不愿意从较远的地方运送补给品，或者不把必需品放置在没有防御工事的地方。因此，这样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就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个理由并不足以解释所有情况，也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俄国伊兹麦洛沃军团
图为博罗季诺战役中的伊兹麦洛沃军团。伊兹麦洛沃军团是俄军中历史最悠久的军团之一，这支精锐部队隶属于近卫步兵第1师。
不进行会战就夺取一个或几个要塞，是不求大规模会战的进攻者的一个很自然的目的，防御者则要力图阻止敌人实现这一目的。无数次的战争也为我们印证了这个结论：在有许多要塞的战区内，几乎所有的运动都是围绕要塞进行的。从路易十四到萨克森元帅，几乎所有的尼德兰战局无一不存在这种特点。
关于掩护要塞的问题暂且探讨至此。
至于第二种手段，即扩大军队配置正面以掩护国土，只有在有利地形存在的条件下才可以设想。这种手段所设立的各个防哨，只有依靠坚固的阵地才具有抵抗能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单独的防哨与整体比较起来都是薄弱的，更易受到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防御者利用这个手段扩大军队的配置正面，只能是相对地延长抵抗时间，并不能赢得真正的胜利。延长抵抗时间的胜利实际上对整个防御并不会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也不会毁坏基础、击垮墙壁。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即整个防御体系因为丢失某一个防哨而遭到破坏，防御者仍然有时间重新集结自己的军队，用全部兵力向进攻者展开决战。但是进攻者这时是不求决战的。所以，通常在防御者集结了兵力以后，进攻者也就停止前进，双方会战到此结束。而防御者的损失无非是一些国土、人员和火炮，进攻者也满足于这样的成果。
如果进攻者确实如防御者估计的那样，胆怯而谨慎，只在防御者防哨的前面驻扎而不敢进攻防御者的防哨，那么防御者即使有损失，也不妨采取这种防御方法。但是这个前提必须是假定的进攻者是一个不敢冒险追求较大成果的敌人；因为对这样的敌人来说，只需要一个中等的但较为坚强的防哨就足以使他停止前进。
由此可见，从整个战局的角度来看，防御者在宽大的正面上使用多个并列的防哨对敌人进行强有力的相对抵抗，是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的。这种手段大多出现在战局的后半期，因为只有这时候防御者才会对进攻者长久以来的意图和情况有了真正的了解。
在这种扩大正面配置以掩护要塞的防御中，所有大而有利的地形障碍，例如河流、山脉、森林和沼泽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地形要素作为重要的战略要素，在战史中有很多论述。所以人们总是希望，能够以历史上的个例为根据，系统地看待地形，从而获得适用于解决一般情况的办法。然而，所有战争中关于地形的各种情况都不尽相同，涉及的也仅仅是战争所特有的某一个方面，所以必须区别对待。
我们必须警惕司令部的活动，尤其是军事地形方面最具才能的主要成员，警惕他们对统帅予以支配，因而产生片面的影响，使统帅忽视其他情况，仅依靠已成为第二天性的习惯作决断。
1793年和1794年，普鲁士军队司令部的灵魂、著名的山脉和隘路专家格拉韦特上校，就曾使两个在性格上完全不同的统帅（不伦瑞克公爵和默伦多夫将军）分别采取了完全相同的作战方法。
显然，如果沿着一条险要地带建立防线，并用于直接掩护战区的整个正面，那么必然会导致单线式防御。对于进攻者来说，由于受到环境及其自身部署的限制，只能按照既定的方向行动，如果远离这个方向，那么即使面对最消极的防御者，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不利。因此，防御者的优势在于，他们只需要在主要道路和进入点上设置防哨，并对这些防哨进行妥善配置，使它们或者在侧面有依托，或者构成侧面防御，或者有后方预备队和邻近防哨的支援，就完全能实现掩护。
在大战区内可以设置一些小地区，用以掩护某些距离太远但又或多或少受到威胁的特殊的防御中心。在七年战争中，奥地利军队就常常在下西里西亚山区把主力配置成四五个防哨，而上西里西亚的一些小规模军队也采取了同样的防御配系。需注意的是，在使用这种防御配系时，防御者如果不直接掩护目标，就需要借助于运动和积极的防御，甚至进攻。除了某些预备队以外，其他防哨都要配置兵力以备支援其他防哨：要么真正地从后方赶去加强和恢复消极的抵抗，要么攻击敌人的侧翼，或者威胁敌人的退路。如果进攻者并没有真正攻击防哨侧面，而是企图占领一个阵地用以威胁防哨的交通线，那么防御者的预备队就可以进攻这部分敌军，或者报复性地威胁敌人的交通线。
显而易见，虽然这种防御的主要基础是消极的，但它必须具备一些积极的手段，以免对各种复杂的情况毫无准备。大多数人认为，运用积极手段甚至运用进攻手段的防御是较好的防御。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形的性质、军队的素质以及统帅的才能；此外，人们可能对机动性和其他积极的辅助手段期望过多，同时轻视险要的地形障碍的防御能力。
以上是关于扩大防御正面的问题，现在我们来讨论第三种辅助手段——迅速地侧翼行军，抢先拦阻敌人。
这是国土防御中必将使用的一种手段。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即使防御者使自己的阵地正面不断加宽，也无法保卫本国所有受到威胁的区域；第二，在大多数情况下，防御者的主力必须时刻准备着去支援可能遭到敌人主力攻击的防哨，否则这些防哨将被一举攻破；第三，那些不愿意采取消极方式进行抵御的统帅，更愿意采取经过深思熟虑和充分准备的机动来达到掩护国土的目的。没有军队驻守的地方越多，越需要高超的机动技巧及时赶到这些地点。
防御者要想采取这种手段，就必须搜寻这样的阵地：当他的军队（即使只是一部分）占领了它之后，就要使其坚固得使敌人打消任何进攻的念头。而如何迅速赶到这样的阵地则是统帅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这便成了这种战争一贯被称为阵地战争的原因。
在一场不追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扩大配置正面、相对抵抗以及向侧翼行军，抢先拦阻敌人，都不会导致太大的危险。在最后时刻才从侧翼仓促地赶到敌人的前面占领阵地，对抗一个不仅能够和愿意追求大的目标，而且不惜为此付出巨大力量的敌人，那么防御者就彻底让自己陷入了失败的境地。当然，如果敌人只希望以微小的代价换取微小的利益，那么防御者的这种抵抗手段就有可能获得胜利。
哥萨克骑兵进攻法军
哥萨克骑兵是俄罗斯的特殊兵种，以英勇善战闻名。他们擅长追击、警戒和伏击，在战况不佳时能迅速撤退，脱离战场。拿破仑曾说：“如果我拥有哥萨克骑兵，我会用他们来席卷整个世界。”但哥萨克纪律性差，也不愿下马作战，因此限制了他们在战场上的发挥。图为博罗季诺会战中，哥萨克骑兵进攻拿破仑军队。
通常情况下，这种手段在战局的后半段才开始使用，这是战局变化的自然结果。
因此，最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的军队力图到达某一地点，而另一方则力图阻止他达到，所以双方不得不总是在对方的眼前运动，并且必须更加谨慎和精确。过去，军队主力还没有被区分为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要求一线上的某些旅必须经常先赶到前面，夺取重要地点，执行独立的任务，随时准备战斗。但是这种手段不仅现在是也将永远是反常现象。因为现在主力的各个部分已经分成了许多独立单位，只要受到攻击，这种独立的单位就敢向整个敌军发起战斗，或者临近的其他单位也赶来增援，将战斗进行到底。过去必须通过机械的行军队形才能达到的目的，现在只需提前派出几个师，并加快其他部队的行军速度就可以达到了。
利用上述各种手段，防御者不仅可以阻止进攻者夺取要塞、占领广大地区，还能够夺取仓库。如果进攻者被迫迎战，且没有很大的获胜的可能性，甚至还有危险性，那么他就不得不使用与他的处境不相符的力量，从而导致过大的兵力耗费。
如果防御者通过利用自己的军事技巧和战略工事设施实现上述目的，并使进攻者无法实现任何微小的目的，那么，进攻者就会转而单纯地为满足军人的荣誉而行动。进攻者的最后希望就是获得意义不太大的战斗的胜利，并取得战利品。这样说并非自相矛盾，因为我们依然遵循的前提是：防御者的深谋远虑使进攻者无法利用一次胜利实现任何目的。进攻者实现任何目的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战斗中的有利形势；第二，战斗所获得的胜利确实能够实现上述目的中的一个。
第一个条件可以单独存在。如果进攻者只想获得战场上的荣誉，他就有可能全力攻击防御者的独立部队和防哨站。
我们不妨从道恩的位置上，采取他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就会明白为什么谨小慎微的他却敢于袭击霍克齐，那是因为他只为求得当天的战利品。至于普鲁士国王被迫放弃德累斯顿和尼萨，对他而言确实是个意外收获。(https://www.daowen.com)
这两种胜利之间的差别并非微不足道，这种差别正是战争的一个基本准则。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战斗的意义就是战斗的灵魂。我们反复强调：在战略上，所有的运动都出自双方的最终意图。这就是为什么战略上的两个会战之间的差别可以如此之大，以致于它们不再被认为是同一个手段。
即使进攻者取得这样的胜利，对于防御者来说也无伤大雅，但是防御者依旧不愿把这种利益拱手让给别人，况且谁也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东西附加其上。因此，防御者必须时刻关注所有大部队和防哨的状况。统帅的不当决策也会使这些部队卷入不可避免的灾祸中。相信谁也不会忘记兰茨胡特的福开军和马克森的芬克军的例子吧！
在这两次行动中，腓特烈大帝都过于相信自己的惯性思维。在兰茨胡特阵地，他不可能相信自己的军队能以一敌三，或者芬克能够抵抗敌军的四面夹击。他确实认为兰茨胡特阵地的威力仍然有震慑力；认为道恩在侧翼受到佯攻时一定会放弃萨克森的不利阵地，去交换一个在波希米亚的有利阵地。可惜他的两次判断都错了。
不可否认，这种错误甚至会发生在不太骄傲、不太固执和不太大胆的统帅身上。统帅不可能让下一级的指挥官任意处理所有问题，他必须给他们下达某些指示或者指定范围，以限制他们的行动。但是如果统帅没有深入军队，他也无法很好地指挥军队；如果他习惯于相信和期望部下提出好的主意，同样不能很好地指挥军队。
所以，统帅必须密切关注每一支部队和每一个防哨的情况，使它们不致陷入灾祸中。
这四种手段的运用实质上都是为了维持现状。它们越有效，越成功，战斗就会在同一地点保持静态得越久，而给养问题的重要性也就越明显。
所以战争一开始，仓库的供给就要代替强征，固定的运输队就要代替之前临时征用的农用车辆。总之，这样才会接近于正规的仓库供给。这些问题我们在“给养”一章中已经探讨过了。
尽管给养对战争有影响，甚至有时会比较大，但是就其任务和性质而言，它只是局限在小范围内，并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相比之下，威胁对方交通线的行动则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首先，在这种战争中通常缺乏较大的、较坚决的手段，统帅不得已才采取这种较弱的手段；其次，在这种战争中，必有让这种手段生效的必要时间。所以，双方都必须尽可能地保障自己的交通线。敌人进攻的目的虽然不是切断防御者的交通线，但是这种方法无疑能够迫使防御者退却并放弃其他目标。
战区本身的掩护措施也会对交通线起保护作用，也就是说，这些措施能够部分地保障交通线。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必须考虑：交通线的安全与兵力的部署。
保障交通线的一个特殊手段是用部队护送运输队。阵地的正面宽度始终无法保障所有交通线的安全，所以在统帅不愿扩大正面配置的情况下，就特别需要组织这种护送。滕珀尔霍夫在他的著作《七年战争》中，就多次描述了腓特烈大帝派出单独的步兵团或骑兵团，甚至整支旅护送运输面包和面粉的车队，而奥军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记载。
上面四种手段并不包含进攻要素，它们只是不求决战的防御的基础。接下来的几种具有进攻性质的手段，可以与上述手段并用。这些手段是：
休息
博罗季诺战役中，双方伤亡极其惨重，尤其是高级将领的死伤人数更是惊人。此次会战中，俄法军队共投入近30万兵力，至战争结束，约有30%的参战人员受伤。根据西尔·罗伯特·威尔逊将军提供的数据，俄军伤亡3.6万人，法军伤亡3.5万人。图为战争间隙，法军在博罗季诺田野里休息。
（1）对敌人的交通线（包括补给站）进行威胁。
（2）在敌占区展开牵制性攻击和游击活动。
（3）威胁或攻击敌人的独立部队和防哨，在有利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攻击敌人的主力。
第一种手段在这类战争中始终有效，但它的作用表现不太明显。如果防御者能够令自己的每个阵地都使敌人对交通线产生顾虑，那么它就发挥出了绝大部分的效果。前文说过，给养问题是对于双方都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问题。战略上的大部分措施，包括阵地对敌人的交通线的威胁及对敌人交通线的进攻，都以是否会遭到敌人的攻击为依据的。但是要想具体实施，交通线的状况、地形的性质或军队的特点等方面也必须具备适合采取这一行动的具体条件。
在敌区展开的报复性和掠夺性的游击活动，实际上就是真正的进攻手段。但是游击活动却结合了真正的牵制性攻击的目的，即削弱敌军的兵力。因此，它也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防御手段。但是，牵制性攻击也可用于进攻，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进攻手段，下一篇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仅仅是为了把防御者在战区内可能运用的一切小规模的进攻手段都列举出来。需要强调的是，牵制性攻击之所以被认为是进攻，是因为它的规模和作用可以大到足以使整个战争具有进攻的态势。在1759年战局开始前，腓特烈大帝对波兰、波希米亚、弗兰肯等地的行动便是如此。尽管这一战局只是纯粹出于防御，但是袭击敌区赋予了它进攻的性质，并且由于进攻的精神影响而具有特殊的价值。
当进攻者由于轻率行事而在某些地点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时，防御者就可以针对性地使用补充手段。这种行动通常来说只能在这种条件下实施。不过，只有当防御者具有显著的兵力优势或者卓越的方法和才能，能集中兵力，并能加强部队的活动和运动以补充其他方面的不足时，才能在这种行动中取得一定的成果。
菲利村会议
1812年9月13日下午，在菲利的一所农舍里，俄军在此召开军事委员会。参会人员有库图佐夫、巴克莱、贝尼格森、拉耶夫斯基等十几位军事将领。议题围绕着是坚持战斗还是放弃莫斯科来讨论。库图佐夫（左方坐者）认为俄军已消耗太大无力再战，与其让军队在不利的阵地上冒险，不如将莫斯科留给敌人以保存兵力。
对于前一种情况，我们可以以七年战争中的道恩为例，后一种则可以腓特烈大帝为例。事实清楚地向我们证明，道恩几乎都是在腓特烈大帝过分大胆和轻视他的时候发动进攻的。而腓特烈大帝几乎在不断地进行运动，力图用自己的主力消灭道恩的每一支独立部队。但是腓特烈大帝成功的时候很少，或者说成果不大，因为道恩既拥有优势兵力又十分小心谨慎。然而，这并不是说腓特烈大帝的努力是毫无作用的。实际上，这种努力本身就包含着一种颇有效果的防御——敌人为了避免进行不利的战斗而一直被迫处于小心和紧张的状态，以至于自己原本用来进攻的那部分力量也被抵消了。我们可以回想一下1760年的西里西亚战局，道恩和俄国军队就是抱着会遭到普鲁士国王击败的担心才不敢前进一步的。到此，我们已经谈到了关于不寻求决战的战区防御的主导思想、最主要的手段和整个行动的根据等一切问题，使读者了解了整个战略活动的全貌，至于它们的具体措施，如何选择阵地、如何行军等，前文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研究。
如果这时我们再从总体上回顾这个问题，就必然发现，当进攻态度不明确，双方不求决战，而相互阻止和抑制的内在牵制力量又太多时，进攻和防御之间的本质差别会逐渐消失。不可否认，任何一个战局的开始，一方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采取进攻的形式；但是他很可能而且往往很快就会转变，把一切力量投入到敌人的国土上保卫自己的国家。这种双方对峙的局面，实际上就变成了相互监视。双方都在考虑如何使自己在保本的基础上获得更多利益。有时候，原来的防御一方反而比他的敌人更咄咄逼人，腓特烈大帝就是这样的例子。
当进攻者越是不断放弃主动进攻的地位时，防御者就越不需要展开真正的防御，进攻和防御之间就越容易出现均势。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力图进行真正的战略机动。由于各种情况或政治意图而不允许进行大规模决战的战局，显然都或多或少具有这种性质。
我们把这种机动称为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较量。这种均势存在于所有不具有较大目的，即没有整体的运动的地方。无论双方兵力如何悬殊，都应该认为双方处于均势。整体的这种均势中也会产生一些较小型行动和目的，这时它们不再受到大规模决战和大的危险的束缚。双方统帅之间展开了运用技巧的斗争，以期在这样的小规模行动中赢得微小利益。而充满偶然性的战争如同一场赌博。这里产生了另外两个问题：相对于集中的大规模行动来说，这种小型机动中，偶然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胜负？智力的作用是否较大？后一个问题当然是肯定的，当整体分割的部分越多，对各次行动的具体时间、地点以及其他方面的时间和空间的考虑就会越多，智力的支配作用也就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智力所起的作用只会使偶然性活动的领域缩小了一部分，因此，前一个问题不一定是肯定的。也就是说，智力并不是统帅唯一的精神活动，也不是作决定的唯一因素。在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时，勇气、坚强、果断、沉着等性格方面的综合素质比较重要；而在双方力量平稳的较量中，这些性格因素所起的作用却比较小，智谋的特殊重要性不仅缩小了偶然性的活动范围，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上述这些因素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看，在进行大规模的决战中，这些性格因素却能够在偶然性所支配的大部分领域发生作用，并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智谋可能存在的不足。所以，在这几种力量的冲突和相互作用下，决不能武断地认为，偶然性在大规模决战中，比在双方力量平稳的较量中所起的作用更大。
使人们感到这种战略机动的重要性的，正是战略机动的这个方面。他们把这种技巧与统帅的智力和决策能力混为一谈，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与其说是统帅的智力在起支配作用，不如说是统帅的其他精神活动在起支配作用。
这种支配力量不仅源于巨大的感受，更源于未经深思熟虑的灵感，因为军事艺术既不是单纯的智力活动，也不是智力活动占支配地位的活动。另外，人们误认为战局中任何一次没有结果的活动都是与某一方或者双方统帅的这种高超的技巧有关。事实上，造成这种结果，是由于战争多种力量的冲突达到了平衡。
以前的大多数文明国家进行的战争，所追求的目的都是相互监视，而不是摧毁敌人，以致大部分战局都带有必然的战略机动的特点。倘若这些战局没有著名的统帅指挥，根本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如果一方甚至双方都是著名的伟大统帅，例如蒂朗和蒙特库科利，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这场战争的整个机动艺术是最杰出的典范。于是，人们将这种游戏看作军事艺术的完美作品，并将它确定为军事艺术研究的主要根据和杰出范本。
在法国革命战争以前，这种观念相当流行。但是，法国革命战争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天地。这个新天地最初或许显得有些粗糙，但它后来在拿破仑指挥的战争中形成了一套宏大的体系，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果。面对这些新的发现和伟大的思想，人们发现它的确来自社会状况的改变。然而，任何一种思想发生大变革时，都会产生不同的派别，在军事艺术中也是一样，旧观点的护卫者并不少见。新现象被他们视为粗野的暴力行为，他们甚至悲叹这是军事艺术的没落，认为只有平稳的战争才是今后军事艺术发展的方向。但是很显然，这是缺乏逻辑性的，只能把它看作是概念上的极端混乱。另一方面，认为旧的方法不会再现也是不明智的。因为军事艺术领域内的新现象很少是出于思想观念的新发明，其大部分都是由于新的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的改变所引起的。当社会状况再发生新的变化时，这些之前的战斗方式无疑又会重新出现。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无须再深入。在此，我们只想指出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较量在整个战争中的地位；指出它的意义以及它同其他事物的内在联系；指出它不过是双方在种种条件受到限制时的产物，是缓和了战争要素的产物。不可否认，一方较高明的统帅在兵力上和敌人抗衡时，可以凭借其手段得到某些利益；而在兵力较弱时，他则可以运用杰出的才能与对方保持均势。但是，要想在此寻求一位统帅获得荣誉和变得伟大的原因，将与事物的本质相矛盾。相反，这种战局倒是经常表明，双方统帅都没有伟大的军事才能，或表明，这样一位统帅由于条件限制而不敢发动大规模的决战。所以，这种战局永远不会为军人赢得最高的荣誉。
以上是关于战略机动的一般特性。接下来，我们将谈论战略机动对作战的特殊影响。它常常使军队离开主要的道路和城镇。然而，当军队到达一个战局中它本不应该到达的地方时，战争过程中的细节方面会经历更多波折，比在大规模的决战中要多得多。关于这一点，可以回顾一下七年战争中的最后五次战局。尽管战争的总形势没有变化，但是每一次战局的进程都各不相同。虽然联军的进攻意图比过去要强烈得多，但是同一个措施却从来没有重复使用过。
远征计划落空
库图佐夫决定放弃莫斯科，拿破仑以为胜利近在咫尺。他遥望着不远处的莫斯科，等待莫斯科的贵族代表团给自己献上莫斯科城门的钥匙。然而，俄军带走了所有的粮食，并将监狱的囚犯全部释放，最后一批撤离的士兵放火烧了莫斯科城。
在本章中，我们指出了军事行动中几种手段，及其内在联系、条件和特点。现在，我们进而讨论另一个主要的问题：我们能否从这些不同的手段中提炼出概括整体的原则、规则和方法？我们的回答是：历史从未向我们呈现出任何反复重现的形态，对于一个性质如此多变的论题，我们几乎无法制订任何理论法则，除非是基于经验之上的总结。追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不仅简单，且不受内在矛盾的约束，较为客观，并且能够服从于内在必然性法则，因此能够理性地制订规则和法则。但是这一点对于不求决战的战争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了。甚至大规模作战理论中的两个基本原则——毕洛夫的“基地宽度”和约米尼的“内线配置”，在不寻求决战的防御上也未被证明是有用的。然而，作为单纯的正规原则，它们应该是最有用的——时间越长，空间越大，这种形式就越有用，并将成为影响结果的一种优势因素。
但是事物的个别方面绝不会带来决定性的利益，这种手段加上当时条件的特点，必然能够打破一般原则。道恩元帅和腓特烈大帝在其个人决策方面的差别在于，道恩善于作宽正面的配置和慎重地选择阵地，腓特烈大帝则善于集中主力，紧临敌人，见机行事。这不仅取决于军队的素质，也源于他们个人所具备的条件，因为一个国王比一个要对上级负责的统帅的决策权更大。我们必须强调：批判者没有资格为不同的风格和方法分出高低，也无须考虑它们是否存在从属关系。它们并列存在，其使用价值只能通过每一个场合的具体环境来判断。
当然，在这里我们不详细列举由于军队、国家和各种情况的特点而可能产生的不同风格和方法。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本章中我们无法提出一般的原则、规则和方法，历史并未给它们提供依据，而且对于不同的战争，我们几乎都会碰到一些特殊现象。但是，从这一方面研究历史也是有益的。真理存在于所有情况之中，通常只有通过熟练的判断和长期的经验中得来的敏锐感觉才能加以辨别，但是这也为我们进行判断提供了锻炼的机会。我们只想提出一个概括整体的原则，或者不如说，我们要再次重复和明确一切问题的基本前提，并赋予它真正的原则的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所列举出的一切手段只有相对的价值，即双方都只能在某个范围应用它们。如果超出这个范围，适用的就是另一个不同的法则，它能够对战争起支配作用，那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象世界。
为了使观念更加明确，必须把完全对立的方式作为对象进行考察，而大多数战争是处于中间状态的，所以就必须看战争与哪种方式更为接近。
由此可见，首要的问题在于，统帅必须预先断定，他的敌人是否想用更大更坚决的措施战胜他。也就是说，统帅必须首先正确地预估情况，才能根据这个预估采取行动。
我们也将引用一些由于对情况估计不足而导致错误行动的战例，在这些例子中，一方的统帅并没有估计到敌人会坚决采取行动，因而他也没有事先采取相应的措施。我们可以看看1757年战局。奥地利军没有料到腓特烈大帝会如此坚决地发动进攻，以至于这边卡尔·亚历山大被逼得就要率领军队投降，那边皮科洛米尼的一个军团却还停留在西里西亚边境。
1805年，乌尔姆作为徒具科学形式、力量却极为薄弱的战略纽带的最后一端来说，虽然可以阻挡道恩或拉西那样的统帅，却不能阻挡拿破仑这个“革命皇帝”。
甚至在最浩大的1812年战局中，也出现过由于错误地判断敌情而采取不正确的行动的情况。在维尔诺的大本营里，一批有名望的人物坚持要在边境附近举行会战，目的仅仅是使敌人为进攻俄国而付出代价。而且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次会战失败的可能性极大。因此，他们最主要的错误就在于，对这一会战的价值估计不当——仅仅把它当作一次普通的败仗。
就算是拿破仑，也有过错误估计情况的时候。1813年停战以后，拿破仑认为，派几个军团就可以完全阻止布吕歇尔和瑞典王储所率领的联军的小部队。但是他没有充分估计到，刻骨的仇恨和逼近的危险在布吕歇尔和毕洛夫身上所起的作用。拿破仑对于布吕歇尔的敢作敢为精神一直都是估计不足的，后者从他手中夺得了莱比锡之战的胜利。在拉昂，拿破仑没有被布吕歇尔彻底击溃，这与他自己的估计错误无关。然而在滑铁卢，拿破仑终因自己的估计不足而难逃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