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就与中国的请和条件是否告知欧美各国展开讨论

这一时期，欧洲各国都想要知晓我国政府对中国提出的具体条件，他们使尽百般手段，四方探听，不时提出些主观推测的说法，往往对我国抱有不恰当的恐惧和疑虑，危机随时有可能爆发。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多次与伊藤总理商议此事，结果得出了如下两个可能实行的方针：（1）或者是公示或暗示向中国提出的条件，事先获得欧美各国私下的认可或默许，以防止日后的误解；（2）或者是在中国怀着诚意提出和平的希望之前，将我方准备提出的条件深深地隐藏起来，将事情严格限定在日中双方之间，不使第三国事先有任何进行交涉的可能性。起初我是赞同第一条方针的，但伊藤总理认为，日中媾和条件一旦向外界公开之后，外国多少会进行干涉，对这一难免会出现的情况我们事先应该意识到，如今我方若首先向各强国提示对中国提出的条件，并期望得到他们的认可或默许，这样反而会给一个他们事先插手的机会，如果这些条件中有若干内容他们表示反对的，我们在事先知道了他们的反对意见后仍然向中国提出呢？还是为了避免第三国的异议而自己主动取消或降低对中国提出的正当要求呢？只有这两个选项。这两个选项都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倒不如完全不考虑外界的意见，就在现在向中国径直提出我方要求的条件，换句话说，我们对中国要获得所有的战争成果，事后若遭到其他强国的反对，再由政府进行充分的讨论，提出适当的应对方针，不如这样更保险一些。这一看法与上述的第二个方针或选项比较接近，总理的这一意见大致获得了内阁官员以及大本营各重臣的认同。说起来在重要的尺度上，上述的两项方针都不分轩轾，这两点考虑原本都是对将来结果的一个预测，在如此微妙的问题上任何人都无法洞见到未来的得失，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将这件事情经内阁讨论后做出决定，我本人自然不会固执己见，于是就毫不犹豫地赞同了伊藤总理的看法。后来经由驻北京和东京的美国公使与中国政府间往来的电报，也非常注意防止泄露我方的要求，不可让中国和其他国家了解到我方最后条件的任何端倪。因此我最初起草的条约草案也一直深藏于匣底，在时机到来之前不出示给任何人看。在中国派出的媾和使节将要来到日本时，我在将该条约草案带往广岛去之前，特意在首相官邸向在京的大臣出示这份草案，征求他们的意见（当时伊藤总理也在东京）。内阁大臣对此都没有异议，于是我在今年（1895年）1月11日与伊藤总理一起从东京出发前往广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