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干涉前后德国的形势

这份公文，是今年5月5日我政府对俄、德、法三国政府的干涉作出最后回答的两三天之后，西公使邮寄来的函件。文中所论，明晰详密，有些虽系推论，但时至今日，也足证其所见不谬，也足可看出该公使娴熟的外交经验。

德国为何会为了他人的利益而不惜做出火中取栗的行为，从而使俄国能够肆意暴露出它的夙愿呢？其缘由也正如西公使在公函中所说的那样。如今仍有必要根据时局的演变来对此进行详述。对于日中事件，德国政府的态度从一开始就相当含糊不清。它时常会对我国表现出同情和友谊，而同时它的臣民却不断地向中国出口战时禁止的物品，有些退役的军人还公然参与到中国的军事行动中，德国政府对此也是睁一眼闭一眼，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去年11月份，英国向欧洲各国提出了联合干涉的建议，德国带头拒绝了英国的提议，此后却对我国频频表现出了好意。然而英国提出的联合干涉的建议，连本国的舆论也对此表示反对，最后毕竟无法诉诸实施。在今年的3月8日，驻东京的德国公使会见了林次官（当时我正在外地旅行，知晓两人的会晤），称接到了本国政府的电文，接着向我方宣读了这一公文：“德意志帝国政府劝告日本政府，希望缔结和约并将条件限定在适度的范围内。中国已向欧洲各强国提出了干涉的请求，两三个强国大致已接受了中国的请求，并互相做出了允诺。因这些国家进行干涉而在中国取得的报酬越大，日本所获得的就越少。因而我们认为，日本应在干涉尚未实施之前缔结条约最为明智。据德国政府接到的报告，日本提出了在大陆割地的要求。这一定会成为招致干涉的起因。”于是我立即指示林次官，向德国公使的好意表示感谢。但此时我国政府已经决定了日中媾和的条件，对已作出的决定不可做出轻易的改变，不仅如此，德国政府在日中事件上的言行往往真假难辨，所以对这一劝告，我们也并未认真对待。德国日后曾就此多次指责我们说，日本对这一劝告未加认真省察，而依旧我行我素，终于招致三国的干涉。然而当时对我国提出类似劝告的，又岂止德国一家！即使我国对于德国的劝告只是表示感谢还不够的话，这也不应成为使得德国突然改变态度而成为三国干涉的倡导者。俄国倒也罢了，甚至还与积怨颇深的法国共同联手来反对日本，我一开始就怀疑，德国的突然变脸，一定是出于其他的欧洲战略关系，也就是如俗语所说的出于某种丢卒保车的考量。且其立场的改变，似乎是突然之间作出的决定，4月6日，青木公使曾向我禀报，媾和条件已向外泄露，德国政府并未表示有重大的异议。4月12日青木公使也来电说，媾和条件在欧洲的报纸上受到较好的评价，尤其是赔款方面，金额再大一些欧洲诸国也不会表示异议，另外割地的要求，公使希望我政府坚持立场，不要动摇。然而到了13日，青木公使向我急告：“若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特别的经济利益的话，德国将表示反对。鉴于德国政府的友好诚意，日本有义务向其详细报告各种情况。为了缓和民众的激昂情绪，望及时将情况见示本公使。”仅仅相隔一天，而电文的内容竟有如此的差别，这究竟是何缘故？这若不是德国出于战略需要而发生的转变又是什么呢？而上述电文中所说的特别的经济利益云云，其时恰好是冯·勃兰特之流的人物正在为了中国而向德国政府以及部分社会人士频频进行游说并散布其谬论的时候，而德国政府就姑且利用了他的论调来作为一时的假面具，用以掩盖其真实面目。原本在东亚，英国最具有商业上的垄断地位。连英国见了这次的媾和条件，也表现出了相当的理解，对于德国在通商上可谓没有造成任何的障碍。于是我在4月19日复电青木公使说，日本自中国获得的通商上的利益，是依据最惠国条款，根据利益均沾的原则，因此其他国家都表示了相当的理解，为何反而会在德国引起如此的震惊？我对此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