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的来日

一、中国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的来日

(一)中国通过美国公使告知已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

广岛谈判破裂,张、邵两位使臣归国后,欧美各国对于日中事件的关注就更加敏锐了。由于张、邵两人所携带的全权委任状不完备,日本政府拒绝了与他们的谈判,这件事情谁都不能妄加评论,因为中国的历来行为,往往都不怎么遵循国际公法的规定,对此欧美各国也早有此认识,这次事情在欧美各国看来也并不觉得奇怪。他们的反应,与其是对中国政府的浅陋无识感到好笑,不如说是他们对日本以此为口实拒绝中国的使臣这一行为感到惊讶,觉得里面是否还隐含了别的企图和阴谋,对我国此后的举动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当时欧洲的三四个强国就仿佛像商量好了似的,其驻东京的代表都像我国提出了这样的忠告,即对于中国的要求不要太过分,就止于中国能够接受的程度,希望和平尽快回复。此外,《泰晤士报》上刊登了驻巴黎名记者布劳姆维茨的通讯,说是俄国政府已经指示其驻外大使,试图与英法等强国联手共同干涉日中事件,但此时正值中国自认战败真心向日本求和之时,欧洲各国表示不允许日本从中国大陆割去一寸土地,也正是在这一时候,这可说是泄露了几分欧洲强国对我国的态度。

这样,欧洲的形势渐渐地显露出了几分不稳定的迹象。当初政府所决定的方针,是将事态严格限定在日中两国之间,不允许第三国有进行任何交涉的余地,这样的方针恐有难以维持之虞。事到如今,再想获得欧洲强国的暗中允诺或默认恐怕为时已晚,不仅如此,仓促之间要改变我国的既定方针也非情形所允许。因此我认为,还不如尽可能诱使中国政府尽早再派议和使臣,迅速地结束战争以恢复和平,以此来一新列国的视听。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对中国政府丝毫不透露媾和的条件,而应在中国再派使臣之前,至少将最重要的条件知照中国,使他们事先有所决定。于是在2月27日,我方通过美国公使向中国政府告知说:“日本政府认为,于中国除了确认军费赔偿和朝鲜独立之外,作为战争的结果还应割让土地,以及为了规范将来的交往,应缔结一明确的条约,以此作为谈判的基础,然后重新派遣具有全权的使臣,若非如此,再派遣任何议和使节也是枉然。”与上述的电文正好岔开,18日中国政府也通过美国公使向我方提出了如下希望:“任命内阁大学士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赋予一切的全权。日本政府认为以何地点为两国全权委员的会商之地为宜,请尽快电复。”根据这份电文,李鸿章将作为头等全权大臣来日本这已经确定了。于是我于2月19日再发一份电文,再次催促中国政府对我上次电文中提出的要求作出回应:“在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本月18日发出的电文作答复之前,请先确认中国政府是否已经依照日本政府本月17日的电文派遣其全权大臣。”对此,2月26日美国公使受中国政府委托,将总理衙门王大臣致该公使的公函抄件转发给我。在这份公函中,中方表示,已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希望就本月17日日本政府的电文中提及的各种问题进行商议,李具有执行上述公务的全权。中国政府的决心至此已可见其端倪。于是日本政府选定了马关为此次谈判的地点,并将此意电告了中国。上述的这些电报还是像以前一样,都是通过驻东京和北京的美国公使转发的。

(二)李鸿章抵达马关及第一轮马关谈判

接到中国派来使臣的确切消息后,我又自东京出发前往广岛,3月15日与伊藤总理一起再次被任命为全权办理大臣,3月17日晚上离开广岛,18日抵达马关,19日一早,伊藤总理从宇品[35]出发,李鸿章从天津出发,几乎同时来到马关。我立即向中国的使臣通报了我们全权办理大臣的官爵和姓名,同一天还告知对方,将在翌日的20日举行两国全权大臣的会面,届时交换各自携带的全权委任状。

20日,两国的全权大臣举行了第一次的会谈,互相查阅了彼此的全权委任状,确认完全没有问题后将此进行了互换。

(三)中国全权大臣提议停战

这时中国使臣取出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在开始媾和谈判之前先议定休战的事项。这份备忘录中说,在开始商议媾和条约之初,两国海陆军立即停止一切战斗,然后进入媾和条款的谈判。这项提议已经通过美国公使向日本政府提出,日本政府回答说,需等到两国全权大臣会谈之时再讨论如何休战如何讲和,因此在此再次重申此前的提议,盖休战一事乃是媾和条约得以成立的第一要义。我全权大臣对此答应说,明天再给予答复,至此,第一天的会谈就算结束了。但是,李鸿章因与伊藤总理是旧识,又再次展开会谈,一直持续了几个小时。李鸿章不像一个古稀的老人,状貌魁伟,言语爽快,有若曾国藩,令人想起外界对他的评论,说他足以言辞压服对方,诚哉斯言。但是这次的谈判使命,一切都使他处在了不利的位置。在双方的会谈中,伊藤全权表示,上次中国张、邵两位使臣来的时候所携带的全权委任状内容上不够完备,不仅如此,当时中国求和的诚意也不够,最后和谈未能进行,让两位使臣回去了,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对此李鸿章表示,今日中国倘若没有真切求和的诚意,就不会任命我来担当此重任了,我若没有认识到媾和的必要性,也不敢来担当这一重任。李的话语中,暗中含有抬高自己的身份以博取我方的信任之意。他还表示,在亚洲,日中两国是难以躲避欧洲强国关注的两大帝国,且两国人种相同,文化、制度同源,如今虽一时发生了交战,但应恢复双方永久的友谊,此次若能止息干戈,那不仅能重启长久以来的交往,还可期待彼此成为更为亲睦的友邦,当今能洞察东亚诸国对西洋诸国出于何种位置者,天下谁能出伊藤老之右者!西洋的大潮,朝朝夕夕都向我东方涌来,这实在是需要吾人协力齐心共同抵御的,如今正是黄色人种互相携手共同对抗白色人种,不可有所懈怠的时刻,我相信这次的战争不会阻碍我们两大帝国重新成为天然的同盟。李还赞扬了近年来日本的改革事业,称赞说这都由于伊藤总理的执政英明,并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尚未显出实效,都是由于自己才拙能弱的缘故。他继续说道,这次的战争,实际上收到了两个好结果,其一是日本在利用欧洲海陆军的组织功能方面成功显著,这是显示黄色人种丝毫不弱于白色人种的一个明证;其二是通过这次的战争,促使中国从长年的昏睡中惊醒过来了,这实在是日本促进了中国的自我奋发,帮助了中国未来的进步,裨益宏大。在中国人中,尽管一味地怨恨日本的人相当不少,我倒是觉得要感谢日本之处不少,我在此前已经讲到,日中两国乃是东亚的两大帝国,日本有不逊于欧洲各国的学术知识,而中国具有取之不尽的天然资源,将来两国若携手合作的话,与欧洲强国相拮抗也未必是很困难的事。简而言之,李在一味地羡慕我国改革的进步,赞美伊藤总理的功绩,此外还纵论东西方天下大势,告诫说不要因兄弟阋墙而招致外侮,倡导日中同盟,暗中隐含了尽快媾和的必要性。其所谈论的,不过是今日东方经世家经常所发的论调。不过他纵论滔滔,想要博得我方的同情,话语之间又交杂着嬉笑怒骂,试图掩盖战败者屈辱的地位,其老到圆滑的做派反倒显得颇为可爱,真不愧为当世中国的一大人物。

(四)第二轮马关谈判和我国全权大臣对李鸿章提议的答复

3月21日,我全权办理大臣提出一份备忘录,对中国使臣昨日的提议作出答复。其大要为: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认为,由于此地与战地相距辽远,我方并不认为约定休战是媾和谈判获得圆满结局的必要前提,但若能提出一项足以保证两国均等利益的条件,察之目前的军事形势,并顾及双方终止交战后的结果,我方声明宜附加以下之条件,其条件为:日本军队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以及该处的城堡,驻扎在上述各处的中国军队将一切的武器、军需物品交给日本军队,天津、山海关的铁路归日本军务局管辖,在休战期间,中国负担所有日军的军事费用,中国对此若无异议,将再提出实行休战的具体计划。李鸿章默默地阅读了这份备忘录,脸上出现相当惊愕的神色,口中连呼太过分了。就当时的战况而言,我方当然没有必要停战。我们原本是想立即进入媾和谈判的。在这样的场合,他们提出希望停战,我们也只得做出回应。若我们对此冷冷地加以拒绝的话,恐有违各国通常的惯例,因此提出了如此苛刻的条件,迫使他们自己撤回停战的要求。他们见了这份备忘录,连呼太过分了,也并非没有道理。李鸿章连连声称这些条件太严苛了,如此严苛的条件中国毕竟无法承受,恳请日本政府再考虑一下,希望另外提出一份和缓一些的草案。他们的苦苦哀求我们也曾有预料,不过如今我们已没有必要再另出一份方案,于是伊藤总理就表示,如果中国使臣对本案能提出一份修正案,我们也不拒绝对此进行讨论,我们自己不可能再提出另一份方案。这一天的谈判,就是他们一个劲儿地请求我们再加考虑,我们只是对他们的请求屡屡拒绝,外交谈判上往往就是这样,双方之间就一件事情反复发出不同的声音。此后他们就将停战问题暂时搁置一边,询问我们的媾和条件。伊藤全权回答说,停战也未必是结束战争的第一步,因此也不妨直接开始商谈媾和问题,不过中方若不撤回停战的要求,我们就无法提出媾和问题。谈到这里,他们的语气言辞发生了些变化,仿佛是如怨如诉。他们表示,日中两国是天然的盟国,日本如果真的希望和平,也要稍微留意一下中国的面子,这也很重要,当然在今天,日本有权利对中国提出任何要求,但是这些要求也要适可而止才是上策,如果强行超越这一程度的话,日本只能得到和平的空名,而无法得到和平的实利,说起来这次的战争乃是起因于朝鲜问题,如今日军不仅占领了该王国的全部领土,还想占有中国版图内的许多地方。天津、大沽、山海关,都是扼守北京的要地,如果这些地方都为日军所占领,帝国都城的安稳根基,岂非顷刻化为乌有?这岂是中国能够忍受的?对此,伊藤全权大臣表示,我们的行为总的来说并无不当,若要追溯这次交战的起因,今日无暇讨论此事,我们只想尽快地平息这场纷争,今天为了日中两国,尤其是为了中国,当务之急是尽早结束战争,且对天津及其他地方的占领,毕竟只是暂时的保证措施,我们当然没有破坏这些城市的意思。双方反复进行了这样的交锋之后,李鸿章表示,这一停战条件太过苛刻,且这次谈判的首要目的是和平而非停战,我相信日本方面也抱着同样的愿望。伊藤全权大臣答说,是这样,我们也恳切地希望迅速恢复和平。然后他语气坚定地说,我刚才已经谈到,倘若不预先撤回停战问题,就很难论及媾和问题。李回答说,希望给予几天时间让我们好好考虑这一问题。我方表示,也不妨给你们一些时间考虑,不过如今两国人民都翘首关注着我们的谈判结果,我们相信,尽快地完成我们的使命是我们当然的义务,因此希望在三天之内给予确切的答复。这天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五)第三轮马关谈判,中国全权大臣撤回停战问题

在3月23日的会谈上,中国使臣提出了一份备忘录,表示撤回停战问题,希望直接进入媾和谈判。于是我全权大臣答应明天提出媾和条约的草案。这一天的会谈这里没有特别要记述的内容,但李鸿章称有一个提议,希望日本政府的媾和条约案中不要有任何牵涉其他外国利益的条款,换言之,在媾和条约中不要有刺激各外国感情的条款,总而言之,希望媾和问题尽可能局限在日中两国之间,尽可能避免他国的干涉(这样的词语只能暴露出他的掩耳盗铃之愚)。自去年以来,他是如何的一再要求欧美强国的干涉,这样的事例不一而足。听说日后他在接到了我方的媾和条约提案后,在4月1日立即将这一提案的概要电告给了总理衙门,同时在电文的最后写道:“以上情节,并祈详密告知三国公使。至日本所拟通商新约详细节目,一时务乞毋庸告知各国,恐见其有利可沾,彼将协而谋我云云。”[36]4月2日,总理衙门致电李鸿章称:“7日[37]德国公使来访,称据近日本国政府来电,德国已电告本国驻日本公使,命其与英俄两国公使共同从中调处。”他们只要对自己有利,不仅不躲避各国的干涉,反而还对他们的干涉心存欢迎之意。在辽东半岛交还的问题发生之后,海内外报纸的舆论怀疑李鸿章事先已和德璀琳和冯·布兰德等商妥,在派到日本来之前,已与俄国和其他强国秘密说定,所以李才会在谈判上轻易地答应了将半岛割让给日本,更有甚者,说李离开马关时,嗤然一笑,吐了吐舌头,这更是无稽之谈。何以言之?事实是,在割让奉天省的谈判上,他一再坚持不让,反复抗争,在4月5日的照会文中,还详细论述割地一事对未来日中两国的永久和平必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奉天省乃我朝肇基之地,若其南部各地为日本所有,成日军海陆军之根据地,即可直接扼我京师之咽喉。故我国臣民若见此和约,必定认为日本乃是夺取我祖宗之地置备陆海军,乘隙行动,欲与我国成永久之敌。”不过这份照会,只是对敌国的一个表面上的外交抗争,里面还是充满了一些虚情假意的言辞,令人有些讶异。在4月1日,即这份照会发送的前四天,李在给中国政府发送的电文中有这样的陈述:“奉天乃满洲之心脏,中国万万不可将此让与日本。然日本若不可撤销奉天半岛割地之要求,和局也终难达成,两国亦唯有战斗之一途。”若这是他自己发给本国政府的电文,无疑是他内心的真情实话。此后在媾和谈判上屡屡遭到了困难,听说李在4月11日发给总理衙门的电文中这样说:“英国政府已在袖手旁观。未知俄国的意向究竟如何?”由此看来,在他离开天津之前就已有了某种密约,这只是空穴来风而已。对此,伊藤全权大臣立即回答说,这一问题完全只与日中两国相关,不容他国干涉,吾人深信,完全没有招致外国干涉之虞。然而这一天李鸿章在离开会场返回旅馆的途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