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政治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背景:政治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里宣称,他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因此,他接下来写道:“在本著作中谈到的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联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专门涉及这些题目的范围。”[5]次年年初,他同达姆斯达特出版商列斯凯(Leske)签订一部著作的出版合同,这部他从未写就的著作标题为《政治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在经历了1848年革命的爆发和覆灭、自己在伦敦的流亡生活后,重新捡起这部计划中的作品。到1851年春天的时候,他还很乐观地致信恩格斯:“我已经干了不少,再有5个星期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完成这项工作以后,我将在家里研究经济学,而在博物馆里从事别的科学研究。这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6]到头来,马克思在接下去的6年里并没有真正开始撰写他的“经济学”。他在1857年7月开始创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资本论》实际的初稿。

到了1858年2月,他已经在深入加工手稿,他的计划也日益成形。在这个阶段他打算写三本书:“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关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批判及历史”,“对经济范畴或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简短历史概述”。其中第一本书分为六个“分册”:(1)资本;(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在他后来出版的“经济学”第一部分即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里,他向世人宣告了这一计划。[7]

马克思写作计划后来的诸多变动非常复杂,这里不能详述。简而言之,他的六分册计划的第二分册和第三分册,即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最终被纳入第一分册(资本)的扩充版,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资本论》第1~3卷。计划中的“对经济范畴或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简短历史概述”的部分内容,表现为《资本论》第1卷现在的第24、25章,以及《资本论》第3卷的第20、36、47章。马克思在1861—1863年间,确实写就了讨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及历史”的实质性的一卷(其中也谈到某些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后来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为题出版。但这里要紧的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计划的“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第4~6分册的命运,即国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这些显然未被纳入改头换面的资本分册。马克思是不是放弃了它们,抑或他预计能够最终完成它们?1862年12月28日写给库格曼的一封信中一定程度上告诉我们马克思对剩下这三个“分册”的态度,以及它们同经过重构的“资本分册”的关系。马克思这样谈论那本经过重构的“资本分册”:(https://www.daowen.com)

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是精髓……至于余下的问题(除了不同的国家形式对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外),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8]

本文着重关注这里的“除了”,即国家形式问题。但我打算先谈谈语境。马克思显然认为,他在《资本论》里提供了他的市民社会批判的“精髓”。他毕竟相信市民社会的解剖要到政治经济学去寻找。但把握到如下事情也同样重要,即马克思原本把后来化作《资本论》的那些内容视为极其宏大的资产阶级秩序研究的一部分,这种资产阶级秩序最终将涵盖“法、道德、政治等等”,“经济学的玩意儿”在其中的地位并非压倒一切,尽管无疑是十分显赫的。或许有人怀疑,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否还打算恪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宣布的的整个计划。但对国家形式同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分析,至少到1862年为止依然是其研究对象的重要部分,而且重要的是,这种分析仍是其计划范围内的这样一个领域,他怀疑其他人能否在《资本论》本身打下的基础上完成他的工作。

可惜马克思从未写出他计划中的讨论国家的著作(更不要说那些讨论道德、法、市民生活等等的“小册子”了)。这种省略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因为即便我们不接受爱德华·汤普森的意见,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相当于一种“反政治经济学”,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的宏大批判因为深陷政治经济学家的概念世界而在其中失效,我们也毫无疑问要承认,鸿篇巨制的《资本论》扭曲了我们对马克思思想遗产的理解。它宰制着我们的解释,(似乎)执意把我们引向“经济”,使之成为严格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关注点的基石。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很晚才出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20世纪20世纪末30年代初之前基本上都还没有发表——这也强化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上述偏见,而且该“传统”至今还有热忱的拥护者,例如,科恩那部声名远播的著作就坚定地把国家、法、道德等问题置于(次要的)“上层建筑”领域。[9]因此我们务必谨记,马克思在其成熟时期确实打算把一本讨论国家的书纳入自己的“经济学”,而且他认为,要根据他在《资本论》里提出的见解推演出国家形式同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绝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没人敢说自己能写出马克思本人当年本该写出的那本书。但我想我们能够从马克思的作品里找到足够多的线索,对那本书的概貌窥知一二。这反过来也将有助于我们公允地理解《资本论》及其致力于考察的内容,即视之为精髓而非整个计划的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