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
对立的根源还是存在于人本身，因此，通过哲学的思考是不能解决的。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下这些矛盾的因素在实际生活中运用时，也会由于部分相互抵消而结成一种统一体。这里所说的统一体是指：战争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绝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
《荣军，告别，1814.4.20》 贺拉斯·贝内特 法国
1814年3月法国投降之后，拿破仑被迫于4月6日签署退位书。1814年4月11日，拿破仑与反法联盟各国签订《枫丹白露条约》，条约规定：拿破仑及其家族放弃对法兰西帝国、意大利王国及其他国家的所有主权和统治权；拿破仑终身保留皇帝称号，其家族成员保留亲王称号；拿破仑即刻前往意大利的厄尔巴岛等。1814年5月4日，拿破仑被放逐到厄尔巴岛。图为拿破仑临行前在枫丹白露与卫队告别。
战争是国家间或者人民间政治交往所引发的，一旦爆发战争，政治交往就会中断。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战争其实不过是政治交往以另一种手段的存续，而政治交往通常是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着。战争时期所遵循及被约束的各种过程与情况，就是贯穿整个战争直到媾和为止的政治交往的轮廓。因此，离开政治交往谈政治是不切实际的。
在一场真正的彻底的战争中，那些我们在第一篇第一章中所提到的自己的力量、敌人的力量、双方的同盟者、双方的人民和政府的特点等都是有不容忽视的政治性质的。而现实战争也不像战争的概念所规定的那样，是一种趋向极端的努力，而是一种本身具有矛盾且并不彻底的存在。因此，我们必须把战争看作是另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这里所说的整体就是政治。
对于政治来说，来自战争本身性质的那些结论都不会作为根据。一旦战争中出现大量不确定性，政府采取的政治方式只会是利用自己的机器来战胜敌人。这样一来，战争就成了政治的一种工具。
因此，战争隶属于政治，那么它就必然具有政治的某些特性。政治越宏伟有力，战争也是一样，甚至达到绝对形态。所以我们不应该忽视绝对形态的战争，而应该不断考虑它。只有这样理解，战争才是一个统一体，我们才能在判断战争时立足于一个正确的观点，从而作出评价。
在一些具体的事宜，如配置骑哨、派遣巡逻哨上，是不需要考虑政治因素的。但是在制订战争计划上，政治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滑铁卢之战
1815年3月，被放逐了一年的拿破仑率旧部逃离厄尔巴岛，返回巴黎，迅速集结旧部，重新称帝并组建军队。与此同时，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等国结成第七次反法联盟，计划调集70万人的大军，分路进攻法国。6月17日，拿破仑击退布吕歇尔将军率领的普军后，赶往比利时小镇滑铁卢，于18日与英军在此对峙。正当两军疲惫时，摆脱法军追踪的布吕歇尔率普军赶到，加入战斗，猛攻法军右翼。战争持续到晚上9：00，拿破仑军队惨败。战后，联军很快占领巴黎，拿破仑被放逐到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依据的、准确判断事物的观点是十分重要的，只有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才能得到统一的理解，也才能避免矛盾的产生。在制订战争计划时，不能一会儿以军人，一会儿以将领，一会儿又以政治家的观点为依据，那么我们要讨论的是，所有这些其他观点是否一定服从政治这个观点呢?
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政治是用来集中和协调内政、个人以及哲学上所能提出的其他一切利益的。对其他国家而言，政治本身就是一切利益的代表。但是政治也有偏离方向的时候，即主要代表统治者的利益。但是无论如何，军事艺术都不能作为政治的导师。因此我们只能把政治看作整个社会的利益代表。
现在的问题在于，在制订战争计划的时候，应该是政治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还是政治观点主导军事观点，使其为自己服务呢？
上文我们提到，只有当战争是一场纯粹由敌对感情引发的斗争时，政治观点才会随着战争的爆发而消失。然而，战争是政治本身的一种表现，那么政治观点从属军事观点就不成立了，因为政治是由政治产生的，政治是头脑，战争是工具。因此结论是军事观点从属于政治观点。
在本篇第三章我们谈到过现实战争的性质，因而在此首先我们应该根据由政治产生的战争的特点以及主要轮廓的盖然性来认识战争。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必须将战争看作不可分割的整体，也就是说各部分活动必须集中到整体去，并且其他观点也必须以整体观点为中心。
现在我们更加明确了只有政治观点才能确定战争的主要路线和最高观点。因此我们得出结论，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的冲突，不仅是由事物的性质决定，也可能由不完善的认识能力引起。如果政治提出战争不能实现的要求，则表明政治本身违背了战争这一工具和前提。如果政治能够正确地判断战争事件的发展，那么它就能确定战争事件的性质以及与战争目标相适应的方向。
简单地说，军事艺术的最高领域是政治，不是外交文书上的政治，而是实际用于作战的政治。依照这一观点，我们不能对一个大规模战争计划进行纯粹的军事评价。无论是在制订战争计划时让军人从军事观点给出判断，还是把战争的指挥权交给统帅因地制宜制订出一个纯粹的战术或战略计划，都是荒谬的。
即使现代军事发展迅速且十分复杂，但是战争的主要方向仍然由政府决定。决策方是政府当局而非军事当局。这是由事物的本质决定的，因为没有对政治斗争的深刻了解是无法制订出主要的战争计划的。(https://www.daowen.com)
当人们说政治会对战争产生不利影响时，真正的含义是指责政治本身。如果政治目标同战争目标一致，从政治意图来说，它只会对战争产生有利影响，相反我们只能从政治错误中去寻找原因。
在战争手段中，当政治希望得到与自身性质不符的效果时，才会产生对战争不利的影响。但事实上政治经常会作出与自身意图不符的决定，当这种情况不断发生时，人们就意识到在进行政治交往时必须对军事有一定的了解。
有人认为，当君主没有亲掌内阁时，一个只懂公文的国防大臣，或者一个有学问的军事工程师，甚至一个征战多年的军人可以成为杰出的首相。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因为成为首相的主要条件不是了解军事，而是要有聪明的头脑、坚强的性格。至于军事知识可以用各种方式得到补充。法国军事和政治活动最糟糕的时期应当是贝尔岛公爵兄弟和舒瓦瑟尔公爵当权时，即使他们三人都是十分优秀的军人。
要使战争行为和政治意图相互一致，在没有一个既是政治家又是统帅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使最高统帅成为内阁的成员。但是这样的可能性并不多见，只有当内阁离战场不远，这样作决定才不至于浪费很多时间。1809年奥地利皇帝以及1813年至1815年反法联盟的各国君主的做法就是最好的证明。
向滑铁卢行进的法军
1815年6月，拿破仑在两个月内集结了近30万兵力，其中不乏老兵。但由于整个军队是在仓促中组建而成，缺乏训练不说，连枪械、弹药和马匹也不充足。此外，除了被拿破仑任命为陆军部长的达武元帅，军队的中高级指挥员十分缺乏。兵力的弱势也许是滑铁卢战役中法军惨败的原因之一。图为向滑铁卢行进的法军。
在内阁中，除了最高统帅之外的任何其他军人都无法起到正确而有力的作用。只有革命政府才会执行恐怖政策。因此，在1793年至1795年法国卡诺从巴黎指挥作战的例子在这里并不能说明什么，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历史。
18世纪90年代，军事艺术发生了惊人的变革，这种变革使一部分优秀军队的作战技巧失去作用。战争的成就已经超越了人们的想象，于是人们认为一切错误的计算都缘于军事艺术。实际上是过去的军事艺术一直被局限在狭隘的概念范围，一旦出现这个范围以外的可能性，人们便感到不知所措了。
有思想有远见的人就会明白，这种现象是源于政治对军事艺术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它使军事艺术无法完全而纯粹地存在，甚至成为一种耍花招的艺术。这种情况既不是偶然现象也无可避免。另一些人则认为，从奥地利、普鲁士及英国等国家的政治所带来的影响中，可以得到一切解释。
究竟让人们感到不知所措的是政治本身还是军事艺术呢？换句话说，究竟是缘于政治对战争的影响，还是缘于错误的政治本身呢？
与其说法国大革命产生的巨大影响是由于新型的作战手段和观点，不如说是彻底改变的国策、内政、政府特征以及人民境况引起的。其他各国未能及时认清这一点，企图用老方法与强大的新生力量抗衡也是政治上的错误。
人们也不能用军事的观点来看待战争以期待避免这种错误。如果有人想仅依据敌对力量的性质推论出一切战争结果，并以此为依据对未来的事件作出预判，这样的做法都是荒谬的。
只有当政治能准确地预计到法国这样的觉醒和欧洲政治中的新关系，它才能认清战争的大致轮廓，正确地选择战争的手段。因此，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取得巨大成果，主要是由于各国政府反对革命的错误政策带来的。
这种错误只会出现在战争期间，因为政治家依赖军事艺术，而军事艺术服从当前的政治，是政治的一种工具。我认为这种由军事艺术和政治共同导致的错误是无法纠正的。无论是本质上还是形式上，政治已经接近其绝对形态，但这样的变化产生的原因不是法国政府的革命，而是法国大革命改变了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政治格局。变革后的政治带来了不同的手段和力量，因此它产生的威力不可想象。
综上所述，军事艺术的变革实际也是政治变革的结果，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在此我们重申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的特点，我们必须用政治的尺度衡量战争；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不再按照战争的规律来思考战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