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京都会议

此时，我断定，如今已经到了实行政府当初决定的时机，即对俄、德、法三国可做完全让步，但对中国则寸步不让。于是在5月4日，在我京都的旅寓，与当时在京都逗留的内阁大臣以及大本营的重臣举行会议（这天的与会者除伊藤总理之外，还有大藏大臣松方、海军大臣西乡、内务大臣野村、海军军令部长桦山），我在会上向各位陈述了如下的意见：如今姑且全盘接受三国劝告的要求，首先在外交上将一个葛藤了断；另一方面，在《马关条约》的批准交换上则毫不让步，不得有任何的拖延，坚决予以实施。出席会议的文武高官都认为作为眼下应对危机的措施，我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对此并无异议，但是讨论如此重大的问题，就像此前一样，在大致同意了其基本精神之后，对其所附带的具体的细节，往往也各有不同的看法，因此会议开了几乎一整天。现在试举一个例子。作为三国干涉的结果，辽东半岛要归还给中国人了，这实在是无奈之举，但是归还一事，是提出要求若干赔款的归还条件呢？还是无条件的作为恩赏归还给他们呢？如果要求若干赔款的话，事先还需向俄国和其他两个国家告知并获得它们的同意，不然的话，日后恐怕还会引起麻烦。考虑到将来的时局变化，这样的意见自然是很有道理的，对此，我发表了这样的意见：有关这一问题，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对俄国使尽了一切办法，进行了反复的磋商和谈判，但是他们坚持初衷，丝毫不接受我们的想法，到了今天，我们在完全接受了他们的劝告的同时，还要提出其他条件，获得他们的私下同意和默许，结果使得他们再次怀疑我们的诚意，这样的做法恐非上策，而且在事先征得他们的私下同意和默许的时候，如果他们依然强硬地坚持辽东半岛的归还不允许有任何的附加条件，按照如今的情形，我们依然无法对此提出抗议，所以我认为，对于三国的回答，就完全止于接纳他们忠告一事，不要谈及是否有归还条件，这样我们日后在外交上还有回旋的余地。伊藤总理一开始就持与我相同的观点，其他的阁僚也就赞同了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