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内外形势

如今各国割据的形势，往往是甲国所期望的，也是乙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彼此利害关系相互出入，而所谓的战争，决定最终结局的，也不是仅仅依靠炮火、刀剑，如果不能在外交的交涉上灵活机敏，交战者往往会濒临意外的危险。虽说如此，倘若没有武力作为后盾，你在外交上不管如何的有理有据，最终还是难免会遭到失败。这次三国干涉突然发生的时候，试想一下我们的外交背后有些什么样可以倚靠的坚强后盾呢？当时《马关条约》的谈判已经进行了一半以上，媾和条约的签署也已及垂成之期，小松宫大总督与帷幕的谋臣一起几乎将全国的精锐部队都集中进发到旅顺口去了。这里当然不便谈论军机战略的得失。只是当时军人中的气焰，似乎是躯体不跨黄海之波，双脚不踏爱新觉罗氏的土地，几乎都会被同侪所不齿。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这样的气焰当时几乎无人能够抑制。陆军既已如此，再加之我军的优势舰队几乎都已出征在数百里[39]的海外，沿海的守备处于虚空状态。4月24日御前会议的决定实在是基于这样的形势而作出的，在今天不可将此过失归咎于任何人。而且去年秋冬之交，欧洲强国动辄就要对日中战局加以干涉，这样的情形已经出现了不止一次，如果这样的干涉突然出现在平壤、黄海战役之后，或者是旅顺口、威海卫陷落之前，将会使我方的战局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幸好自去年7月牙山、丰岛海陆战以后的数月之间，尽管中国屡屡请求欧洲强国居中干涉，最后我们还是使我们的敌人低头平身，以割地赔款来乞求和平，使我们征讨中国的军队可以心无旁骛地专心于战事，在北方蹂躏其奉天、山东的山河，进而可直抵其直隶地区，在南方，则占有了澎湖列岛，逼近台湾全岛，使得当地的居民背负肩扛四处奔逃，其间没有遭到欧洲强国的任何干涉和阻拦，这难道只是偶然的好运么？在战争结束之际，难免会遭到欧洲强国一定程度的干涉，这一点我们并非没有预料到。今年1月27日的御前会议上，伊藤总理在其奏闻中已经表示了这样的忧虑，特别是要中国割地一事，自去年以来已可隐约预测到俄国的干涉意向。有人质问，既然已经推测到了其干涉的意向，为何还要提出之后不得不放弃的割地要求呢？对此我不想辩解说，我们不必事先来窥测外国的鼻息而徒然损害自己战后的权利。为何这样说呢？窥测鼻息一词用得也许并不恰当，今天各国为了争夺各自的功名利益，百般刺探，互相揣度对方的计策，以充分了解彼此的外交图谋，避免彼此间的猜忌，以求将来避免互相间的纠纷，这也是外交上的一个重要权宜做法。但是当时我国国内的大势，究竟能否允许我们毫无顾忌地使用这样的权宜做法呢？正如我在前一章（日中媾和的发端）中所述，当时一般的国民就不说了，就连政府内部，也是希望中国的让步越大越好，帝国的荣耀越辉煌越好。在广岛的御前会议上，有人见到我提交的媾和条约草案，就提出在割让土地方面，除了辽东半岛之外还应加上山东省的大部分，当然，其他也有不少人希望割让的土地要再多一些。更何况还有人主张，要将战旗推进到金州半岛，在皇军攻陷北京城之前绝不与中国人议和。整个社会充满了胜利的狂热，虚妄的欲求几乎达到了顶点，如果在媾和条约中漏掉了要求割让以军人的浴血奋战而攻取的辽东半岛这一条，会使一般的国民感到何等的失望！岂止是失望，就当时的气势而言，是否会允许条约如此签订，也实在是大可怀疑。在国内外的形势互相冲突的情形下，如何做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实在是相当困难的。如果硬要做出一个妥协的方案，在国内必然会引发动荡的局势，其造成的危害，反而会更甚于将来有可能发生的外来的干涉，这点必须考虑到。身处这样困难的内外形势，政府权衡了市局的轻重缓急，首先解决重大而急迫的问题，将轻缓的问题稍后再考虑，且尽量减缓内部的困难，竭力限制外部的压迫，即使不能完全限制，也尽量设法使其祸害的发生向后推迟，这些都是我们外交上所必须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