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君及朝鲜内阁官员与驻朝中国军队将领密函的暴露

在攻陷平壤之前，日中战争究竟谁会取得胜利，朝鲜的官民对此一直心存怀疑，且很多人预料最后的胜利将归于中国。在中国军队尚未被消灭之际，大院君以及内阁成员常常在日中两国之间保持平衡，这时大院君、金宏集之辈偷偷地派心腹去平壤，与驻屯在该地的中国军队将领暗通款曲，以备将来中国获胜时可以逃避呵斥（平壤平定后，这些人给中国军队将领的秘密信函被第一军司令山县伯爵查获，并由山县伯爵送至我处，后来井上伯爵前往朝鲜，要将大院君驱逐出政府，其时特地取出这些秘密信函来质问他）。他们虽然当面听从了我国政府的劝谏展开了内政改革，但是在这样的时候却仍然无法将李鸿章的命令置之脑后，李鸿章曾恐吓他们不管发生了怎样的事情，朝鲜政府都必须拒绝日本的劝谏（这项命令，是在牙山开战之前，李鸿章通过袁世凯向朝鲜政府传达的。此事大鸟公使曾向我报告过），这是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弱小国家所难免的现象，似乎也可令人同情，然在他们怀抱二心期间，不管我国政府如何真诚地劝谏他们进行内政改革，他们往往都是左顾右盼，踟蹰因循，只是拖延时日而已。这也是朝鲜内政改革错失时机、久久未能获得成果的原因之一。

如上所述，朝鲜政府内部虽然互相倾轧争斗，但也深知若将内政改革的事业弃之一边的话，终究难孚国内外舆论的期望，因此也试图推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但是回过头来看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国的军队正不断地自大沽、山海关向平壤屯集，据说其兵力超过了两万，当时朝鲜的北部地区全都在中国军队的管辖之下。而由长野津陆军中将率领的向朝鲜进发的我第五师团，原本最顺的路线是经过宇品、马关直接行驶至仁川，但当时我海军内部有很多人认为，在目前中国的北洋舰队还有相当力量的情况下，分派一部分我海军力量，将我多艘运兵船暴露在马关以外的大海上并直航仁川的话，是相当危险的，是海军战术所不允许的，海军恐怕难以承担安全护送的责任。因此不得已全军官兵全都在釜山登陆，再从陆路向北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