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汤普森（E.P.Thompson）在《理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Theory）里提出一种另类的主张，即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作品尽管堪称巨著，但同其19世纪40年代的开拓之作相比在某些方面却有所倒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尤其深陷马克思所批判的那套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分析框架而不可自拔，《资本论》的情况虽然不那么严重但也不容忽视。汤普森特别关心上述概念分析框架的两个特点：第一，认为有可能把“经济”同政治活动、宗教活动、法律活动、道德活动或文化活动分隔开，使之成为独立的或首要的研究对象；第二，政治经济学命题和方法论的静态性和非历史性。他指责《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实质上照搬了这两个特点，而《资本论》也只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克服。^[3]

我不完全赞同汤普森的看法。但我的确认为他的论点很重要，尽管有时夸张了些。马克思确实在19世纪40年代发起了对整个资产阶级文明的全方位批判，这不仅表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样极具哲学色彩的作品里，而且尤其表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该批判极大地超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明确关注的范围。马克思后来没有再如此详细地重新讨论那些论题，而且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作品中所证明的事情，就包括不可能按汤普森所反对的那样把“经济”抽离出来——马克思在当时的作品里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政治、法律、文化和道德领域发生的广泛社会变革紧密相连。此外，马克思还以明显历史性的方式来把握这些相互关联的变革。总而言之，他这段时间的作品为一种全景式的历史社会学打下了基础。

对马克思的评论易于忽视如下事情：人们虽然热火朝天地讨论过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的作品，但往往仅涉及其中的哲学内容或伦理内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抑或将其视为方法论方面的小册子（《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二部分肯定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经典中鲜有人问津的文本，尽管其中表现出马克思在经济与政治关系等问题上的丰富见解。本文写作的一部分原因就是重建平衡，即大致描述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作品里的那套一以贯之的（尽管常常论证不充分）有关资产阶级社会（而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社会学。我尤其关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判断。(https://www.daowen.com)

但不仅如此，我还循着汤普森的思路得到一个结论（至于理由这里不便详细交代），即本文所确立的语境是据以把握《资本论》那些更专门化关注点的正确语境。我曾在别的作品里从另一方面切入同一问题，主张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中期作品里的诸多特色论断，尤其是那些关于现代国家的根基和性质的论断，都在他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作品里得到重新探讨和拓展。^[4]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们不能把本文所发掘的那些相对被忽略的分析当作年少轻狂的言论而予以排挤或摒弃，相反，那些分析必定影响我们对马克思整个思想遗产——他对历史社会学的贡献——的评价。

最后，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进行阐述（expository）。我只想确立马克思思想中在我看来相对被忽视的分析。我不是不知道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话语缔造了各种问题，也不是不知道这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近年来的独立反思对象。但由于篇幅所限，我无法参与这两方面的讨论。因此，我的讨论几乎完全限定在马克思本人，而我自始至终的侧重点都是确立而非评价马克思对本文讨论问题的观点。鉴于学界通常忽视了我所探讨的论题，鉴于这些论题对我们从整体上反思马克思的社会学和政治学遗产有着根本的重要性，我觉得这样一种自我限定在这样篇幅的论文里是有充足理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