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权大臣对此的答复

4月5日，李鸿章就上述日本的提案递交了长篇的备忘录。这里仅举其大要。首先在绪言的开头部分说：“日本政府的媾和条约草案已经仔细阅读，对其关系至重的条款尤其进行了反复研讨。但本人毕竟身负重伤，精神体力尚未回复，本备忘录的答词若有不够周密之处，实在是由于伤疾未愈、心力不济之故，尚祈谅察。数日之后再作一一详答。”然后对该条约草案的主要四条内容，即（一）朝鲜独立；（二）割地；（三）军费赔偿；（四）通商权利这四个部分他做出了如下的回答。（一）关于朝鲜的独立，中国已在数月前声明，承认朝鲜的完全独立，故对此次条约中记入此立场没有异议，不过日本也应做出同样的承认，因此在日本提交的条文中应作出相应的修改，在朝鲜问题上日中两国的权利应该平等；（二）关于割地，日本提出的媾和条约草案的“绪言”中称，缔结媾和条约以使日中两国臣民消除将来的纷争，然而此次要求割让的土地，若真的强行割让的话，不仅不能消除彼此的纷争，且今后不然还会不断产生纷争，导致两国人民子子孙孙互相仇视、永无止息。吾辈既为两国全权大臣，当为两国臣民深谋远虑，缔结一份维持永久和好相互帮助的条约，以保东亚的和平大局，中日两国为比邻之邦，历史、文学、工艺、商业相同，何必要成为如此之仇敌？作为千百年来国家历代相传之基业的土地，一朝遭到割弃，其臣民必然会饮恨含冤，日夜图谋复仇，奉天省乃我大清朝的发祥之地，其南部一旦为日本所有，成为其海陆军的根据地，随时即可直捣北京，中国臣民见此条约文案，必定会说，日本欲取我祖宗之地作其海陆军的根据地，岂欲永久与我为敌耶？日本在此次交战之初，不是向中外屡次申言，与中国兵戈相交，乃是为谋朝鲜之独立，而非贪中国之土地？倘若日本尚未丧失其初志的话，应该酌情修改该条约的第二条（指割地的条款）及相关条文，使其成为维持永远和好、彼此相互帮助的条约，为东方亚细亚筑起一条长城，以免受欧洲各国的凌辱。如果不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只是依恃一时的兵力而恣意诛求的话，则中国臣民必定会卧薪尝胆，图谋复仇，如此，东方两国将同室操戈，永久仇恨，互相不施援手，只能招致外人的掠夺而已。李对割地的要求一再进行驳斥；（三）关于军费赔偿，此次战争不是中国先下手，也不是中国侵略日本的领土，从道义上来说，中国不应赔偿军费，不过在去年10月，中国对美国的调停曾答应过赔偿军费，这完全是出于恢复和平安定民生的目的，赔款的金额若不过分，我们可以允诺，原本日本曾宣布，发动这次战争的本意完全在于使朝鲜获得独立，而中国已在去年12月25日发表声明，承认了朝鲜的独立自主，那么一定要中国赔偿军费的话，也应当止于中国承认朝鲜独立的那一天，对以后行为要求赔偿是无理的，倘若中国真的缺乏财力，即便一时强行签约，将来也无能力偿还，届时日本必定会责备中国违约而重启战端。这次日本提出的赔款金额，毕竟不是中国目前的财力所能承担的，理由一是中国无法增加国内税，理由二是海关税受缚与各国的条约无法立即更改，理由三是中国目前的信用等级已被大幅降低，也无法募集外债。李在列举了上述理由之后，引述日本的报纸说，日本政府迄今为止在这场战争上所花费的实际军费不会多于一亿五千万日元，更为甚者，李还要求将日军缴获的战利品如中国的军舰、军需物资等应加以折算冲抵，从赔款中扣除，声言赔款要加利息的做法是无理的，总而言之是要减少赔款的金额；（四）关于通商权利，本条内容极为复杂重要，一时无法一一研究应对，对这些内容，目前暂时作为观察的对象，以后再酌加修改。这份备忘录给人的感觉是，对我方提出的草案，中方有表示同意的，也有若非修改碍难同意的两个方面，对于双方缔结新的条约，中国的态度也是一样，希望以中国与欧洲各国的现行条约为基础，但必须在本条的首项中加入两个缔约国互相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的言辞。另外有关降低抵代税的问题，中方表示，日本此次已经提出了巨额赔款，再要中国降低税费，实在是目前中国的财力所无法承受的，中国不仅不可壅塞财源，还应当设法广开财源，眼下日本正努力与欧美各国修改条约以增加税率，在此之际倒反而要中国将本来就已很低的税率再度下降，实在是没有道理。李还表示，豁免进口货物的关税，多年来一直是驻北京各国公使的要求，而这一目的也一直未能达到，大凡在各国中英国是拥有最多通商权利的国家了，最会获取商业利益的也莫如英国人，英国商民曾屡屡吁请英国公使要中国豁免厘金税，至今也未取得效果，乃是因为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李还引述了英国的蓝皮书，列举了额尔金、威妥玛等人的言论来予以辩驳。李的备忘录，首先是强调双方对等的权利，其次对降低抵代税要求的一味诉苦，备忘录的最后这样写道：“本大臣在此有一忠告，乞贵大臣谅听。本大臣为官以来几近五十载，自思余日无多。为君国尽职，此次媾和事件恐亦为最后一次。在此衷心期待条约能妥为签署，不受他人诟病。以使两国政府巩固将来永久之友谊，使彼此人民今后相互亲睦，以如本大臣无穷之愿望。如今和议成功在即，两国臣民今后数世之幸福与命运，均在两国全权大臣掌中。吾人当遵循天理，师法近来各国政治家深谋远虑之心意，以保两国人民之利益与福祉，以尽各自之职守。日本国方今势力正健，人才众多，日趋隆盛，今赔偿金额之多寡，割地之广狭，与日本应无重大关系，两国政府及两国臣民将来当永修和睦耶？抑或永远仇视耶？此与日本之国计民生关系至大。此最当加以深思熟虑。……向后东亚两大国民之永远亲睦、彼此相安福泽绵长，实在此一举。恳望贵大臣熟虑筹划。”这份备忘录，洋洋数千言，实在是笔意精到，言辞恳切，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其立论，不免时现谬误，且他总是试图避开实际的问题，只是高谈阔论东方大局的危机，在论及日中两国的形势时，在褒扬日本国运的同时，也竭力陈说中国内政的困难，在激励对方取悦对方的同时也在乞求对方的怜悯。他从当今的境地出发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也实在是言出无奈。我收下了这份备忘录之后立即将此携往伊藤全权大臣下榻的旅馆中，两人对坐仔细审阅，商议应对之策。伊藤全权大臣认为，应对其加以精确的辩驳，首先务必要使其从迷梦中幡然醒悟，如果不是这样，他无法理解方今彼我双方的正确地位，一再诉诸哀情痴言，只会拖延谈判的进行，我们首先要对他论点的谬误加以批驳，不然会使局外的第三方怀疑我们是胜于力而屈于理。我深知伊藤全权的想法未必无理，但当初我在与李经方商定媾和条约议定的顺序方法时，说好了讨论只限于事实问题，中方或是答应我们的整个提案，或是进行逐条修正，其目的就是为了禁止像这次中方备忘录那样的泛泛之论，如今我方一旦开启了对泛泛之论加以批驳的端绪，又给他提供了一再反驳的机会，如此双方反复争辩，结果我们就落到了疯人狂奔不疯者也狂奔的境地。加之使对手无法切入正题而只是在枝节问题上纠缠，原本就是中国外交的惯用伎俩，于是我主张我方不如按照此前的约定，讨论整个的文案或是对具体的内容逐条议决，我方与其要占据争论的高地，不如夺取指定的位置，此为上策。伊藤全权大臣也终于同意了我的意见。